诸葛亮自贬三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自贬三级？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谋士，他为刘备成为一代英豪付出了不少努力，蜀国也正因为有诸葛亮才能够变得足以和魏国、吴国对抗。历史中诸葛亮曾自贬三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自贬三级？下面为什么网为您解答。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故事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出悲剧。大家对此讨论的很多，本人不才，也凑凑热闹。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古训在谨慎的诸葛亮身上应验了。由于马谡确实是智谋之士，曾向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马谡甚至以诸葛亮为“父”而事之。因此，诸葛亮对刘备的嘱托不以为然，一直认为马谡是“当世之英才”，对他仍然非常器重，经常和他通宵达旦地讨论军国大事，使得睿智的诸葛亮被马谡夸夸而谈的谋略和理论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没有“透视”出马谡“言过其实”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时，在关键时刻，诸葛亮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面对马谡的主动请战，听信了马谡轻敌的豪言壮语和所谓的“军令状”，就没有安排其他久经战阵的宿将为先锋，而是任命马谡为先锋官。尽管选派了“平生谨慎”的上将王平担任助手，但是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马谡却坚持以违背实际情况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作出了错误的战斗部署，还拒绝王平的正确建议，最终导致了街亭失守的败局。

    智者千虑，仍有一失。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用人谨慎的大智之人，也会受到感情亲疏的左右，也会犯下用人失当的错误。

 

    当马谡兵败的消息传到大本营后，诸葛亮顿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后来，又对有功之将赵云说：“是我不知愚贤，以致如此……”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咱们尽管不清楚诸葛亮当时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诸葛亮深知：纪律就是制胜的法宝，法不容情，必须坚持原则，公正处理，明正军律，表现出了为兴复汉室而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坚定立场。

    其实，更能彰显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并没有把马谡当作“替罪羊”一杀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而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自己勇于承担了兵败的责任。

    诸葛亮在上奏后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诚的自我剖析和检讨：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统帅三军。由于我治军法度不严，做事不够谨慎，以致出现了街亭失守的败局。这个责任，在于我知人不够，用人不当，因此我情愿自降三级，以督察我的过错。”诸葛亮旗帜鲜明地把“用人失当”的“帽子”戴在了自己头上，树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赢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动和倍加敬佩。

    在马谡受刑时，诸葛亮的心情错综复杂，先帝的话也在耳边反复回响，要不然他不会热泪盈眶，大哭不已，这其中固然有对马谡的依依不舍和不胜惋惜，恐怕更多的还是对自己用人失当的深深自责和无限痛心，愧对了先帝的遗言，可惜悔之晚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大小小类似错用马谡的历史悲剧也在不断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诸葛亮那样严肃而公正处理的却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责，退而补过，不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堪称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十全十美?”特别是当权者，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权力就是责任，权力愈大，责任越大。如果犯了错误之后，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对应承担的责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却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评，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有些当权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

    比如，由于当事人失职而出了问题，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当权者呢，也应该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有关的领导责任，这是当权者的本分，也是应有的觉悟和境界。但是少数当权者却并非如此，不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是认真吸取教训，不是积极纠正失误，而是煞费苦心地在如何推脱责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遮掩不住了，便启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让直接责任人逃脱应有的处罚，自己也就相安无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直接责任人，谁让他出错呢，全都担着吧，自己则若无其事;还有的用“轻”功，稍微放下点架子，避重就轻，象征性地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再来点“蜻蜓点水”式的“自我批评”，至于其它的具体责任，那就不关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既不照章办事，更不引咎自责的做法，与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径庭了。

    再如，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一些同志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险难，不怕死伤，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某些眼光“敏锐”、思路“开阔”的当权者来说，在面对需要承担的责任时，这些英雄行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类“聪明”，玩起了“曲线纠错”的伎俩——他们不是从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而是围绕这些英雄行为大做文章，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英雄行为，以此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关注点，掩盖自身的过失。他们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把这些英雄行为说成是领导精心培养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数年，展示一时”。文过饰非一番后，坏事在他们的嘴里和宣传工具下摇身一变成了“好事”，事故责任也就相对地“轻描淡写”了。这样的手段确实是“高”——“高”得离谱，“高”得邪乎，不但掩盖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训，而且败坏了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确实，自责是需要勇气的。有些问题的发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当权者就没有认错担责的勇气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责任，丢了“乌纱帽”;二是怕被别人抓着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丢了面子，令自己难堪;四是怕不能被别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风头”的“大帽子”。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也就不愿意、也不敢承担责任了，甚至把错误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发展到——讳疾忌医了。

    其实，自责就是严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担责任、能不能承担责任，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当权者是否具有严以律己的品质。一个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承认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从他身上找到严以律己的勇气呢?而一个缺乏严以律己精神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他能正确地对待别人、对待错误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荡、襟怀坦白的当权者，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敢于承担责任。他们知道，承担责任，就是为了反省，为了改过，为了以后的进取，这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人、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