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事为什么这么弱？

    宋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经济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远远超越了汉唐，明清二代也仅仅重复这宋朝的状况而没有超越。

 

    一、杯洒释兵权。节度使强权导致唐代灭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都封为节度使，但太祖的节度使是官位虚职，意思是只拿钱不管事，而且薪俸很高，让这些手握兵权、从战争中杀出来的优秀将领，彻底做富翁去了。再提拔些年轻的、资历浅的上来。在开国之初，面对强敌时就削弱了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了。

 

    当然，雄才大略如宋太祖，自然是明白这一点。但他仍这样饰处心积虑地安排，自有他的考虑。唐代在最鼎盛的时候，积军、政、财权如一身的节度使起兵造反，这就是长达十年的安史之乱，之后，五代十国，更是造反纷纷，短短几十年，武将们造反称帝的人实在太多了，中国残破不堪。

 

    这样血的教训，宋太祖以温和的办法，杯洒释兵权，将节度使变成一个虚职，消除了那些功勋们作乱的可能，这又是当时时代不能不说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设驱密院为军事最高机关，管部队调动；设三衙管部队日常训练；将领由皇帝临时指定；彻底分权，兵不知将，将不识兵，自然战斗力就大为减弱；好处，将领们想造反是难上加难。

 

    三、募兵制。发生天灾时，择灾民、罪犯等为兵，一直到60岁才退役。简单试想一下，在部队当30－40年兵，不说身体原因，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做不能，那怎么办，就只有不断募兵。倒仁宗时，部队由开国之初二十万到了一百二十万，军费开支占朝庭收入几达六分之五。这就是“冗兵”问题。

 

    四、冗官。宋朝是最重视读书人的。科举先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都是官了，而且还是真正的高新。但天下职位有限，考上的人多，怎么办？朝庭养起来。宋朝官和职分开，多大的官，就拿多少钱，比如节度使最高。但官不代表职权，就象现在的职称一样。只有差遣，才有职权，比如知XX州等，职位有限，当官的人多，到神宗时，十个官里可能就有七八个官只拿钱不做事。

 

    好处就是一大批文人，日子过得很滋润，宋朝又有祖训，不能杀士大夫，所以也过得很自由，导致文化空前发达，甚至有几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五、制度。宋朝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地方官。路、州、府、军、县，都由朝庭直接派遣，三年一换，所以说还是中央的官，只是临时负责地方，就象现在的“挂职”，如果算上路途的时间，三年实在是太等了；以府为例，临时地方官有知府、通判、转运使等管行政、刑法、财政等，中央集中几乎所有的税收，实现分权，互相监督，其它制度大体都是以分权为本。

 

    这样的制度效率低，急功近利，毛病太多，特别是地方政府虚弱，外敌入侵时，只要拿下首都及可。好处当然是地方想造反，基本上不可能。

 

    六、地理，燕云十六州在辽国的手上，开封之北全是平原，辽国铁骑几日就可杀到黄河边，宋朝无地利。辽国随时开打，主动权在辽国，这就是为什么宋朝在军事上占优时还是签下了“潭渊之盟”，每年进贡50万。

 

    七、无马。我国只有河套地区和热河、东北、工蒙一带适合养马，这三处地方都沦落敌手，所以宋朝骑兵少且弱，基本没有进攻能力。

 

    八 、无钱。冗兵、冗官，宗室增多，基本上消耗了财政收入，加上战事常有，驻守部队一年一换防区，更是入不甫出，想打仗没有钱。

 

    九、王安石变法。变法不以说不先进，王安石不能说没有能力，变法后，国库确实增加了许多，可也是釜底抽薪，富了国家，穷了人民。司马光说多好，钱是一定的，国库增加了，老百姓就没有钱了。确实有道理，当时的生产条件，短时间可能通过拓展生产，加快流通来增加财富，因此，一定意义上讲，生产总值是一定的，当然就是国家富了，人民就穷了。

 

    十、重文抑武。

 

    结果就是，以童贯（有本事的太监将领呵）领兵20万，进攻被金国打得抱头鼠窜的辽国，辽国拚凑了二万部队，打得宋军20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辽国的都城被金国打下以后，宋朝又想沾一点便宜，派遣十五万禁军，辽国怕了，前来求和，宋朝当然不答应了。辽国没办法，又拚凑了一万部队应战，结果又打得宋军大败，宋军只好求金国来帮忙，金国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辽军，并且有一个另处的收获，原来心目中的天朝上国是一只纸考老虎呵，好，我就打这一头肥猪，非常轻松地干掉了北宋。

    宋朝是积贫积弱的，同时又是文化昌盛的。

 

    在传统观点中，宋朝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郭教授认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主要有在于：第一是“守内虚外”的政策和外患国势的影响，宋朝缺乏汉唐时期强盛的对外扩张气势，对内严格防范却疏于外防，又加上长期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侵犯之下，而不得不采取和议措施来换取短暂的安定；第二，“上行下行”阶段说的影响??“下行”阶段，使得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误以为宋朝是贫弱不堪的。

 

    郭教授在指出传统观点产生原因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综合国力而言，宋朝虽然算不上中国古代最强盛的国家，但却是中国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辉煌的时期。对于这一观点，郭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从物质文明角度来看，宋朝较前代有了重大进步：农业单产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手工业中的冶金业和纺织业发达，出现了“煤铁革命”，并且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商业上，出现了“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产生了最早的纸币；科技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或得以改进的。

 

