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孙中山之间有什么合作？

   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张作霖，盘据东北的大军阀。因为战略的需要。本应是水火关系的这两个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超乎于寻常的个人关系。他们两是有什么合作呢？下面为什么网为您解惑。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建立了对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的军事同盟，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关系发生在民主革命家和奉系军阀首领之间，因此很少为人注意。本文拟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合作的前前后后作一简略的阐述。

初次接触，投石问路

   1919年秋，孙中山和张作霖开始接触，并且以建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关系为目的。最早提出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的，是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

   1919年夏，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宁武是辽宁省海城人，旱年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参加东北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1919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对宁武谈了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目的：“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这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当时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建设葫芦岛海港，通过奉军副司令张景惠的介绍，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的回答是：“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在接触中，宁武发现张作霖很崇敬孙中山，便竭力居中撮合。在宁武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约见了他。据宁武估计，张作霖可能已经同他的幕僚商议过与孙中山合作一事了。张作霖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牵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的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细，孙中山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联合讨直，孙张接近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天津邀请宁武去北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他也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张作霖兴致勃勃，畅所欲言，谈兴甚浓。他对宁武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便问他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他机警地回答：“宁武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宁武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话还没有谈到正题，曹锟不期而至，宁武于是先行离去。曹锟一进门就叫嚷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啊?”张作霖极力否认，劝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于是拿出孙中山部属杨庶堪、宋大章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作为证物，信里牵涉到宋文林。张作霖反应很快，他马上把责任完全往宋文林身上推，随即下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这才把曹锟敷衍走。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

   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问了东北情况后，重点谈了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少白非常惊奇，表示非常钦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宁武也向孙中山谈及他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

   孙中山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但在回奉天途中，他们看到有报纸载文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这是有人造谣。

   果然，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对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翌日，宁武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这才恍然大悟，连说：“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大变，表示要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此后，宁武常驻奉天，担任孙中山与张作霖的联络人。张作霖还派奉系将领姜登选等人到广东与孙中山、谭延闿会面，协商讨直之事。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失败，推动了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但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行动迟缓，耽误了战局。直军后来转入反攻，势头凶猛，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溃不成军。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新军作战勇敢，在危急关头连续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多数军队的退路都会被截断。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直系军队占了上风。总统徐世昌火中取栗，下令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职务。徐世昌的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6月17日，在英国的干预下，直军代表王承斌、杨清臣与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1921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随后，孙中山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勾结，即吴佩孚所说的“如吴、陈携手，统一中国如举棋耳”，阻挠北伐。湖南都督赵恒惕宣称“湖南立宪自治”，奉行“拒北阻南”的方针，不让国民革命军假道湖南北伐。翌年春，孙中山在罢免了陈炯明后，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准备改道北伐。1922年5月，孙中山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广东全部几乎为陈所控制。18日，孙中山乘“永丰”舰脱险到上海。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孙中山并未出兵相助，但张作霖并未因此抱怨，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住。”宁武在拜见孙中山时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要宁武婉言代为辞谢。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又问宁武：“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宁武表示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孙中山很高兴，亲自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果筹到款，便可立即戡平叛乱。张作霖见到宁武后先问起孙中山的生活情况，宁武老实告诉他，孙先生经济很困难。

   张作霖爽快地表示：“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为共同反对直系，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系日益密切起来。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孙张联络，渐入佳境

   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曹、吴大计。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由于谋杀清摄政王载沣而声名显赫，年纪轻轻便享誉海内外，日本人甚至对他冠以“革命的风云儿”称号。由于汪精卫善与人交往，故为孙中山所倚重，委以对外交涉的重任。孙中山曾以“胡汉民有内才，汪兆铭有外才，林时塽则为内外干才”的话来评价汪精卫。

