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为什么热？

  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宗教热？扩张最快的宗教是哪些？为什么网为您解答~

中国有多少信徒

  中国有多少信徒？由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在中国定义模糊，很难有一致答案。据零点公司的调查，中国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1.41亿人相信财神，1.45亿人相信风水，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

  即使只计算5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也很难得到统一答案。

  佛教因日常实践随意性大最难统计（官方白皮书从未公布过相关数据），从下表可看出，佛教统计波动最大。零点公司的调查（2007年）显示，1/5的人在宣称相信佛教（非皈依）同时还选了“没有宗教信仰”。最后推论是，中国大约有1.87亿人信仰佛教，超过信仰其他宗教人数的总和。

 

 

  基督教的人数统计争议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公布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中国两家学术研究机构认为基督教信众约3300万，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认为中国有6700万基督教信徒；1990年代美国有媒体称中国有1亿基督徒，曾引起不小震动。

  数字差异主要来自统计口径。官方一般以“三自教会”登记的信徒数为准，并不承认家庭教会。有学者认为“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信众相等，若前者为2500万

人，总人数就会逼近5000万。但不少信徒既参与“三自教会”也参加家庭教会。根据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说法，单纯属于家庭教会的人数至多与“三自”信徒相等，更大可能是远少于“三自教会”。这样看来，中国基督徒保守估计为3500万。计算方法上较可信的是《圣经》推算法，即先抽样调查获得每个基督徒平均拥有的《圣经》数，再根据中国的《圣经》印刷总数倒推，它实际上与杨凤岗等人的估算相差不大。

  3500万虽不及中国总人口的3%，但文革前，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不过80万。1982年，官方数据显示有300万基督徒，1991年为450万，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达1000万，仅仅6年时间，年均增长达20%，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

  5大宗教中最好统计的是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由于两者基本都是靠家庭和血缘传教，其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今天中国天主教信徒约500万，伊斯兰教则为2032万人。

最不济的是道教，尽管有统计称，有1200万人认信道教，但很多人仅仅是有过问卦、驱鬼一类道教实践而已。事实上，道教除了作为文化旅游景点而存在的宫、观外，几乎已找不到实体存在的痕迹了。

中国信徒地图

  信众人数最多、增长最快的是基督教和佛教。佛教虽然有深厚的本土根基，但在20世纪60年代毁庙运动中，寺庙和僧侣几乎消失殆尽，算是1970年代末才开始从零发展。

  不过，佛教和基督教的复兴有显著差异，从地理上看，越往西往南，佛教的优势越明显，而越往东往北，基督教优势越明显。除此之外，两者在城乡的扩展也明显有别：基督教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基督徒占基督徒总数80%左右，而佛教的复兴则更多在城市。

  河南是基督教在农村扩张的典型，而周口又是河南的典型——它是基督教在河南第一个成立教会的地区。周口全市8县有1200个教堂，50万信徒。农民空闲时多聚在家庭教会。今天周口的农村，很多坟头竖着的已是十字架而非传统墓碑，而教堂则扮演着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在河南周口，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佛教寺庙虽然大多已沦为各地方的旅游资源，但它反而为佛教复兴创造了变革的基础，大城市中活跃的非官方佛教团体举办法会时，地点早已从寺庙搬到了写字楼。昆明一个活佛小组甚至设立“办公室”，供昆明、丽江、深圳、上海等地的居士前往交流，三年间该小组已有上百位居士，自己设立道场，每周诵经、打坐、学佛、讲座。

  佛教在都市的发展特别多元：北京、上海的僧人和还俗子弟前往偏僻农村建庙，居士团体在家中举办学佛小组，皈依佛教的商人开办素食餐厅，寺庙的主持、法师们开设微博，粗略统计新浪微博较活跃的活佛有近70位、法师150 位。

  基督教和佛教在中国有相似的社会阶层分布。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带有“两头大、中间小”的阶层分布特征，即来自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分别为30%和23.4%），大于来自中等水平家庭（17%）的学生。有研究甚至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收入较高者。

  不过，基督教在东北是奇特地以“城市包围农村”传播。以吉林为例，1982年—1993年间，基督教传播很慢，信徒只占当地各类宗教信徒总数的7.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17.9%)，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今天，基督徒人数已占各类宗教信徒总数的50%，而且90%都是最近20年内皈依的。

 

重建社会归属

  时间节点上，基督教在东北爆发式增长与激烈的国企改制正好同步。

  国企改制在东北是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东北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社会结构高度单一：企业的社会化现象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更突出，人们的生老病死和全部社会关系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单位。

  国企改制不但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因为企业的关停并转，失去了旧有的社会纽带，人们不但要重新找工作，还要重新找组织。对于全民在国企上班的社会，一个人突然被企业抛离，内心的创伤和失落感会非常强烈

