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宽仁体现在哪些地方？

    在唐高祖时期，唐朝已经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公布了它的第一部法典，史称“武德律”。这部律典仿照了隋文帝公布的 “开皇律”的结构，其内容也大体上继承了这部以宽大为特色的律典。唐太宗登基后，对于这部律典仍然不满意，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大臣与翰林学士、司法官员一起讨论修订，以进一步施行宽大为原则。

    修订后的律典仍然沿袭原来的结构，但进一步减轻了刑罚，把 “武德律”中要处绞刑的50条死罪减轻为“断右趾”（砍去罪犯右脚前脚掌）。唐太宗在审批时仍然觉得过于残酷，说：“肉刑废除很久了，还是要想办法取代。”

 

    有一位司法官员建议将这“断右趾”改为“加役流”，将罪犯流放3000里，在流放地点服三年苦役，比一般的流刑罪犯加重两年苦役，得到唐太宗批准。以后，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一次正式颁布了“贞观律”。

    唐太宗立法注意宽大简单，在执法上也有很多的建树。刚当皇帝不久，唐太宗不脱武夫旧习，动辄就要砍人的脑袋。有一次，地方报上来一个“妖言”案件，唐太宗下令彻底查处。负责审判事务的大理寺，有个叫张蕴古的大理丞上奏说：“那个案件的主犯是河内人李好德，是个有名的疯子，说的都是疯话，已经证实过了。按照法律，这样的疯子不应该判罪。”

    另一个专办皇帝交办的“诏狱 ”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倒过来揭发张蕴古，报告说：“张蕴古的籍贯是相州，而案犯李好德的哥哥正是相州地方长官刺史，他肯定是通同作弊，故意说李好德是疯子。”唐太宗大怒，立即下令将张蕴古斩首示众。

    过了两天，唐太宗自己知道错了，下诏说：“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

    过了几年，他又觉得死刑制度仍然不严密，对宰相和大臣说：“我因为人命至重，所以下令执行死刑要三覆奏，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对案件深思熟虑后才最终决定。可是现在有关部门经常一天当中连续来报告三次，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另外，古代执行死刑，君主要撤除乐队，减少膳食，这个现在也没有制度。还有，有关部门总是依据法律定案，可是各项案件的情节各不相同，有的确实有可怜悯之处，却也没有办法纠正。”

    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慎重立法。最后制定制度：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五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三次。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酒肉，各机关不奏乐，由门下省派出专人巡视。上报的死罪案件，如果觉得按照法律虽然应该判处死刑，但是有可以怜悯、宽大情节的，提出意见，附载于卷宗一起上报。据说，由于有了这项制度，很多人得 以保全生命。

    唐太宗执行宽大政策，显示出唐初的统治者具有很强的自信心。贞观六年（632年）年底，他亲自“录囚”（提审在押犯），将 290名死囚罪犯释放回家，约定明年秋天到京城集合来执行死刑。

    据说第二年秋天，这些囚犯全部准时报到，于是唐太宗下令免除他们的死刑。这虽然具有玩弄权术造舆论的因素，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唐太宗有很强的自信心。

    唐太宗慎重立法、执法的态度，是来自于他对于隋代政治教训的吸取。有一次他对宰相和大臣们说：“我最近经常不依照法律来处理案件，而你们认为一些只是小事的案件，也都不再提出意见。要知道事情都是由小变大的，这就是危亡的起因了。过去夏朝的忠臣关逢龙因为劝谏夏桀被杀，我一直觉得惋惜。而隋炀帝骄傲暴虐而灭亡，是你们亲眼所见的。你们要经常为我考虑隋炀帝的灭亡，我经常为你们考虑关逢龙的遭遇，那样的话就不愁君臣相互保护了。”

 

由战俘到法官

    唐太宗当政后，需要把他的有关法律的理念贯彻到司法实践中去。他挑中的执行者就是戴胄。

    戴胄（？～公元633年），原来是隋朝的小官，以“明习律令，尤晓文簿（善于处理公文）”著称。后来在武牢关战役中被唐军 俘虏。李世民很重视这个人才，把他召到自己的秦王府里当“士曹参军”（负责人事的辅佐官职）。