   9月27日，汪精卫、程潜抵达奉天。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抵达。张作霖在帅府的仪门处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出仪门迎接贵客。1922年9月29日的《盛京时报》以《汪精卫抵奉矣》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昨闻汪氏于27日晚间同吴光新及前湖南总司令程潜乘南满车由连抵奉，投寓于西站大和旅馆。28日城内文武官员纷往迎接。午间入城晋谒张总司令等。汪氏来奉之任务闻仅代表孙中山之答礼。其他详情犹未详悉。”

   汪精卫等人的到来令张作霖异常兴奋，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张作霖决定和张学良共同接待，下令奉系大员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进行具体安排。张作霖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欢迎宴会在帅府大厅举行，规格很高，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汪精卫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但还是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出来，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确实希望与孙中山合作。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奉系大员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

   汪精卫此次来奉，携带了孙中山的两封信，即《复张作霖请出兵北京并派汪兆铭面洽书》、《复张学良派汪兆铭就商讨伐曹吴函》。在孙中山致张作霖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汪精卫来奉的两大任务：一是讨直问题，所以派前湖南司令程潜和汪精卫同来；二是讨论借军费。孙中山先生这时对“三角同盟”已不是纸上谈兵的策划阶段，而是实际操作，使其运行起来，从此进入一个“蜜月期”。根据孙中山的计划，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张作霖完全同意南北夹击的建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之间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之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张作霖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10月4日举办的日本记者团招待宴会上，汪精卫表示：“惟国事，中山之主张由来取公开的，不问其人为谁何，只肯赞成即为袍泽。是以此次遣鄙人来，一以报聘奉天之盛意；一以根据孙先生八月十五日之宣言而讨论国家之收拾问题也。”对于此行，据汪精卫向日本记者言：“孙张两人之联络，则确已达相当程度。”汪精卫到奉天在当时社会上曾引起一阵轩然大波。《盛京时报》、《东三省民报》以此为题大肆宣传，称汪精卫是政治家和学者，汪精卫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风云人物。

   孙中山对粤奉合作抱着很高的期望。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孙中山写道：“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 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以预期也。”11月30日，孙中山复函张作霖，表示在目前政局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双方应该“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这一时期，奉粤之间联系密切，函电往来频繁。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收入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11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在张学良的居室中，就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的横幅。

 

三角同盟，初步形成

   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为了不使曹锟的阴谋得逞，1922年12月，孙中山再派汪精卫赴奉天拜会张作霖，希望促成南北统一，并共同反对用金钱、武力进行总统选举。孙中山认为，奉系与直系合作的条件是须以张作霖恢复东三省巡阅使之职，并允许奉军人关为条件；如果直系不答应这个条件，则不能答应曹锟。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月28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通报与越飞会谈的内容。张作霖也给孙中山回信，称《孙文越飞宣言》“提要勾元，全局在握，老谋深算，佩仰至深”。总的来说，孙张这一时期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他们对于重大问题交换看法，互相通报。

   1923年2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击败了陈炯明叛军，依靠抚绥政策平定了旧桂系余孽沈鸿英发起的叛乱，恢复了广东根据地，重组大元帅府大本营，准备北伐。

   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奉系重要将领于冲汉、李少白、杨宇霆之间也有书信交往。在致杨宇霆的信中，孙中山提到：双方交往应该“相矢以信义，相结以精神”。4月10日，孙中山三派汪精卫赴东北会见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问题。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对于张作霖通电辟谣表示赞赏。4月17日，汪精卫由奉天回到上海。

   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

   张作霖在借款的问题上很爽快。5月12日，张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参谋长沈鸿烈作为代表赴粤拜见孙中山。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前往广东，船上满载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弹。孙张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

   1924年夏，孙中山派大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到奉天拜会张作霖父子。张学良让会讲广东话的部将何柱国陪同他参观东北部队和兵工厂。伍朝枢参观各种军事机构非常认真细致，不厌其详地询问起有关军事的各项详情。何柱国估计，他此来除了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的实力，要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何柱国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

   9月2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再赴奉天，与奉系接洽军政事宜，会晤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商讨讨伐曹锟和吴佩孚的计划。1924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此次贿选费高达1350余万元，投票的国会议员每人获5000元银元的支票。消息传出，举国沸腾，各地纷纷通电声讨贿选。翌日，以“三角同盟”为主干的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立即集会，商议对策。

