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官员喜欢玩“权谋计”?官员欺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看古装电视剧时，我们常常会看到“小官欺瞒大官、大官欺瞒皇上”的现象，其实这不仅仅是电视剧虚构的，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出现这下级官吏在工作汇报上欺瞒下级。为什么古代官员喜欢玩“权谋计”?官员欺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网为您解答~

　　早在先秦时期，下级官吏对基层实际情况进行隐瞒和歪曲从而试图对上级通知曾进行蒙蔽和操纵的事情就已经见诸史籍。《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齐威王即位后一直没有亲自治理国家，而是把国家大政交给了手下的公卿大臣进行处理。九年之间，齐国治理不善，周围各个诸侯国都来进攻齐国。于是，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指责你的话每天都有传来。然而我派人去观察即墨，田野开垦了，人民富足了，官府没有积压着等待处理的事，东方因而安宁;这是你不巴结我左右来求得帮助的原因啊!”随即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召见阿(城)大夫，对他说：“自从你镇守阿(城)，称赞你的好话每天都有传来。我派人察看阿(城)，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以前赵国攻打鄄地，你不去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这是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来替你说好话啊!”当天，齐威王下令把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烹死了。因此，齐国上下官员都受到震动，恐惧不已，谁都不敢再像阿大夫那样买通威王的亲信搞欺上瞒下，掩饰过失的事情，人人都尽其所能地为国家做事。齐国得到很好的治理，在当时成了天下最强的国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在这段历史中，齐威王长期被联手勾结的地方官吏和左右近臣联手欺瞒，得到的都是颠倒黑白的信息。直到齐威王暗中派出亲信，绕过地方官员直接了解基层民情，才揭破了这一骗局。

　　但问题是，齐威王能派出多少亲信，体察多少民情呢?这只有天知道了。

　　日常的民政如此，被孙子称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战争，也依旧会遇到这种欺瞒。一再全军覆没的大败仗，送到人主面前的，可能就变成了捷报。

　　典型的例子，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大唐。

　　天宝九载，唐的西南属国南诏和唐发生冲突，唐朝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为将出兵八万征讨南诏。天宝十载，鲜于仲通率领的大军被南诏打得全军覆没。鲜于仲通自己仅以身免。

　　但是，鲜于仲通的背后靠山，是杨国忠。作为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一手遮天。将全军覆没的败仗申报为胜仗。

　　《资治通鉴》里如此记载：

　　“(鲜于仲通)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杨国忠还因此推荐鲜于仲通升官为京兆尹。同时又命令大规模征兵，试图在战场上一雪前耻。

　　可是，这次军事行动又失败了。十万唐军为此葬身异域，统兵主将李宓身死。

　　这样的败仗无法瞒报了吧?不然。

　　《资治通鉴》上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

　　杨国忠再次讳败为胜，而积威之下，居然没有官员但站出来说个“不”字。

　　而真正倒霉的，自然是唐玄宗。

　　天宝南诏之役，唐前后损失部队约20万，日常的军事实力收到了极大打击，而唐玄宗根本不知道，还以为是盛世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国强军。

　　南诏天宝战争结束后次年，安史之乱爆发…………

　　如果说杨国忠的欺上瞒下得益于其身份带来的实权的话。越到后来，这种对信息的隐瞒和扭曲就越体现为整个部门的官吏联合起来制造假信息，以谋取自身利益。

　　乾隆年间，自诩精明的乾隆皇帝下狠心处理了这么一件案子。

　　在这个案件中，涉案官员多达一百零四人。

　　《大清律》规定，贪污一千两就处死。办案的官员据此圈定了死刑名单，多达六十六人。太平盛世里一下子杀掉这么多官员，乾隆自己都心软了，不再坚持“一查到底”，而是改为“法外施恩”。将死刑标准提高到贪污两万两。这样，杀头的人数减到三十人，其中省级高官四人。