    从精神文明角度来看，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更加思辩化、哲理化，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和理学家；教育更加发达，而且教育的平民化进一步加强；产生于民间的词逐渐雅化，并产生了大批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在完成由“下里巴人”向“阳春白雪”演变过程的同时，也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山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更加兴盛，出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和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巨著，同时还首创了编年体史书体例；绘画和书法的审美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由唐朝时期的“尚法”转为“尚神”；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形式话本出现，并开了明清白话小说发展的先河。

 

    从制度文明角度来看，宋朝是制度建设成熟的时期，政治运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视以文治国，厚待文人，保护进言；宰相权力资源分化，无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擅权专政。

 

    宋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认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拱之下维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历史上最强悍的蒙古铁骑面前也有诸多出色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科学家，以至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效果；它的开国君主制定了最开明的政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但在这个朝代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杀岳飞；这个朝代之前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朝代之后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朝代，以至许多人认为它应该对后来的耻辱负责；它是一个让本民族的人备感耻辱，但却让外民族的人备感羡慕和赞誉的朝代……正因为种种的扑朔迷离，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最南辕北辙：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国际上的汉学界则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其实，研究宋朝不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有助于理解元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

 

宋朝的国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这是每一个夺取天下以后的开国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思想家们总结了各种人才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的用人策略，告戒统治者要以“才”“贤”为标准选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所以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用贤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因为大封宗室而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在汉朝、唐朝的时代，既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决策上升为国策。

 

    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保证士大夫的“共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同时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于管事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掌握实权的皇太后的非分行为，敢于管理宫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于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杜绝了各种其他势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各种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刘太后专政时曾想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主动地和刘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两宋大多数帝王主动地抑制了皇亲国戚干政的欲望。

 

    由于种种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落到了实处。

 

    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两宋三百多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解这一国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钥匙。

 

士大夫的阶级本性

 

    要分析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的意义，必须分析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本性。

 

    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这个特点使得他们这个阶层具有如下特点：

 

    一、他们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们对王室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原来在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们来自底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背景，一旦朝廷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治力量群体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从个体来讲，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从群体来讲，士大夫群体 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个中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素质还是气节、品德都还是比较强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中也有优秀的人才，但就总体而言，素质低下，品德败坏，无气节可言，同时他们自恃有皇帝撑腰，所以往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所以宦官专权往往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武臣则因为掌握着军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藩镇割据。

 

    而在宋朝，各种曾经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斗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血腥气，所以就总体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明时期。

 

    虽然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从总体上说，小人的势力很难压住君子的正气，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对他进行抨击，所获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并且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比不上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的权臣可以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更不象明朝的太监竟然能罚满朝文武下跪。

 

    而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例子则不胜枚举，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政争更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论，不夹杂着私利，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翻开宋史随处可见。

 

宋儒气象：先忧后乐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因为朝廷的信任，也因为士大夫的阶级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风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则变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宁。而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也不断地提拔和奖励这种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对王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王室的稳定和安宁，对纂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都不能容忍。正因为如此，在金国灭掉北宋以后，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被胁迫纂位的张邦昌虽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但却为舆论所不容，所以最后仍被处死。在南宋虽然出了很多权臣，但没有权臣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这是?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胆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将真宗要求进封皇妃的诏书当着宦官的面烧毁，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说如果刘后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南宋宁宗时朝臣常常激愤于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也就说宋朝的大臣就忠于皇帝，但又敢于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

 

宋学精神：追求真理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的高峰期，在那个时代产生了第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中国古代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宋朝，这个时期又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宋学的最高精神代表是张载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接近了一种宗教的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正因为宋代学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所以产生了学术的高峰期，其中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安石、陆久渊、叶适等是历史上一流的学者。

 

    宋代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陈寅恪曾说：“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

 

    宋代这种经济、学术文化高峰期的出现，是和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同时和宋代皇帝并不妄自尊大的的性格有关，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所以宋代朝廷能够允许学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于获罪，怀疑经典之风盛行,同时宋廷对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都比较注重，促进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宋朝的军事弱吗？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宋朝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三百二十年，已经是奇迹了，宋朝的军队并非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至少其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一、宋朝的立国在军事上先天不足。宋朝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它在后晋的石敬塘手里抢去了幽云十六州，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洞开；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所以宋朝的立国是相当捉襟见肘的。

 

    二、宋朝碰到了多个空前强大的敌人。首先，从数量上来说，宋朝碰到的对手是最多的。（对手是指有较大实力能征服别的蛮族而且向中原王朝进攻的蛮族，如果中原王朝只需要少数的军队就能镇压，就算不上对手，如汉朝时候的羌族，宋朝时候的交趾；如果从不进攻中原王朝，如唐朝时的回纥，在唐朝衰微的时候也没有进攻过唐朝，宋朝时候的大理国，也就算不上对手，）两汉的对手就只有匈奴一个，唐朝的对手也就突厥，明朝时候的对手是蒙古和满族，而宋朝时候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

 

    其次，从力量上看，宋朝碰到的对手都是空前强大的。理由如下：（1）、匈奴、突厥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以及明末的满族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这产生了以下差别：1、经济基础不同。前者完全靠自然条件生存，自然条件恶劣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后者则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根本上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其经济基础更加稳定而强大。正因为如此，除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以外，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正处于衰落阶段被中原王朝灭掉的。2、国防条件不同。匈奴、突厥没有国防观念，因此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长驱直入，而后者则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3、野心不同。前者的野心就是到中原来抢劫，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后者的野心大大增加，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而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4、军事领袖的强弱不同。前者没有产生真正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后者则产生了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如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2）、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强盛时期，而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则处于没落阶段的衰败时期。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都处于强盛时期,并且一伙强于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