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怎么把农民拴在土地上的？

当年一个全劳力一天只赚五到六毛钱

    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苏南农村放弃了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一稻一麦”二熟制的种植规律，创造了二稻一麦即双三制的种植方式。在当时官员的构思中，多种一熟水稻，就可以多收一熟稻谷，粮食自然就增产。有些人民公社还理想地提出了“二纲夹一千”的亩产指标，国家在农业发展纲要中，设定长江以南农田亩产谷物为800斤，而地方干部的目标是麦子一熟800斤，前季稻1000斤，后季稻800斤，每亩总产达2600斤。这样的产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难以达到。多种一熟水稻，就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要投入一倍的劳动力和化肥、农药、种子等，当时经过核算，苏南地区每亩田需投入110个劳动日以上，那时候每个工分的分值都很低，一个全劳力一天只能赚五或六毛钱，个别生产队还有倒挂现象。

 

师傅一天仅六毛一分钱，比学徒还少八分钱

    我跨出校门那一年，父亲担任生产队饲养员，勤奋老实的劳动态度，得到工作队长龚炳臣的关注。一次老龚在视察猪舍时，父亲向他提出，能否让儿子到队办厂工作。龚队长考虑我家中的特殊困难，同时本人也持有一张“文革”中的高中文凭（其实我们整个初高中阶段只在学校呆了三年多），就点头同意了。当时能进“ 队办厂”工作已是令人羡慕的行当，但一年中三个农忙季节必须回家务农，我们这种职业定性被命名为“亦工亦农”。平时在小工厂劳动的工分值要挂靠所在生产队的工分值。

   记得1973年，因我尚在学徒阶段，每8小时得0.9个工分。我所在的北祁头生产队每个工分是0.77元。这在当时是中上水平，我劳动8小时得到 0.69元，加班另算。而我的师傅曹根兴，是1950年代毕业的技校生，手艺很高，自然灾害时由无锡油咀油泵厂下放回家当农民，在队办厂得到最高工分，每 8小时得1.3工分，但他所在的白水荡生产队每个工分只能0.47元，师傅劳动一天得到0.61元，比学徒要少拿8分钱，其政策依据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江南一带有几句调侃人的民谚：“大王不如土地，老板不如伙计，伙计不如学生意”。在这里得到验证。

 

1974年南桥大队河西村一个青年农民的死

    一年三次回生产队农忙，最可怕的是称为“双抢”的第二个大忙。当时每个大忙都有专门的命名：第一个叫四夏，第二个叫双抢，第三个叫四秋。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大忙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收、种、管、征交公粮等。说双抢大忙最可怕，其时间段正好是气温最高的大暑到立秋半个月出点头，大自然给我们的最终期限是立秋后不能莳秧，大家都明白，立秋后气温开始下降，稻穗不会灌浆，收获的只会是瘪谷。我们在36℃－37℃的高温下，每天要劳动17—18个小时，还要与蚊虫、蚂蝗甚至毒蛇相伴。记得1974年，南桥大队河西村有一个姓朱的青年农民（他有一个妹妹还是我中学同学），在割稻时被蝮蛇咬了一口，没有人手及时送医，等毒液进入要害，医院已无回天之力，抛下一名幼儿及年迈的父母，撒手人寰，他妻子身怀六甲，次子成为遗腹子。出殡那天，正好队长派我到南桥生产资料部买农药，就到出殡现场转了一圈，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死者年轻的妻子和幼儿身穿着白色孝服跪在棺材前，年迈的母亲嘴里在痴痴地说“我的天塌了”。生产大队为安抚家人，为死者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还按规矩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知青们在劳动中也会开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

    每天清早，东方刚刚泛白，队长的哨子就响了。吹了几遍，动静不大，就一家家敲门，同时告知每人带什么农具，干什么活，我们在肚皮里骂队长：“活脱脱一个周扒皮。”（当时还不知道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戴着草帽，穿着破衣服，脚底下的路况还看不清，赤脚向田头走去。有时走到田头，邻村的社员开夜工还没“歇夜”（下班），我们称之为“开早工碰到隔夜人”。天还没有亮，干活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在秧田里把秧拔出来，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然后挑到大田里，蚊虫叮得我们满身是块，水中的蚂蝗咬破皮肤不会有知觉，一旦发现已满腿是血。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一次遭遇蚂蝗，只会惊慌大哭。

   在繁重劳动中，知青们也要议论一些事，也会开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有一次，三龙龙（沈祖兴，我们的同龄人，32岁时得病死去）突然提出一个问题：“监牢里有没有我们这样苦？”这个话题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监牢里关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劳动强度肯定比我们高；也有人说不会，我们的强度已到极限，如果罪犯们天天如此劳动，监牢里的人早就死光了。谁也没有蹲过监狱，谁也没有切身体会，谁也说不服谁。但是，蹲过监狱的人倒有一个：负责管水的反革命分子沈云海（沈因解放前担任三青团区委书记而坐牢，直到1980年才平反摘帽），但碍于情面，谁也不好意思要沈云海交出答卷。

 

一个姓浦的青年想进监狱而故意犯罪终于如愿以偿

    不久本公社石塘大队发生了一件事，证明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石塘大队有一个姓浦的青年，是我家邻居锦昌的远房亲戚，原来是一名大学生，在高校参加了一个什么反动组织，其实只是同学们在一起读读书，案发后，领头的老师被枪毙了，这个姓浦的年轻人坐了几年牢后被释放回家，此时，父母已离开人世，哥哥是拐脚的，还带着几个孩子，自顾自都不行，面对高强度劳动，还要自己洗、烧，粮食不够吃且不说，还要时常忍受人们歧视和警惕的目光，他开始怀念起监狱的生活来，并且他准备付之行动，有一天晚上，他半公开地盗窃了用于开夜工的300米照明线，并故意留下一些马脚，公安人员就上门了，什么罪名都无所谓，破坏生产是反革命分子或者盗窃财产是坏分子都可以，只要能让他进监狱就行。带上手铐时，他脸上略带轻松地对哥哥说：“反正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每天上工之前，都要向毛主席早请示