　　而这个案件的本质，就是地方官员上至总督巡抚，下旨普通官吏联手向上谎报受灾，骗取中央调发的赈灾款项和政策倾斜，折换成白银后收入官员个人的腰包。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件中，地方谎报灾荒事件长达八年，期间不乏官员卸任接任。其中案件主犯，这个作案方式的发明人，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这八年中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任期，转任浙江去了，而他的继任者王廷赞上任后，马上就融入了整个犯罪集团，充满默契地扮演着王亶望曾经扮演的角色，同样一年又一年向朝廷谎报灾荒。

　　实际上，上面这些不同时代的例子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的统治体系中，基层信息如何准确地传输到统治顶层是个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做出努力最多，信息传递结构最严密的，恐怕是宋代了。

　　他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最基本的，是纵向的“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

　　即省一级的监司监察州，州监察属县，每时每刻把底层的数据、信息上报到中央。这是纵向的常规考察。而在常规的地方政绩报告、逐层日常课绩之外，还有别的纵向信息考察路径：中央业务部门对地方相应机构的专项信息统计、不同司署层级磨勘勾检系统的稽查覆验，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纵向信息流。

　　此外，还有台谏的纠察奏劾、监司的巡历举刺。属于跨越层级的直接纵向信息交流。

　　纵向之外，还有横向的常规考察。主要是诸部门、诸地方机构之间的互相察举及申奏。

　　同时，下级对上级的检举、同僚之间的揭发、后任官员对于前任绩效的检验,登闻鼓检院受理吏民词讼等等，都是考察网络的组成内容。形成了一条条信息上达的渠道。而在常规渠道之外，还有朝廷派专使进行的考察及按核。

　　尤其是当上层觉得某处信息流转滞涩时,还会布置诸司协同“会问”，或者安排上下级之间、不同隶属关系的部门之间进行“体量”、“覆实”、“照勘”，有针对性地对流转滞涩的点进行专项核验，对所掌握信息之可靠程度进行检验，

　　一言以蔽之，宋代的统治结构下，是希望藉以了解官情民隐,减少消息来源梗阻的可能。为此不惜牺牲部分行政运转的效率。

　　但是，这样就能根治欺上瞒下的毛病了吗?可惜还是不能。

　　宋代对基层信息的向上流转顺畅投入了如此大的资源和组织结构成本，但流转的关键还是人。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申报材料者有趋利避害的现实考虑;负责资料汇总审覆等具体事务的官吏，面对纷至沓来的文书，注意力集中在诸多材料中是否存在体例性空缺与“不圆”之处，而非核实内容是否属实;核验部门明知存在“欺罔诞谩”，却虚应故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变成靠文件落实文件;朝廷的决策层，包括帝王在内，理应关心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他们显然也无法摆脱一己私利，不仅注重的信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偏好，而且强烈地希望听到顺遂之言。

　　这些人的因素牵涉进来，再精巧的结构设计也会逐渐跑偏。毕竟结构是死的，人是活的。

　　最后的结果，是庞大复杂又精巧的结构设计，依旧解决不了底层信息被歪曲和瞒蔽的现实。比如朱熹在前往浙东赈灾前即对“州县检放灾伤不实之弊”充满了忧虑，在赈灾过程中不断揭发弹劾。正证明了原本设计好能正常、细致向上传送基层信息的结构设计，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瞒蔽歪曲的结果。

　　对于信息上达通畅最为重视、做出最多努力的宋代尚且如此，古代的其余时代，只能情况更加严重。

　　究其原因。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在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下，由于缺乏独立于官方系统之外的信息流通渠道，官僚们对于各类信息的垄断相对容易。

　　在现实政治中，官员们最为关心的是自身的仕途命运，而他们的仕途命运又是由上司考察、向朝廷交差的。于是取媚于上才是最为合理的政治选择。挑上面爱听的信息上达成了最合适的政治手段。在这种官场生态下，如实呈报信息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政治风险。

　　从根本上讲，如果王朝的普通士民众庶无缘知情，无缘参与对于官员的监督，信息真正的上通下达就只能成为制度中的条文、想象中的目标。信息的瞒蔽和歪曲就是政治生活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