   孙中山立即召集粤方要员开会。大家一致认为，时局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正式的革命政府。但孙中山很清楚，“三角同盟”中最有实力的是奉系，建立政府势必令奉系不满。为团结奉系反直，也为了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孙中山决定信守“不遽设政府”的诺言，没有担任非常大总统，而用大元帅的名义活动。尽管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制仍具有政府的性质，但它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单纯军事指挥机构。

   10月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曹锟为避免实力派反对，曾以副总统为诱饵讨好张作霖，以取得张作霖的支持。张作霖对于曹锟抛来的绣球不屑一顾，《盛京时报》10月10日报道了张作霖的反应：“对于副座一席，绝不希冀”，“言间面现怒色，似极愤懑。”同时，张作霖还通电反对曹锟贿选。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除了成功地建立了以反直为战略目的的“三角同盟”外，还企图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他看中了冯玉祥。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与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关系恶化。冯玉祥痛恨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遭到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张作霖趁机拉拢冯玉祥，协议联合倒曹。

   当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1924年9月1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拜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军费、飞机和武器。张作霖满口答应。此时，孙中山也派孙科前往奉天拜会张作霖，协商讨直之事。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写到了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

   1924年9月3日，卢永祥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同时即与江苏都督齐燮元军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爆发。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江苏都督齐燮元、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形成联盟，共同进击卢永祥。翌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5日，孙中山发布了北伐命令。

   9月4日，张作霖便向直系挑战，致电曹锟，声言“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率6个军25万人向山海关、热河一线推进。直系也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出兵20万人，驻屯在山海关和热河一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孙、段、张 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这样，战争由江浙一隅的局部事件，发展成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一文中承认：“我们奉军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张学良后来也回忆说：“我父亲很厉害，他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角同盟’。”

   与江浙战争进行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也有所进展，樊钟秀部和程潜部一度攻入赣南和湖南宜章。不过北伐军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反动的广州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直接的战果并不显著。但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胁到湘赣两省，而且川、滇、黔等省也行动起来，声势浩大，牵制了长江以南直系的大量军队。何柱国指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一是冯玉祥倒戈，发动了‘首都政变’，一是与三角同盟中的西南孙中山方面对曹、吴的牵制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设定的目的。孙张会谈，无果而终

   1924年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张作霖，表示同意北上：“文在此间部署军事，数日可毕，当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同时，他还派孙科向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期唤起民众，和平统一中国。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11月25日，孙中山又派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叶恭绰携政治军事方案及书信北上奉天，与张作霖讨论。在《致张作霖函》中，孙中山对张作霖表示感谢：“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玉成也。”孙中山同时坦言：“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而今。”由此可见，孙中山派叶恭绰北上，兼有商议时局和借款的双重目的。同时，孙中山取道日本北上。一开始，他有经奉天入京的设想，后改道由津入京。

   直系的垮台，削弱了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曾说：“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张作霖虽然对孙中山表示尊敬，但也只是把“孙先生当作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到处燃放爆竹。天津学生、市民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有五万多群众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宾主之间，一时间竟无话可说。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来欢迎，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

   张作霖态度傲慢，不以为然地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随同孙中山前来拜访的李烈钧看不下去了，愤慨地说：“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说：“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张作霖问：“先生预定滞留北京为期几日?”孙中山回答：“一俟时局稳定，即作欧美之游。”

   孙科在《八十自述》中说：“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

   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由此可见，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反共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表示，他愿意代表孙中山疏通外国感情，并说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身上，一定可以成功。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天津人民对中山先生无限崇敬，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探望。然而，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又使北上时对中国明天充满希望的孙中山大失所望，深受打击，一气之下使他的病情再度恶化。但为了国事，他坚持抱病入京。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三角同盟”也由于直系的失败，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之间政治上的分歧而自然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