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是因为当时张学良的毒瘾造成，西安事变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还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下面为什么网小编和大家一起了解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的毒瘾 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关于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张学良为什么选择不回去、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禁后，台湾已有不同声音)。那么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六个关键性问题：1、张学良一开始在东北为什么不抵抗2、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3、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4、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5、西安事变造成了什么后果?6、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1、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这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名义上归附中央，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整个东北军唯他马首是瞻。当初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让张学良出兵，仅开拔费就给了五百万元，他哪可能真正指挥得动张学良。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命令张学良务必守住锦州，堵住东北通往华北的门户，但张学良执意不从。全军从锦州撤退，将锦州交给日军，使得华北门户洞开，埋下无穷祸患。而且，张学良晚年也公开承认，不抵抗是自己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2、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是张学良错估了形势。
这也是张学良自己的解释，他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冲突发生时你没看清日本人的意图，那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一个月后呢?两个月后呢?日本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你没看清日本意图，那日本占领沈阳后呢?占领奉天后呢?为何直到12月份，在中央政府一再要求其抵抗的情况下，依然将华北门户锦州拱手相让，依然不抵抗?如果到这时你还没看清日本的野心，那未免太蠢了吧!
3、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中日国力悬殊，张学良为保存实力，选择不抵抗。
这种说法依然站不住脚。于私，皇姑屯事件，日本人暗杀张作霖，张学良与关东军有杀父之仇;于公，作为封疆大吏，张学良守土有责。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出发，东北是奉系军阀的老巢，是张学良的根基所在。张学良不战而逃，不仅丢失了自己的基业，令自己实力大损，更是被举国唾骂，成为千夫所指，最后被迫通电下野。
当时的情况确实是日本强而中国弱。但是，日本侵略中国，首先要衡量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在是否要侵华的问题上，日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根本就是背着大本营搞的私自行动。事件发生后，大本营多次试图阻止事态。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9月25日，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一、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三、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的数量是16.5万对不到2万。关东军没有空军，装备优势也不明显。东北军在关内，还有10万军队可以随时支援。如果东北军能有所作为，遏制日军势头，令其付出沉重代价，中国顶多做一些赔偿，出让一些权利甚至领土，绝不至于将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送人。恰恰是中国的不抵抗，令日军以微小的不值一提的代价轻易占领了东北，才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主张侵华的势力彻底压倒了主和势力，为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下面具体谈谈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的毒瘾
张学良虽然年轻，但绝非庸才，就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同样是9月18日，张学良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通电全国，出兵华北。张学良的出兵直接导致反蒋联盟的彻底失败。中原大战后，张学良不仅毫发无损，还从蒋介石那里敲诈了巨额军费，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和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以及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张学良当时确实被鬼附身了，这个掏空了张学良的意志精神和男儿血性，令其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在国难当头时无视国恨家仇，无视军人荣誉，无视千夫所指，无视千秋史册不愿抵抗的魔鬼，叫毒品。
毒品这个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沉重了。直到今天，仍然时不时传出一些明星和公众人物吸毒的消息。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竟然有很多人为这种行为辩解，甚至公然要求毒品合法化。如果要想很专业地了解毒品的危害，涉及的专业知识和名词实在太多，我尽可能以通俗一点的方法来解释一下毒品的危害。
在我们的大脑内，有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平衡的机制：一个是奖励机制，一个是惩罚机制，前者令我们愉悦，而后者令我们难过。这种奖惩机制，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吃到美食的那种快感，以及饿肚子时的那种痛苦，其实是在激励我们不断寻找食物以生存。我们在爱情中的欢愉，以及孤单时的悲凉，其实是在激励我们不断寻找配偶以繁衍后代。而毒品，改变了这种平衡，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取代了人体的奖励机制，令人感受到远超于正常的快感和兴奋。这种快感有多强呢?据说，初次注射海洛因产生的快感远超性高潮无数倍而且持续时间极长。
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毒品带来的极度快感，轻易就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奖惩机制。然而，这种快感并不能持续，使用毒品一段时间后，大脑不仅不能再产生这种极度的快感，相反连正常的带给人愉悦感的奖励机制都没了。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注射毒品并不断增加剂量，才能勉强维持奖励机制和惩戒机制的平衡。一旦停止注射或者减量后，大脑里就只剩下惩戒机制了，人就会处于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唯有毒品才能解脱。当毒瘾发展到这个阶段，吃饭对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毒品;性爱对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毒品;睡觉对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毒品。人世间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毒品。
对一个深陷毒瘾的瘾君子而言，他全部的人生就只剩两件事：寻找毒品，使用毒品。为了毒品，父母可杀，亲人可骗。为了毒品，瘾君子可以践踏人间的一切道德和律法。当毒瘾发作的时候，瘾君子甚至用尿和污水给自己注射毒品，只为了节约那一点点的时间，只为了让自己早几分钟脱离那炼狱般的痛苦。当时的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瘾君子。
张学良的毒瘾，染上不是一天两天，最初是吸食鸦片，其后又改成注射吗啡。张学良富甲天下，无须担忧毒资问题，所以毒瘾日渐加重。在1930年，他虽然已经毒根深重，但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下，尚能勉强处理事务。而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张学良已经彻底被毒品摧毁了。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身体状态什么样?
