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的中国官员是怎样维护主权的？

    上海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它的大街小巷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东方出版中心最新推出的《永不拓宽的道路》一书中，作家陈丹燕以独特的视角，精选了上海著名街道中的18条，着力描写发生在这些街道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人和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通过一个有关外滩公园的故事，记述了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地方官员为维护领土主权所做的努力。

1.“两面受气”的上海道台

    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绣的是云雁，外袍上绣的是四爪六蟒，顶戴上的珠子是用青金石做的；在那个等级社会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他的肩膀在官服里拧着，后背犟着，四肢在宽大的袖笼和裤腿里想努力撑起样子来，但也不得不顺着衣服对身体的控制，摆成稻草人摊手摊脚的样子。他僵板，他迂腐，还有一种行将就木的脆弱，这就是上海道台。

    当上海成为条约口岸，那身穿天青色官服的身影中，一成不变的稳重和权威便一去不复返，他得学着与外国强人打交道，学着在条约制度下工作。通商以后，道台必须自己决定怎么对付那些外国人，怎么保护自己的人民，怎么保全自己的尊严。加上朝廷喜怒无常，所以，在条约口岸当道台实在很难。

    1862年，英国领事馆对面的江滩上出现了一块涨滩(泥沙淤积而成的滩地)。工部局的外国董事们这时才发现，按照《土地章程》的规定，外滩的土地是租界，但河岸外的涨滩仍旧是中国领土。他们显然不希望这片土地落到中国人手里。正如英国商人金能亨说过的那样：“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倘使中国政府掌握这块滩地，则任何令人厌恶的事物均可能产生……只有依靠外侨社会的良知才能挽救它。”

    上海道台在英国人那里是令人厌恶的小人，他既代表了中国人的狡诈、脏乱和不怀好意，又代表了期期艾艾但不肯袖手旁观的中国政府，英国人恨不得将他像一团污渍般抹去。在上海生活的100年里，他们始终不相信，道台这种小人也配与他们争主权。

    这种遭遇却很少能让中国人同情。小刀会起义，不光杀洋人，更要杀道台。上海出了什么岔子，举国愤怒，道台就是朝廷现成的替罪羊和出气筒。上海道台是全体中国人眼中责无旁贷的“狗官”，20年里面就换了17任，没有一个能做得长久。

    彼此对立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却在道台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感情基础。

 

2.外侨建公园禁止华人游玩

    1865年，外侨看中那块涨滩，想在那里造公园。上海道台为此写信给英国领事，为上海的土地发言：“其地虽为工部局所填屯，仍系中国官有……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贷，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如不遵守，地即充公，此纸作废，衡情行事。”古旧文雅的词句里，轻轻荡漾着一股生米已被煮成熟饭的无奈；一股为保全面子不得不打起精神的捉襟见肘；一股怎么避让也回避不了的自惭形秽。

    在英国人心里，不管道台怎么说理，那块滩地天生就是属于租界的。他们为这个30亩地的小公园专门建立了管理委员会，从英国招募了有经验的园艺师，不仅订购了伦敦出产的铸铁围栏，连灌木都是从英国订来的树种。董事们常常为钱的问题吵架，但一致同意对公园的各项拨款。在它身上，寄托了他们在上海重建英国式生活的理想。

    在公园开放的最初几年里，华人未对公园的规定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中国人并不知道，公园的这个“公”，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富人的花园不能随便进去，外国人盖的花园也不能随便进去，似乎理所当然。但道台心里明白，中国实际上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主权。那段日子里，他也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但其中带有羞愧和遮掩的意思，就好像一个打破了家里贵重花瓶的小孩通常的态度。

    后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开始反对公园章程，道台也帮着中国人“劝说”英国人开放门禁。但这种劝说软弱无力，根本没人将它放在眼里。英国人每次都干脆利落地回绝他，像将他的劝说一把抓起，直接扔回脸上一样干脆。而后者总是很符合他受气包身份地安静下来，直到下一次好似例行公事地劝说与被拒绝。

 

3.中国官员终于不再退让

    1884年，情形终于不同了。这一年，公园靠江的堤岸外又出现一块涨滩，才一亩地之多。工部局向上海道台申请填实泥滩，扩大公园面积。工部局以为，这种申请还像从前一样，不过是走过场。所以，等官府真的派人去公园查看时，发现工部局已经在堤岸上打桩了。道台马上照会工部局，指出工部局的行为违反了公园建立之初双方的约定，也违反了上海《土地章程》的条款，勒令其停工。

