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为何要迁都北京？有什么历史意义？
发布日期：2017年8月3日
374次浏览
明成祖朱棣在1406年进行了迁都北京，迁都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北京的宫殿也需要修建，经过18年才迁都完成，迁都是个如此麻烦的事，那明成祖朱棣为何要迁都北京呢？下面为什么网为您分析。
其实，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打算，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些。早在永乐四年时，永乐皇帝就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等“董建北京宫殿，经画有条理”。(《明史·陈珪传》卷146;《明太宗实录》卷57)
是什么让朱棣有了迁都的决心呢？其实这件事在朱元璋时代就有了打算了，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标受命巡抚陕西，一方面想让他考察西安是否适合作为都城。当时，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又推荐以西安为都，认为“举天下莫关中若也”。这次前往陕西便是考察西安有无成为明朝国都的能力，朱标为此专门绘制了陕西地图，准备了迁都的部分事宜。
遗憾的是第二年，太子朱标即去世，迁都西安的决议也被因此搁置下来，直到太祖去世以前，迁都都不曾完成，不过因此可知，迁都是明朝早就有了的打算，那么为什么朱棣会迁都北京呢？
刺杀与多疑——朱棣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
靖难之役对于中国来说是影响历史的一件大事，打下南京后，朱棣对于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展开疯狂的杀戮，这也招致南京旧臣的愤恨，也因此爆发了景清刺杀案。
《明史》记载：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旧臣子景清复命为御史大夫后，不但受命不辞，还委蛇朝右，当时有人暗地里讥笑他，说景清“言不顾行，贪生怕死”。但景清丝毫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仍以“伪装”出现，委曲求全，等待机会，图谋刺杀明成祖，为故主报仇雪耻。有一天，景清上朝，面见明成祖，因步履反常引起了怀疑，加之事先钦天监急奏“异星告变，光芒甚赤，急犯帝座”，因此明成祖早有提防。朝毕，景清奋扑上前，将要犯驾，明成祖命左右拿下搜身，果然发现景清外披朝服，内着绯衣，腰藏短剑。成祖大怒，下令将景清磔死，并将他的家族全部株连，后来还不解恨，把与他相关的乡亲与邻居全部处死，于是整个村子变为废墟。
这件事情对于朱棣影响很大，此后朱棣经常在睡梦中被噩梦惊醒，南京宫城之中，幽怨的冤魂不断徘徊索命，令朱棣十分畏惧，最终出于多重考虑的目的也是为了针对北方日益强大的北元残余势力，朱棣越发的想念自己在北京的根据地了，迁都可以有效地削减南方大臣势力，这对朱棣而言是很重要的。
北京地处“幽燕之地，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天子居中，以受四方朝拜”之形，而且应以“幽燕”之燕命名，方能夺得天下，而成万世之基业。靖难之役之后，朱棣的心腹群臣就开始上疏劝他定都北京：“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成地万世之都”。朱棣听任谋士之言，也早有迁都北京之意。
风水与预言——北京城修建的始末
在修建北京城时，朱棣做了很多工作，这就不得不说北京独特的风水学了。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这个姚广孝同元朝的刘秉忠一样，也是和尚出身。所不同的是，姚广孝到死也没有还俗。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一座方城。而皇城（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十五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二是疏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通过海运由南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七万石，永乐六年，就增至六十五万石。永乐十二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增至五十万石，另还有四十万石由海运输入。到了十六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四百六十万石。
当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不成问题时，朱棣就发出迁都的诏令。北京不再是“行在”而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
迁都的正式实施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此前，朱棣封赏所有参与都城兴建的人员，其中有一个苏州匠人蒯祥，封为工部侍郎。如果说姚广孝是明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这个蒯祥就是总工程师了，所以功劳很大，迁都最初的几年，围绕该不该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朱棣为了压制反对派意见，与御史刀兵相见，杀了不少人。
而修建北京城时，还有几个著名的风水学故事
北京有很多历史文明古迹，像故宫，圆明园这些历史建筑在修建的时候都是根据风水来排布的，就像今天，我们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中心的太和殿上，仍可以看到这样一副楹联：“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龙德正中天”是一句风水中的语言，北京风水中提到太和殿地处龙穴，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龙脉，龙脉被看做风水宝地，所以建城再此也是最佳的。
（1）燕山绝脉