    唐太宗登上皇位后不久，大理少卿（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位置空缺出来，唐太宗说：“大理，人命所系。戴胄为人清直，正是 担当这个职务的人。”下令将戴胄提拔为大理少卿。可是戴胄刚当上大理寺少卿没有几天，君臣之间就发生了激烈冲突。

    当时，唐朝允许前隋朝官员可以到朝廷吏部来参加选官，参照隋朝时的官职品级。授予官职。可是有很多人伪造履历，提高自己在隋朝时的官职品级。唐朝继承的隋朝档案也不完整，难以核对。

    唐太宗很恼火，下诏规定：已经通过伪造履历获得官职的官员都必须自首；不自首而被揭发出来的，要处死刑。正好有个温州司户参军（州政府中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柳雄被人揭发是伪造了隋朝任职的品级，唐太宗特意下诏要柳雄自首，明确说再不自首的，就处死刑。柳雄还嘴硬，仍然坚决不承认。唐太宗把柳雄交给大理寺去审问，几次审下来，柳雄承认自己确 实伪造了履历。

    戴胄去向唐太宗汇报，说是已经查明柳雄的罪状，按照法律，应该判处徒刑。唐太宗大怒，说：“我已经判处好了，只应死刑！ ”

    戴胄说：“陛下既然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了臣所在的审判机构，罪不至死，就不可以残酷滥刑。”

    唐太宗说：“朕已经下诏不自首者死，而今天判一个徒刑，是告示天下朕不守信誉，你难道是想‘卖狱’吗？”

    戴胄说：“陛下如果直接命令处死，那也就非臣所及。既然委派给臣处置，难道可以亏法吗？”唐太宗又说：“你只顾自己守法，而使朕失信，那又怎么说？ ”

    戴胄回答：“法律，是向百姓宣布的‘大信’；言语，只是一时喜怒所发。陛下以一时的愤恨要处死柳雄，既而又知道不可不守法律，这就是忍小忿、存大信。如果陛下是只顾愤恨违背大信，臣为陛下惋惜。”唐太宗被他的话感动，最终还是接受了戴胄的意见，并且向群臣宣告：“戴胄能够为我这样严守法律，难道还会有冤死的人吗？”

    在以后的一些案件中，戴胄依然时常敢于冒犯唐太宗，坚持法律。每次争论时，他都仔细分析法律的意义，并且严密推论，越是激烈，越是言若泉涌，唐太宗也对他更为敬重。

 

皇帝妻舅的罪行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使得戴胄又站到了争论的中心位置。

    唐太宗妻子长孙皇后有个哥哥叫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亲信，也是策划唐太宗登上皇位的功臣，担任吏部尚书。有一次长孙无忌忘记解下佩刀就进入皇宫的东上阁。按照法律规定，这是个死罪。长孙无忌既是皇亲，又是功臣，按照法律规定的“八议”制度，这样的案件应该由朝臣集议，再提出处置意见，由皇帝批准。

    宰相封德彝提议：长孙无忌是过失犯罪，改判徒两年，按照贵族官僚徒刑可以铜赎罪的规定改罚赎铜20斤；守卫东上阁的校尉没有及时发 现长孙无忌带刀，应该判绞刑。

    戴胄坚决反对，说：“校尉和长孙无忌都是过失犯罪，法律之所以规定即使过失，带刀入阁也要判死刑，是因为臣子之于尊极，不得有过失，因此法律规定在供御汤药、饮食、舟船之类有误的都要处死。陛下如果认为长孙无忌可以功抵罪，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决定的事；要是按照法律，那么就不应只是罚铜。”

    唐太宗表态说：“法律，不是朕一人的法律，不能因为长孙无忌是我的亲戚就宽免。”要求大臣继续讨论。

    下一轮讨论中，宰相封德彝仍然维持自己原来的意见，唐太宗打算接受这个意见了。可是戴胄仍然坚持争辩说：“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犯罪的，算是从犯的话，按照法律也应该比照首犯减轻一等。如果认定长孙无忌是过失犯罪可以宽大处理，那么校尉自然也是过失犯。这一情节的认定，生死攸关，我坚持要仔细鉴别。”

    唐太宗见戴胄立场毫不动摇，予以表彰，并且接受了戴胄的意见，校尉被免除了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