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制造的“京保津兵变”是怎么回事？

    1912年2月29日晚8时，北京城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爆炸声、哭喊声，宛如暴风骤雨汇成一片，混乱到了极点。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深夜，人们才得知是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了兵变。

    为了保证兵变的万无一失，袁世凯加紧了对北洋军的秘密操练。关于这场兵变，坊间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兵变原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逼袁世凯称帝。不料惊吓到专使，竟而成就袁氏不离开北方老巢的初衷。

    次日，兵变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保定和天津地区。驻保定的北洋陆军第二镇突然起兵，将城门烧毁后，到处劫掠纵火，附近的州县均未幸免，城内百姓纷纷出逃，兵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第三日，北京的2000名乱兵陆续潜入天津，开始肆无忌惮地砸抢各商行，掳掠细软钱财。到晚上，他们又伙同地方匪霸，边抢边烧，把天津的变乱推到了高潮。

    对于这次兵变，不仅时人为乱象所惑，事后的有关记载也多未指明其复杂的背景。好像兵变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然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时任第三镇参谋官杨雨辰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一语道破天机。他说：“这场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而发动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无独有偶，关于这次兵变，袁氏内阁南北议和的全权代表、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也以其亲身所历印证了此乃预谋之举。他回忆道：“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在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时任北洋军第三镇师长)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由此可见，这场兵变的总导演应是袁世凯。那么，他为何要设下此计，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动因呢？

    这要从中华民国之肇始说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建都何处，一直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孙中山强调“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远离北洋势力的控制范围，使其鞭长莫及。因为孙中山事先有言，在袁世凯说服清帝退位后，他便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其继之。故建都南京之举，意在使袁世凯离开其根深蒂固的巢穴，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作为约束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一种有效办法。孙中山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辞职咨文中，提出三项条件，其中就包括“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新总统须亲到南京受任”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想以此作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最后一道防线。根据以上建议，南京参议院经过两次辩论，通过了设临时政府于南京的决议案。

    袁世凯一向拥兵自重，当然不愿意离开其北洋军阀势力盘踞的北方而南下，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便已向唐绍仪交底：“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但政治上已掌握主动的袁世凯，表面上却在致孙中山电中表示：“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既表白自己当以国是为重，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而不能立即启程，意在拖延抵制。

    孙中山仍旧坚持原议，在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他亲自致电请袁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愿弃北而南，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向唐绍仪交底：“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2月16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正式表态拒绝南下，其列的理由大致是这样的：“北方军民，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并公然要挟“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孙中山把“争都”问题看作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在复电中不但多次敦促袁世凯南下就职，而且一再坚持“以新总理接事为解职期”重申了在南京建都与就职的必要性，作为他向袁世凯让位的原则和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改变决议，仍然按照既定的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位欢迎员前往北京“专迎大驾”，敦请袁南下，造成一种让袁世凯骑虎难下的态势。

    蔡元培一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当日下午会见了袁世凯，并递交了临时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之通告和孙中山致袁手书，申明袁氏南下就职之必要，强调：“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 南京方面的态度和举措使袁世凯已处于政治斗争的被动境地。然而，袁世凯在这个关乎北洋根基的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在革命党人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众目睽睽之下，他既要做强者，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便又施展其政治“机智”， 与数日前强硬的态度截然相反，此时的袁世凯一脸诚恳之色，表示甚愿即时南行。2月29日，袁世凯举行茶话会为专使团接风，蔡元培即席讲话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袁满口答应，表示“俟军事、民政及新政府布置妥定后，即行南来”。他还与专使团讨论了南下路线，先到武汉，再去南京，仿佛启程在即。一时，专使代表团对袁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感觉成行是指日可待。

    事实上，袁世凯的这番“诚意”，不过是做给专使团看的。此刻，他心中多有盘算：如再冰冷地拒绝南下，不仅舆论对他不利，更主要的是担心明确表示拒绝后，若是孙中山真的不解职，或参议院另有拥戴，反而落得个鸡飞蛋打。所以在这关键时刻，他不能去冒无谓的风险，说归说，做归做，口惠而实不至，他人又能奈何？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接任。当时著名的媒体《时报》还专门开设了“号外”，对这一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代史某个时段发展方向的事件进行了详细地报道。

    但是，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深知，即便自己是一只猛虎，然一旦南下，陷入革命党人重围，便只有“虎落平阳”的份了。他的权力依托在北方，这里是他的发迹之地和经营许久的地盘，一旦失去，“毛将焉附”？所以他绝不能离开这老巢。袁世凯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一味的硬扛，而是剑走偏锋，一方面造成一种“舍我其谁”的政治态势；一方面让南方革命党人无话可说，给世人也有个交代：不是他不愿南下，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

    南方专使代表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革命党人对这位清朝权臣的为人深为知之，但还是寄予一定希冀，甚至抱有幻想。可他们哪里知晓，袁世凯阳奉阴违，嘴上虽无半句不愿南下之语，暗自却打着固守老巢的主意。

    于是，他一面盛礼欢迎专使，极尽忽悠之能事，一面又打出北洋军这张嫡系底牌来，于是，一系列“兵变”迅即在北京、保定、天津三地相继发生，造成北方形势异常紧张。

    袁世凯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袁世凯的亲信、后来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秉承袁意对专使们振振有词：“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一时间，“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之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袁世凯的这一套骗吓伎俩果然奏效，让蔡元培等专使相信：如果袁世凯真的南下，那北方政局就难以控制。

    袁世凯一面向南京临时政府作出解释，“安抚”专使团，一面又操纵舆论，谓北方大乱，商民愈不欲其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支持袁世凯的舆论一时甚嚣尘上，连南方各省也纷纷附和妥协，副总统黎元洪也通电全国表态：“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接下来的局势使蔡元培也不免受到蒙蔽，他于3月2日向南京政府电告：“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要求参议院迅即同意“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和“袁不必南行”之要求。

    情势急转之下，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受到迷惑，他们难辨乱源，反而对孙中山迫袁南下的主张发生动摇，甚至认为是他的失当，处于被动的孙中山只得作出让步。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孙中山煞费苦心设计的紧箍咒，就这样被袁世凯略施小计给解除了。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如愿以偿，在血与火中实现了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