北京尽管属于太平之地，但是在远古时期，北京一代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很多人都说过北京极有可能受到水淹的结果，为此传闻朱棣命令众多钦天监官员与风水先生将北京的风水脉络找的一清二楚，并打造了108把金剑将燕山的七寸全部钉死，此后北京不会受地震洪水困扰，此后北京确实没有洪水，这些金剑传闻有一把在北京的潭柘寺。传闻迁都北京时，姚广孝辞官不做，而到京西的潭柘寺隐居修行，每日里与自己的老友，潭柘寺住持无初德始禅师探讨佛理。期间，明成祖朱棣曾到潭柘寺看望过他。据说当年修建北京城时，设计师就是姚广孝，他从潭柘寺的建筑和布局中获得了不少灵感，北京城的许多地方都是依照潭柘寺的样子修建的，太和殿就是仿照潭柘寺的大雄宝殿而建的，同为重檐庑殿顶，井口天花绘金龙和玺，所不同的是更高大了一些而已。后来姚广孝奉旨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才离开了潭柘寺，但其在潭柘寺隐居修行时的住所少师静室，至今犹存遗址。据说潭柘寺是燕山山脉风水位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潭柘寺被毁，北京将会被洪水淹没，所以就有了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的传说。
（2）锁龙井
传闻北京有一个困龙井便是姚广孝为了北京准备的，姚广孝发现北京城有几口海眼，通到大海。最大的俩一个在京西玉泉山镇在一个大庙地下，一个在北海被白塔镇着，还有一口在东直门的北新桥。为防水患,还把一条龙锁在了海眼里，并承诺，等桥旧了，修起桥翅了，路灯朝下不朝上了，就放老龙出来。可人们并没有修桥，而是在上面盖了一座岳王庙，还把这个地方叫做北新桥，因此老龙永远的被镇在了井里，姚广孝对此表示，只要此井中龙不跑，北京城永远都不会缺水。此后在二战时，日军曾经在困龙井那里强迫老百姓拉过锁龙的铁链,拉的满大街都是,还没到头,这时井里突然往上反黑水,而且井里还传来了怪声,吓得小日本也不敢再往上拉了,把拉上来的链子又顺了回去。这口井70年代被毁，此后北京城确实经常出现缺水现象。
历史意义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如果他不采取这个措施的话，历史情况将会怎样，就很难说了。
即使明成祖迁都北京，并集中了大量的军队在这里，但在明朝历史上还是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军事危机。一次是在公元1449年，一次是在1550年，中间只相隔一百零一年。
第一次危机叫“土木之役”。土木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官厅水库旁边的怀来县，有一个地方叫土木堡。当时蒙古有一个部族叫瓦剌，它的领袖叫也先。也先带兵来打明朝，他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从几方面进攻，一方进攻辽东，一方攻打山西大同。那时明朝的皇帝英宗是个年轻人，完全没有军事知识，他相信太监王振。王振也是完全没有军事知识的。王振劝他自己带兵去抵抗，他就糊里糊涂带了五十万大军往当时正被瓦剌部队包围的大同跑。还没有到那里，大同的镇守太监郭敬就派人来向皇帝报告，说那里情况很严重，不能去。于是就班师回朝。王振是河北蔚县人。他想要英宗带着五十万人军到他家乡去玩玩，显显自己的威风。刚出发，他又一想，五十万大军所过之处，庄稼不就全踩完了！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又不愿去了。这样来回一折腾，走到土木堡那个地方，敌人就追上来了。当时正确的办法应该是进人怀来城内坚守。下面的将军也要求进城。王振不干，命令部队就地扎营。但是这个地方附近没有水源，不宜于坚守。结果五十万大军一下子被敌人全部包围了，造成了必败的形势。在这个高地上待了两天，五十万人没吃没喝。到第三天他让部队改变营地。部队一改变营地，敌人就趁机冲锋。结果全军覆没，皇帝被俘虏了，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造成了很严重的军事危机。这是历史上最不光彩、最丢人的一次战争。
这时候北京怎么办呢？没有皇帝，五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了，北京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情况很紧张。许多官员纷纷准备逃难，家在南方的主张迁都南京，认为北京反正守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有见解的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于谦，反对迁都，他认为北京能够守住。如果迁都到南京去的话，北方没有一个政治中心，那么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便都完了。他坚决主张抵抗，反对逃跑。他的主张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明英宗的兄弟（chng）王（不久即帝位，就是明景帝）的支持。于是就由于谦负责，组织北京的保卫战。于谦组织了军事力量，安排了防御工作，跟人民一起保卫北京；并且在政治上提出了一套办法，他告诉所有的军事将领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皇帝，要坚守地方。这样，加强了全城军民保卫北京的决心。果然，也先把俘虏去的明英宗带到城外诱降，说：你们的皇帝回来了，赶快开门。他以为这样可以不战而取得北京城。但是守城的官兵们依照于谦的指示，坚决地回答说：我们有了新的皇帝了。各地方都是坚决抵抗，没有一个受骗的。结果英宗在也先手里成了废物，不能起欺骗作用了。由于依靠了人民群众，北京的保卫战取得了胜利。这时，各地的援军也不断前来。也先见占不到便宜，便只好退兵。这样，北京保卫住了，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保卫住了。
明英宗在也先手里起不了作用，有人就替也先出主意：明朝的皇帝留在这里没有用，还要养他。不如把他送回去，在明朝中央政权内制造弟兄俩之间的矛盾。这样，也先就把明英宗送了回来。明英宗回来后不能再做皇帝，被关起来了。八年之后，明景帝生了病，政府里有一派反对明景帝和于谦的人，还有一些不得志的军人、政客，他们把景帝害死，把英宗放出来重新做了皇帝。英宗出来之后，就把于谦杀害了。
明景帝和于谦对于保卫北京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对人民是有功的。景帝是个好皇帝，他的坟墓不在十三陵。七八年以前，我和郑振择同志一起在颐和园后面把他的坟墓找到了，并重新修理了一下，作为一个公园。因为他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从以上说的情况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建都在北京，那么1449年也先军队的进攻是很难抵抗的。