  从东北地区信徒结构上看，迅速增长的信徒主要是下岗工人和退休者。这说明基督教在当地的扩张，主要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虽然这种信仰动机和有些人因疾病困扰入教一样，有功利和盲从取向，但教友们的关爱和鼓励对这个群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另一方面，之所以人们选择基督教，还因为东北人口主要由关内移民构成，佛道教的根基不深。在大工业单位人情厚重环境中度过前半生的人，很容易投身到互助、关爱气氛浓厚的基督教会。
 

更大面积的熟人社会瓦解发生在农村。

  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宗族和寺庙组织是重要的组织和情感纽带；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宗教、宗族，人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承包制后，意识形态的真空给了宗族意识抬头的机会，但“打工潮”导致农村空心化，只剩老人、孩子的乡村，丧失了建立宗族社会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趋势

  此时再想建立亲密的社区关系，家庭教会几乎是仅剩选项，或者说，中国农村现状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热土。今天在基督教传播较广的农村，堂点已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   即使家庭教会的堂点被拆掉，村民们也不会去官方建设的“文化活动中心”，而是继续凑到堂点的废墟周围感受“基菩萨”的魅力。

  离开家乡的新一代农民工，因接受过无神论教育，很难受父辈影响信教，很多人仅在圣诞节时才跟着进教堂。有趣的是，当他们到异乡城市打工时，有些人反而会成为基督教信徒。

  “新客家人”是深圳城市教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孤身一人来到深圳，除了同事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工作薪水低、居住条件差、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每周教堂聚会就是他们抚慰精神的重要时刻。教会能为异乡人迅速搭建一个社会网络。人们相互认识、彼此关心、以“兄弟姐妹”相称。“交友”成了“新客家人”在教堂的重要活动。和深圳类似，在北、上、广的教会中，本地信徒所占比例在最近十年逐渐下降，很多地方外地信徒甚至高达90%。

  近三十年来，中国严密封闭的熟人社会迅速瓦解，重建社会网络的心理需求，是各种宗教迅速传播的最关键社会学因素。比如，东北在基督教高速传播的同时也盛产各类“邪教”。其实，早期基督教、摩门教的崛起也可归功于社会动荡。
 

精神的指引

  宗教复兴是转型社会普遍现象。台湾和剧变后的苏联东欧都是典型，但宗教的社会功能并不仅只是重建社会归属感。中国大陆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等精英人群的信仰动机就复杂得多。浙江一些教堂是“精英人士”聚会交流的平台，此类聚会被信徒称为“工商团契”，其内容和形式都与MBA课程相似：企业家们轮流发言，分享交流管理经验，有时还会按企业规模和职务高低分组讨论。

  工商团契最早出现在临近港台的福建、深圳等地，后发展到北京、温州、沈阳，甚至安徽、湖北、四川。聚会虽在教堂举办，但独立于教会组织，几乎每个地方的团契都由老板基督徒牵头。他们最常表达的是如何把工作的基本道德与对上帝的敬畏相连，在他们看来，积累资本就是“荣耀上帝”。

  有些基督徒经营的企业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印记，他们向员工传福音，借圣经撰写“管理箴言”来处理公司事务与员工间的关系。不过，其价值不仅在于传道，更大的意义是通过基督教的道德属性来加强企业管理。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佛教徒中。与一般佛教徒不同，祈求个人福佑并非“老板佛教徒”的主要追求，他们组成各类基金会、企业道场、讲经会等团体，定期举办佛学相关讲座和学习，还根据年龄和爱好举办茶道、插花、梵乐等学习班。“老板佛教徒”也会把企业变成信仰传播媒介，践行其道德伦理；他们和“老板基督徒”一样，也会有额外的“信仰支出”，譬如建佛堂、供法师，捐助社会慈善活动。

  宗教在中国精英信徒人群中，很明显地扮演了道德建构和重塑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正常社会，社会道德和伦理系统通常都来自其宗教传统，譬如西方国家来自基督教传统，而传统中国社会则来自儒、释的结合。

  新儒家对中国精英人群的影响也是同样的社会背景，它们都可视为是对1978年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空洞化的矫正：大公无私、自我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集体主义道德体系，随着计划体制一道终结后，盛行的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

  宗教组织内的相互帮助，很容易发展成面向全社会的慈善。近十多年，各类宗教组织在中国一直低调地践行其社会救济和反哺功能（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有道德和伦理责任内核，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有更好的组织动员效率）。

  在社会慈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好是发展最快的佛教和基督教——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新兴的巴哈伊教，他们似乎比较偏重教育，一直以小组学习方式在落后地区普及妇女和儿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