1932年3月，张学良下野来到上海。这时，九一八事变才过去半年，端纳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
而更早时，热河兵败后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不久前，网上曾流传一个当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视频。视频中的张学良两眼无神、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中气不足，哪有半点少帅的风姿。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当时的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被毒品控制，完全被掏空了精气神的行尸走肉。对于这种瘾君子来说，只要能获得毒品和使用毒品，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包括国恨、家仇、军人的荣誉、同胞的苦难。
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不抵抗;
日本人占领沈阳，他不抵抗;
日本人占领锦州，他不抵抗;
日本人占领全东北，他不抵抗;
甚至，当面临全国声讨被迫下野时，他依然没有抵抗。他的精力和体力、意志和精神、尊严和血性，已经完全被毒品掏空了。夜半军书告急来，难熬毒瘾正相催。国恨家仇且休顾，快将吗啡打一回。雪上加霜的是，自从恩师郭松龄叛变以后，张学良不相信任何人，所有事物都是自己独断。当他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时候，竟然没有人能替他做决策。1932年，旅欧之前，在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劝说下，张学良终于下决心戒毒。与他同时戒毒的，还有他的夫人于凤至和情人赵四小姐。
很难讲张学良的戒毒是自愿还是被迫，在戒毒期间，张学良还曾偷偷吃药。但在德国名医米勒博士的帮助以及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监督下，张学良终于成功地戒除了毒瘾。也很难讲张学良后来有没有偷偷复吸，但至少，历史记载是：他戒了。张学良的戒毒过程可谓惨烈无比，米勒医生接管了张学良卫队和亲随的指挥权，并赶走张学良的私人医生。将张学良捆在床上，听任其哭号求救而不予理睬。
戒除毒瘾的张学良，很快恢复了健康，体重增加，精神健旺。先是赴欧洲旅游，回国后再次执掌兵权，曾经潇洒风流的少帅终于回来了。然而，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东北的沦亡已成为既定事实。不抵抗将军的绰号，时时刻刻折磨着张学良，收复东北，弥补罪愆，成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1936年12月12日，重新迸发出东北男儿血性的张学良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军民携起手来共御外敌。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光复。相信此时幽囚中的少帅必定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张学良几乎被囚禁了一生，冤枉吗?我不觉得。相对于因不抵抗而丢弃百万国土、三千万同胞的罪愆，一生的幽囚真的不算太重。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依然忍不住要问，如果张学良当时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能够妥善处置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会经历14年抗战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吗?甚至，如果张学良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对其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肯定了如指掌的石原莞尔等人，敢于狂妄地宣称用把竹刀就能吓退张学良，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吗?没有九一八事变，没有不抵抗，没有如此轻易的胜利，会有以后日本的全面侵华吗?
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1931年9月18日，那一天，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操控在这样一个被魔鬼夺去了灵魂的瘾君子身上。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欲哭无泪。
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诟病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后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后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么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著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
张学良还透露，在北京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后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大陆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后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后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
张学良为什么选择不回去?
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后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功臣”，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么时候会没有政治纠缠呢?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北京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湾的一个侄女去大陆，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 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么都交待，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骂红卫兵被活活打死。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赞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麽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糊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民党怎麽可能不丢失大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国联，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战略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产党红军。
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责骂政府无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 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后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案发现的材料，918后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著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么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红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后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了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 ，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 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周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 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 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么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 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漏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这么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 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专制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 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於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麽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麽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 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 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 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周恩来等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於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叁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 是“小土匪头”，别人怎麽说，他就随着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於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不满生疑。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后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 ”，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 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