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国歌史是怎样的？

   中国的国歌最早可追溯到清末。具有深厚音乐素养的曾纪泽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兼驻俄公使时，有鉴本国无国歌而“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名曰《华祝歌》”，以应外交礼仪。曾纪泽一度将《华祝歌》上报清政府作为国乐，未被采纳。1885年，曾离任回国，临时充作“国调”的《华祝歌》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后来，一批爱国志士为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抵御列强侵略，曾创作了一些类似国歌的爱国歌曲，如借用日本歌曲《君之代》曲调的《一统旧江山》，梁启超作词、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作曲的《爱国歌》，夏颂莱作词、谱曲的《何日醒》，石更词、辛汉曲的《中国男儿》，杨度词、沈心工曲的《黄河》，李叔同作词、谱曲的《祖国歌》、《我的国》等。其中以李叔同所作的两首歌影响最大，《祖国歌》歌词是：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我的国》歌词为：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唯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唯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黄炎培后来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忆及了《祖国歌》的巨大影响。他说：“那时候的有志青年，大家忧心忡忡，慷慨激昂地发挥他们的爱国热忱。李叔同先生这歌曲便是在那时候作的（《祖国歌》作于1905年）。这歌曲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之后，立刻不胫而走，全中国各地的学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乡石门湾，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我们的金先生也教我们唱这歌曲。我还记得：我们一大群小学生排队在街上游行，举着龙旗，吹喇叭，敲锣鼓，大家挺起喉咙唱这《祖国歌》和劝用国货歌曲。”

   1910年，曾到日本考察过音乐的礼部左参议曹广权，鉴于“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宴集，即自奏国乐”，而“我国国乐从前由出使大臣曾纪泽权宜编制，声调缓慢，至今各国常致疑问”，他奏请“整饬礼乐，以正人心”。礼部议复：“交际宴会之乐歌，则由礼部会订也；学堂之学歌，则由学部编纂也；各军队之军歌，则由海陆军部军谘处修订也。”

   1911年7月15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日），礼部上奏，拟定编制国乐办法，认为：“我国朝会宴飨所用乐章，典丽矞皇，允宜奉为楷则。至各国国乐，定义制音，类皆别具本源，自未可舍己从人，轻盛典。所有应定国乐，拟请由臣等延聘通才及谙习音乐人员，参酌古今中外乐制，编制专章，奏请颁行。”

   1911年10月4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旨谕内阁：“典礼院会奏，遵旨编制国乐专章一折：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前因国乐未有专章，谕令礼部各衙门妥慎编制。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其歌词为：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词作者为文学大家严复，由著名昆剧、京剧艺术家溥侗以皇室颂歌曲谱改写成新式乐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

   6天后，武昌首义，清王朝灭亡，这首“国乐”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2月发布征集国歌的广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完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

   教育部的《征求国歌广告》除“悬银币五百元以为酬”，并“附告六则：一、歌词，一章或三四章均可；二、词宜简短，每章勿逾百字以外；三、藻采勿尚以清，显而不俗为最宜；四、作者姓名及住址须详细说明；五、稿件请寄北京宣武门内本部；六、征集期限，以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为截止”。

   同年2月25日第22号的《临时政府公报》，刊登出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国歌拟稿一首———《亚东开化中华早》。歌词为：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欧追美，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喜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此稿后有教育部附注：“本部前登广告，征集国歌，蒙海内音乐家陆续投稿，兹特择登公报，以待知音者之评论。俟意见书征集较多，自当开会共同论定。大雅君子，幸垂教焉。教育部谨启。”

   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由沈心工作词、邹华民谱曲的《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其歌词是：

   伟哉，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奋精神，共出气力，共捐血肉，清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之国。而今而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

   截至同年11月30日，教育部共征集歌词稿件300余件。这些稿件不少曾刊载于报刊，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如曾志忞的《大桃源》：

   千年沉睡大桃源，万万里桑麻鸡犬，谁赋此天生壮丽，我同胞莫倦莫倦。阶天磨长剑，杖地拨沉烟。少年少年，勇往直前，光荣渤海边。水滔滔，山绵绵，尝胆卧薪年又年。振衣万里城，濯足黄河流。自由自由，铁血以求，唯我先亚洲，专制手，顽固头，斩尽从不更留。而今五族一大洲，国民乐遨游，前走！前走！永建共和猷。前走！前走！荣誉冠全球。