    这位叫邵友廉的道台是举人出身，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是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已轰轰烈烈进行多年的时代，跟随李鸿章多年的道台们，心里一样埋藏着光复的理想。所以，他们才在上海办英文学校，办翻译馆，办工厂，办官商结合的轮船公司，与英籍的中国海关税务司交涉，渴望着为摇摇欲坠的帝国挽回些颜面。

    这一亩烂泥滩，终于让邵友廉抓住了道理，终于让他有机会旌旗翻飞，一招一式地冲向前台。僵持之下，双方上诉上海领事团。领事团出面调解，约定工部局在填实滩地之前，须经上海道许可。已开始的工程没有经过上海道的同意，因此即行停止。

    工部局过了不久又擅自开工，接着围田筑岸。在他们看来，整个中国都在被列强疯狂蚕食中，中国人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早已被外国人熟悉。整个中国都落花流水了，还有谁会在乎这一小块自己从江里涨出来的泥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将上海道台的态度放在眼里，觉得他不过是在唱戏。

    但这次的情况却和以往完全不同了。邵友廉紧锣密鼓，马上照会英国领事和上海领事团，要求执行对外滩公园的约定。工部局败诉，外滩公园的扩张被迫再次停工，连已经打下的桩都被要求立即拔起。中方派往工部局的代表也变得硬朗起来，他们随身带去地图，一英尺一英尺地核准公园的界线。当工部局不得不小心解释自己不是为了公园的扩张，而是出于保护河口，他们才表示满意。但中方仍旧不答应出让那涨滩，甚至不允许工部局在地图上将公园的堤岸线向外弯曲，一定要他们改画成一条直线。

    上海道台从开埠以来，一直挣扎在夹缝中，像京戏里的反派小花脸，在鼻子两边被画了两块白。这次他总算一展拳脚，暂时为自己洗去了那个白鼻子。英国领事不得不常常出面协调道台和工部局之间的矛盾，劝说工部局采取妥协的态度。这场一亩滩地的纷争，一直持续了3个道台和3届工部局董事会的任期。上海道寸土不让，工部局也不敢再动工。

 

4.华人有了自己的公园

    1890年，聂缉上任，他是历任道台里最年轻的一个，35岁就掌了权。他不再只是消极地回绝，而是明确提出：公园可以在上海道的允许下使用那块滩地，但条件是要让华人也能从中得益。他用这种方式逼迫外国人承认主权归属。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英国人终于明白，他们遇到了一名在滩地权益上竭尽全力的中国官员。

    终于，工部局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由英方出资填平苏州河边的另一块滩地，在外滩公园扩建完成的同时，在那里为华人建立一座专用公园。接受了这个条件，道台终于同意工部局使用当年疏浚苏州河的淤泥填实那块涨滩。

    出现在旧档案里的那些为公园连绵不休的争夺，只是只言片语，像舞台上随锣鼓声翻飞的衣摆和旗角那样稍纵即逝，但那急促的锵锵声不绝于耳。这是属于梦想着有一天能正色面对外国人的上海道台的鼓点。事实上，聂缉是洋务运动在上海最得力的清朝官员，他主持的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仿制了西方的大炮和军舰，为中国在中法之战中取得胜利提供了保证。他鼓励传教士在开设新式学堂，在中西女塾成立时，去为那所专收女生的学校剪彩，并将自己的女儿们送去读书。

    华人公园开园时，聂缉喜气洋洋地主持了开园仪式。这是一个比外滩公园窄小得多的西式公园，平躺在河滩上不过百米长，但它也有西式的木条靠背椅，公园的中心有一个白色的大鸟石雕。这位道台还亲手书写了一块“寰海联欢”的木匾，挂在公园门楣上。这个小小的华人公园也有园规，其中照例有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醉酒者不得入内，但没有洋人不得入内的规定。

    他与华人和工部局的洋人一起游览了这个小公园。我不知道来自英国的诸位先生是否能理解“寰海联欢”，也不晓得他们经过木匾下面的时候，道台可曾解释过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位强硬的道台并没有记恨不让华人入内的园规，因为他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所以，这个小公园的章程虽然仿制了租界公园的章程，却没有拒绝外国人来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