过了一百零一年，即1550年，蒙古的另外一个军事领袖俺答又率兵包围了北京。情况也非常严重。也是因为北京是一个首都，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经过艰苦的斗争，俺答也像也先一样，由于占不到便宜而退回去了。
北京在明朝历史上经受住了这样两次考验。由此可以说明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无论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说，他都做对了。
但是，仅仅只把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北京还是不够的。当时东边从辽东起，西边到嘉峪关止，敌人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进来。当然，从山海关往西有一道万里长城。可是城墙是死的，没有人守还是不能起作用。所以，必须要在适当的军事要点布置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明朝政府在北方沿边一线设立了所谓“九边”。“九边”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只建立了四个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su）。跟着又增加了三个镇：宁夏、甘肃、蓟州。以后又加上太原、固原二镇。这九个军事要塞，在明朝合称“九边”，是专门对付蒙古族的。每一个军事中心都有很多军队，譬如明朝后期，光在蓟州这个地方就有十多万军队。
九边有大量的军队，北京也有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吃什么呢？光依靠河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区的粮食是不够供应的，必须要从南边运粮食来。要运粮食，就要有一条运输线。当时没有公路、铁路，只能通过运河水运，把东南地区的粮食集中在南京，通过运河北上。一年要运三四百万石粮食来北京养活这些人。所以运河在当时是一条经济命脉。这种运输方法，当时叫作漕运。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的安全，明朝政府专门建立一个机构，派了十几万军队保护运河沿线。明朝是如此，清朝也是如此。
把军事、政治中心放在北京，北方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南方发生了事情怎么办？于是就把南京改为陪都。陪都也和首都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种组织机构，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北京有六部，南京也六部。因为南京没有皇帝，便派一个皇帝亲信的人做守备。当时的大学叫国子监，国子监也有两个：一个叫“北监”，一个叫“南监”。北监在北京，就在孔庙的旁边。北监、南监都刻了很多书，叫北监本和南监本。当然，陪都和首都也有区别，首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部长叫尚书，副部长叫侍郎）有实权，而陪都的六部没有实权。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首部办。南京的这些官清闲得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些人大都是些政治上不得志的人，在北京站不住脚，有的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事，就要他到南京去做一个闲官，有饭吃，有地位，可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要了解这一点。那么，他在南方搞一套机构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以南京为中心来保护运河交通线；第二，以南京为中心，加强对南方人民的统治。南方各个地区发生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就可以就近处理、镇压。
明成祖迁都北京，这不但是抵抗蒙古族南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同时也为北京附近地区生产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市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了这个基础，清朝入关后才能继续建都北京。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后，才有条件继续建都北京。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国家建都北京，是经过了慎重、周密的考虑的。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北京是一个学术中心，首都最好建在别的地方，不要建在北京。北京一建都，就成为政治中心了。这些人认为政治是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反对建都北京。甚至在我们建都北京之后，还有不同的论调。一些人认为旧北京城不能适应我们今天的政治要求，因此应该在复兴门外建一个新北京。把旧北京甩开。他们举了很多条理由。但是我们有一条：北京在一九四九年有一百几十万人口，你要把国家的中央机关放在复兴门外，孤孤单单地和人民脱离了，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过去十几年以来，不断有这样的争论。现在事实证明：第一，今天建都北京是正确的；第二，在北京的旧基础上来扩建新北京也是正确的。中央机关——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权机关脱离人民行不行呢？当然不行，那是原则性的错误。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争论，今天不能多讲了。这是从明成祖迁都北京，顺便讲到我们今天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