   经评审，300多稿件无一篇入选。主持者变更办法，于1913年2月26日分函约请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王闿运、严复、章太炎、马良、辜汤生、钱恂、汪荣宝、沈曾植、沈曾桐、陈三立、樊增祥、吴土鉴等15位大家各自撰写歌词，再行征求曲谱。这些人中仅章太炎、张謇、钱恂、汪荣宝四人应约撰写了歌词。章太炎的歌词是：

   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荡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以复我土宇版章。吾知作乐，乐有法常。休矣五族，无有此界尔疆。万寿千岁，与天地久长。

 

   章太炎在给教育部的公函中称：国歌词“太雅则不能求妇孺解喻；过浅则无以增国家光荣”。他认为自撰国歌词“先述华夏名义，次及古今文化，然后标举改革，乃及五族共和，言皆有序，文亦易了”。章太炎还称：“国歌相属兹事体大，非《卿云》属辞，夔、牙度曲，固不足以舒吾荣光。”章并向教育部推荐曾在日本攻读音乐的山东诸城人王露为国歌谱曲。章太炎所说的夔，据说是舜的乐官，牙则是春秋时代擅长操琴的伯牙。后经教育部评选，众议院议员汪荣宝的《卿云歌》入选。其歌词是：

   卿云灿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夫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卿云歌》相传是古书《尚书?大传》中虞舜所唱的歌，即所谓“卿云聚，俊簇乂聚，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灿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荣宝的《卿云歌》后两句是他个人加上的。他自认为：《卿云歌》“气象高浑，超越万流。而卿云兼象国旗，光华隐寓国号，播诸管弦，尤足动人爱国之思……似于民国教育大有裨益。唯歌词太简，不便长言，拟于歌后取当时持衡枕首之语，用相增益，或更叠其词，以明咏叹”。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平开幕，按照各国惯例，开幕典礼应奏国歌。大典将近，内务部急忙转请教育部将《卿云歌》交由侨居法国的比利时作曲家约翰哈士东（Jean·Hautstont）作曲。约翰哈士东为之配置了五线谱和三线谱两种曲谱，均为四四拍的节奏，各为12小节。为配合曲谱，前两句重复三遍唱出，后各句重复两遍唱出。最后为“时夫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但是这首歌既未被正式公布为国歌，也未流传开。音乐界称此歌为第一次《卿云歌》。

   此后，直到1915年5月23日，政事堂礼制馆呈报外交部转大总统袁世凯“妥速商报呈候核定”，其文古色古香，不妨摘录，供读者寻味：

   谨集大合乐以和邦国，堂皇经世之谟；协夏声而旋雨风，清明象天之制。党庠雅肄，扬象勺之声情；坰野蹈歌，端轨仪于唱和。声音之通于政，昔已云然；律吕之著于经，今犹可考。乃列国国乐，载在盟府，视为典常；我邦固渺焉无闻，阙而不备。侏离禁昧，既少知音；析杨皇夸，只供一笑。演下里巴人之曲，竞饰淫蛙；问太常协律所能，早忘几察。宾筵秩秩，徒扬而动容；武叉觥觥，未象功而载烈；揆诸典制，洵有未固。兹祇奉明令，纂拟国乐，所以昭声闻于率土，资餍饫于来观者，至崇至圣。遵饬本馆乐律专任员，详考声律，悉心拟订。秦雄楚果，应兼采而从同；商断宫温，必厘然而有当。写梵宇霓裳之谱，造调无嫌；稽汉家金石之遗，旧人犹在。兹据拟成乐章送核前来，经详考阅，觉其所拟协阴阳之序，则宜滞舒翘；开山川之风，则荡邪涤秽。婉谐和畅，有洋洋盈耳之观；慷慨激昂，非英英鼓腹之比。张于坛坫，倘教激越八荒；播于闾阎，亦足平章百姓。吐纳凫规磬法，想象卿云纠缦之初；迥翔七德九功，定逸天马权奇而上。

   5月23日，袁世凯批示礼制馆：“应准（以所拟乐章）定为国乐，即由该馆通知遵照。”