    农活中最繁重的是挑担。由于时间紧，割下的前季稻未经晒干就要上场。在赤日炎炎下，每一担稻谷都要超过自身重量的50%以上，最长的路段要1.5公里左右。我们打着赤脚，脚下是碎石和泥土，肩上压着重担，咬着牙关来回奔走。按技术要求，重担在肩半路还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成熟的谷子就会落在地上，造成浪费，肩膀吃不消只能左右换肩。当到达目的地后，就喘着粗气跑到最近的人家，从大水缸中盛一碗冷水，咕咚咚喝下，最好是刚吊上来的井水，越冷越舒服，然后拿起扁担草包，向田里走去。半天时间往返5-6趟。我由于身体瘦小，说实话，大多数农活都是弱项，惟有插秧是我的强项，插秧是农村中技术性很强的工种，许多老农能在插秧时施展自己的技能并得到年轻人的尊重，一个人横插六棵秧苗，从左到右，约1.4米左右，插一行，退一步，快手先到头，就能吸支烟，喝口茶。在“双抢”大忙繁重的劳动下，干部们还忘不了搞“形象工程”和展示高度统一，插秧前的田块整理要做到田平如镜，插秧后每棵间距一样，形成一个个小方格，划一整齐。有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农讲了句“高高低低照样种，弯弯曲曲只要通”（现在想来有点像小平同志“黑猫白猫”的理论），但生产大队还为此开了批判会。不久，不知哪一位农业专家在办公室里想出一个绝办法叫“拉线定点莳秧”，就是几十个人站在一条线上，线上用红色塑料绳作标记，每人插秧时只能插到标记上，两边田埂上有二人各捏一根棍子，吹一声哨子，所有人齐步向后退一步。这种劳动方式，是折磨了快手，急煞了慢手，但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在上工之前，我们已向毛主席早请示，政治队长教育我们：要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

 

农民辛辛苦苦没有收益，还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目的就是想多打粮食，但我们首先在大量地消耗粮食，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原来的一日三餐变成六餐、七餐，像我们这种贫困家庭，荤腥很少见面，如果再饿着肚皮，就挺不过来。种植双季稻，要用数倍的种子、农药、化肥，原来种植单季稻，一亩田只需4到5斤的种子，双季稻生长期短，分蘖率低，每亩种子要用40斤出头。而且谷物的价格低廉，国家的收购价，每斤只有8分钱，当时有一个说法，“政府白贴，城市居民白吃，农民白种”，意思是政府给农业的补贴没有作用，城市居民把多余的粮票高价卖给农民，就能把定粮购回，农民辛辛苦苦没有收益，还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直到1970年代后期，后担任无锡市农工部长的周伟同志，通过周密的调查，取得大量翔实的数据和资料，与那些企图将农民永远拴在土地上的人们激烈论战，用非常质朴的语言：“三六一十八，二九也是一十八”，否定了“三熟制”即双季稻这种短命的耕种模式，相关文章在《人民日报》得以发表，我们才回到常态，拉线定点插秧这种田园里的滑稽剧，也随即拉上了帷幕。

 

进城看了一场电影，生产队长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踪

    我耍过一次小聪明，目的是想偷半天懒，去享受一下城市生活，经过计划，在一个中午下工时，我跟作业组长说我身体不舒服，下午要到合作医疗去一趟，组长点头同意了。下午，我还是穿着破衣服，口袋里揣着五毛钱、赤着脚，把一双塑料凉鞋夹在腋下，潜上公路，乘7路公共汽车到了水车湾。我这样子进城，许多城里人对我侧目相看，以为我是盲流或乞丐，但那时我的心理素质特好，不怕城里人喊我“阿乡”，坦坦荡荡按计划实施奢侈生活。我先到位于西门的工农兵电影院，用1毛5分钱买票进场，故事片《英雄儿女》已看过多次，那个时代给我们看的东西实在太少，再看一遍也是享受，更幸福的是电影院有“冷气”，在田里强度劳作，此时如入仙境。电影散场后，我朝着市中心走去，到崇安寺拱北楼，用8分钱吃二两面条，拱北楼的面在无锡是有名的，返回途中，又进了两次冷饮店，喝了一杯酸梅汤和一杯冰冻赤豆汤，都只要5分钱，还剩下几分钱，公共汽车不能坐了，趁着天黑，就哼着小调步行回家。刚踏进家门槛，父亲惊恐地问：“你到哪里去了，队长来过几次了，还进了房间，连床上都看过了。”随即开夜工的哨子响了，队长首先把我说谎的后路堵住了，赤脚医生已到过我们的田头，我根本没有到合作社的医疗所去看病。此时生产队长不会怀疑我去干什么反革命坏事，但一定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踪。我没有办法，说到亲戚家去吧？不行，双抢大忙是第一大事，亲戚家又没有死人，这不是走亲戚的时候。我只能说，刚刚出校门不久，约好一个同学今天见面，并一再表态，下不为例。我当时的窘况已与“求饶”差不多。最后队长说：“如下次再这样，取消你进队办厂上班的资格。”

    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可怕的一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