   礼制馆在议定这首“国乐”的歌词时，还有一段插曲。时为教育总长、议乐主任的汤化龙对此歌词颇不赞同，发言说：

   中华民国国歌，南通张季直（謇）曾手订三章，今弃而不用，诸公乃自撰新国歌，无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诵之，化龙虽不学，不敢附和此不通之语……今将所撰国歌逐句评之，如第一句云：“中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立国地上，未有立国天上者，有之，则为空中楼阁，或无地起楼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东亚，而曰雄立宇宙，有天无地，何以立国？不通。世界各国，有山有水，古人所谓带砺山河，大好江山是也。今歌词只谓山连绵，则江淮河汉，不是为中华立国之基矣！有山无水，更不通。又如末句：“中华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今日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宜综合五族立言，尧天仅能代表汉族，有尧无舜，谁为揖让？况亿万年字样，为五族亿万年乎？为尧天亿万年乎？不过本天子万年语意而已，此又一不通。

   张季直（謇）所撰歌词共三章。其一云：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包羲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乌乎尧舜兮，天下为公。

   其二云：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惟舜求兮，舜惟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侮。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故吾圉兮国谁侮，乌乎合五族兮固吾圉。

   其三云：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和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勤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爱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乌乎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

   这首歌词太长，不宜记诵。由于汤化龙的批评，礼制馆将“国歌”歌词改为：

   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首正式国歌。词作者荫昌，字午楼，满洲旗人。曾任清宣统帝的陆军部尚书（部长）。民国成立，初为侍从武官长，后兼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长。曲作者为留日青年作曲家王露。袁世凯称帝之际，曾将此歌词的“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此歌曲全曲采用过多的休止符，把起伏悠扬的昆曲音调一再割裂，唱词也弄得支离破碎，缺乏国歌应有的庄严宏伟气魄，因而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未能流行。可笑的是袁世凯暴卒后，灵柩回彰德安葬，竟然演奏这首歌。不过，随着袁的灭亡，这首“国歌”也就自行废止，成为他的“挽歌”。

   以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一直无正式国歌。各地学校以一些爱国歌曲权充国歌，如赵元任作词谱曲的《爱我中华民国歌》，吴研因作词、借用美国民歌曲谱的《自由的旗帜》以及沈心工作词、朱云望谱曲的《美哉中华》等。

   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呈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歌研究会”。由教育部参事汤中、蒋维乔、邓萃英，司长张继煦、秦汾、高步瀛，厅长覃寿堃、卢殿后，秘书陈任中、徐鸿宝、向一中，佥事沈彭年、黄中垲，视学钱稻荪，编审员陈衡恪等15人组成“国歌研究会”。12月10日，教育部又以107号令指派佥事周树人、沈彭年，视察钱稻荪，主事季觉、陈锡赓为研究会干事，负责主持研究会日常事务。到1920年4月，研究会决定采纳邓萃英的建议，将原汪荣宝创作的《卿云歌》末两句删去，作为新国歌。并公推萧友晦、杨仲子、王露、吴瞿安等四位音乐家分别作曲。研究会经过认真挑选，决定采用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古琴名家萧友梅的曲谱，并请萧分制钢琴伴奏乐谱三种。

   教育部对《卿云歌》歌词以及萧友梅所制曲谱作了如下解释：“卿云见昭明美大之容，复旦同日进无疆之旨，言由古圣，理符今时。乐谱……用E调长旋法，当中国姑洗宫调，鸣盛大于先，申咏叹于后，依义成谱，克协前词。”

   1920年5月9日，上海各学校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上海青年会也参与其中。主持者邀请全体到场者唱歌，其中有汪荣宝的《卿云歌》。原歌词仅有一节，昌世中学校长朱葆元硕士认为：“诗歌体裁非一阙所能尽，爰自制三节，共计四节，又以甄士东（即约翰哈士东）君所制声谱本属单音，该校长增为四音，庶与泰西各国歌词，如出一辙。”5月30日，《申报》刊登出这份歌谱，《附注》中强调此举“实为提倡国歌之嚆矢也。青年会德育部主任钮君谓该中学礼乐集合奏四音国歌，实为沪上破天荒”。

   当年10月，教育部将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提交国务会议讨论。1921年3月25日，国务院请总统徐世昌核准，自7月1日起，“准如拟办理，即由教育部通行遵照”。教育部“通咨各省施行”。这样，由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首正式国歌。

   各方对《卿云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汪荣宝、章太炎、吴敬恒等人大为赞赏，朱希祖却在《学艺》1920年4月第二卷第一期发表《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一文以示批评。远在德国的音乐大家王光祈撰文评论说：《卿云歌》颇合我共和国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唱词“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也对中国未来寄予无穷希望。可惜词意古奥，平民难以领会，因此只能称“天下歌”，还不能称作名副其实的国歌。他讽刺说：“这种国歌若要使其普及，则中国国民教育的程度，至少非办到四万万人皆成博学鸿儒的章太炎不可！”他进而提出制定国歌的标准：文字浅显，韵味深长，以体现“民族特性”与“共同理想”。为此，王光祈自己创作了《少年中国歌》：

   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手创中国古文化，常为人道作先锋。彼以耶来，我以孔对；彼尚强权，我讲仁义。诸君看将来，将来谁胜利？

   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酷爱自由与平等，从来天下本为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万事皆自为，何有于帝力？

   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环顾四邻兄弟国，多在他人压迫中，朝鞭夕箠，弗如犬豕。睹此不平，安能自已？

   在《卿云歌》被定为国歌的前一年，萧友梅于《卿云歌》曲谱后附《对于国歌用〈卿云歌〉词的意见》，称：“我对于用《卿云歌》来做国歌，本来不甚赞成，因为这首歌词的头两句的意思，太不明了。欧美各国的国歌都是国民歌，歌词都是很浅近的文字（并不是完全白话体），而且没有选做国歌之前，已经有许多国民会唱的而爱唱的，因为必须这样子选法，才可以得国民大多数的同意……不过就是硬定了《卿云歌》做国歌，亦可以决其必不能久用……我现在作这个曲，不能当它做国歌，不过依照题目用声音描写歌词的内容出来，以备国民的参考就完了。”

   萧友梅的态度是谦虚的，也的确说明了国歌流传的普遍规律。就曲论曲，一般人认为萧曲是比较成功的一首，而且还产生过不同寻常的政治效果。1921年，中国留法学生因反对中法反动分子互相勾结、出卖国家利益，被法国军警逮捕。在监狱中，作为当时中国留法学生代表的陈毅就曾高唱《卿云歌》，以“旦复旦兮”示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

   在此前后，还有一些流传甚广、一度欲取代《卿云歌》的歌，如赵元任作词、曲谱取自京剧焰口调的《尽力中华》：

   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都同气同声同调同歌的中华，中华！来，三呼万岁中华，万岁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都同气同声同调同歌的中华，中华！

   听，我们唤醒中华，中华，中华！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是同种同胞同志同心的中华，中华！来，发愤尽力中华，中华，中华！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都振起精神来，振作振兴中华，中华！

   吴研因、俞子夷词，套用美国曲谱的《这个自由的旗帜》：

   同胞！你住在家里，同胞！你住在国里，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你漂洋过海，同胞！你上天下地，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你绘五色美丽，万岁、万万岁！愿天这般长，地这般久。大家爱这五色旗，爱这五色旗，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同胞！你祖宗百代，同胞！你子孙万世，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同胞！你忙时劳动，同胞！你闲着无事，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同胞！你不论做工，同胞！你不论习艺，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同胞！你不论何时，同胞！你不论何地，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吴研因词、傅彦长曲的《我的中华》：

   我的中华开化早，立国以来，贤圣多少，上下五千年，风教流传，宽大和平公道。我同胞，努力同心，把历史精神永保！我同胞，努力同心，把历史精神永保！

   我的中华土地好，莽莽平原，山环海抱，纵横万千里，物产丰裕，鱼米丝茶百宝。我同胞，努力同心，把锦绣江山永保！我同胞，努力同心，把锦绣江山永保！

   我的中华今改造，鼓铸文明，长新不老，进与各民族，互助联盟，济困扶危战暴。我同胞，努力同心，把世界和平永保！我同胞，努力同心，把世界和平永保！

   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九曜坊省教育会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通过了《推行国歌案》。其决议为：

（甲）（国歌）请教育行政会（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

（乙）先定文字后定谱。

（丙）在国歌未颁布以前，《卿云歌》以《国民革命歌》代之。

 

   《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系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失名职员，曲调系用一首法国民歌。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代行国歌的《国民革命歌》，随着北伐军的步伐而传遍中华大地，久唱不衰。

   1930年年初，南洋群岛万雅渡（Manado）中华学校致电国民政府，询问能否以党歌代替国歌。3月1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十八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可以党歌代用。”3月20日，国民政府训令全国各级政府遵照执行。

   “党歌代替国歌”只是应急措施，不能满足广大国民的迫切要求，于是国民政府责成教育部着手制定国歌。教育部呈奉行政院备案，拟定了征集国歌歌词的三条标准：“歌词须能表现民族特性与共同理想，以求唤起爱国观念、民族意识、发扬三民主义精神，使国民知所趋向；歌词务求文字浅显，韵味深长，使全国人民、男女老幼信口成诵，易于普及；歌词务求声调铿锵，向上发扬，使民众歌唱觉得欢欣鼓舞。”

   至同年8月底，应征者达千余。10月9日，教育部组织“审查国歌委员会”审定：“应征国歌，鲜有完全合格者”，于是决定：“通告各省市，并在京沪北平广州各报登载布告，展期征集。”

   到11月底，“审查国歌委员会”再次审查“已征得各作品”，多有：“文字不能浅显”；“歌词逾百五十字以上”；“声调不能向上发扬”；“词义含有时间性，如‘四万万人民’，‘四千余年文化’等，均不合永久之用”；“措辞过以夸大”等弊病。于是决定再延期至本年年底。

   到年底截稿，“佳作仍属无多”，教育部再次延期至1931年6月底。应征者1700余人，稿件2100余首，无一件入选。此事只得搁置下来。至1936年，教育部再次组织国歌编制委员会，公开征集。至1937年春结束，应征者又有1700余人，稿件3000余件，仍无一首入选。

   1937年6月3目，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

   关于国歌歌词之编制，业经会同审查，佥以国歌之成，必有其历史，现行党歌，为总理训词，自十三年以来，其始用于国民革命军，其继已普及于全国，各友邦亦皆习用，今若另制，转嫌生强。细阅教育部所选各稿，虽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已由国歌编制研究会加以签注。现行党歌意义，所包至广。所有中国立国之大本，均已包涵于三民主义。其中“吾党”二字，说者以为专指本党而言，以为提议另制国歌之原因。惟“吾党”二字，依广义解释，与“吾人”同义。总理手创民国，即以其训词作为国歌，借资全国人民之景仰，尤为至当。拟请明定即以现行党歌为国歌。

   决定制定中国国民党党歌，是在1924年1月。当月20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西代表刘伯伦提出《制定党歌案》，称：“各国之革命党，多有一种党歌，凡遇党员开会，均须奏党歌，而本党党歌尚付缺如。本席认为中国国民党党歌，亟应制定。再我国国歌虽已制定，但官僚气、古典气太重，多数国人多不承认。吾党既然担负以党治国的责任，不妨再行编定中华民国国歌，同时定之为本党党歌。至编党歌之权，似应属之全国代表大会，但因时间不许，不妨以编制审定党歌之权，付托于此次代表大会所产出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刘的提案被采纳，“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定”。

   1928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七三次常务委员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委员戴传贤《以总理黄埔军校训词为党歌》的提议。11月8日，国民党第一八一次中常会推定蒋介石、蔡元培、谭延闿、胡汉民、吴敬恒、张人杰、孙科、戴传贤、叶楚伧等9人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组成“党歌曲谱审查委员会”，并在报刊上公开征求曲谱。结果征集到150余件歌谱，主持人又请音乐专家“精密选择”出4件。12月28日下午，主持人召集南京女子中学和南京中学教员、学生数十人，在中央礼堂试唱，蔡元培、胡汉民、戴传贤、蒋梦麟等人到场听审。结果“以第八十号之程懋筠谱当选为党歌谱。歌词用总理在黄埔军校之训词”。

   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第109次中常会议决：“党歌曲谱，依审查报告，采用程懋筠所谱者。”2月1日，教育部训令各大学区、直辖大学、省教育厅、特别市教育局转发给学生演习。

   程懋筠歌谱入选，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在江西省第二中学任音乐教师的程懋筠从报刊获悉征求“党歌曲谱”，萌发灵感，夜以继日，几易其稿。每作一稿，即试弹一次，不满意即撕掉。到第17日，程精疲力竭，躺在钢琴上睡着了。程夫人见丈夫疲劳至极，未予惊动，却将飘落在地上的一张曲谱捡起来偷偷邮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谁知这份曲谱在应征作品中，荣获第一名。当报纸刊登出这一消息，并收到中央党部寄来的500元奖金时，程氏夫妇如梦初醒，欣喜若狂。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的训词是：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据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回忆，这首训词出自南社社友、时任孙中山秘书、粤人易大庵的手笔。后被国民党政府权充“国歌”（也是我国历史上第四首国歌）。

   中国近代国歌在几十年的演变中，除了上所列举，还有一些曾流行一时、并一度代充“国歌”的歌，如：徐谦作词、沈彭年作曲，流行于广东一带的《广东军政府歌》；佚名的《美哉中华》；佚名作词、借用英国国歌曲谱的《中华美地歌》等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