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与皇帝“争国本”是怎么回事？

   崇祯和他哥哥天启的爷爷，就是明朝第十四代皇帝、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万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均。

   他们的父亲，则是老太子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为恭妃王氏所生，因当时中宫王皇后无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然而，最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却于万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万历因此有意改立常洵为太子，导致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

   此传闻一出，朝野舆论顿时一片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难，要求万历“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1），结果被贬为广昌典史，随后同因此事被贬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此后，六部和首辅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斥。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年正月，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耍了个滑头，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至万历二十九（公元1601年）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预下，虚龄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神宗同时也封了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终于之封国。此次立储风波，最终以朝臣们表面上大获全胜而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政治纷争，由于牵涉到未来的皇帝人选——太子，即所谓的“天下之本”和“国本”，因此又被称为“争国本”。在这场皇帝、后宫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中，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了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

   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那张由大臣们千辛万苦为他争来的皇帝龙椅。

   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是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谕册立东宫，准备于次月九日举行仪式。二十九日，病甚，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供服食。

   九月初一日，光宗朱常洛一命呜呼。

   他的年号“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开始，今年依然是万历四十八年。这位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时间仅一月而已。

   由于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后暴毙，所以当时的朝臣和后来的史家们，均认为这其中有明显的宫廷斗争迹象，光宗之死极为可疑，所以此事又被称为“红丸案”。

   “红丸”与朱常洛登基前发生的“梃击”两案，貌似尘埃落定其实悬而未破，又可说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两件疑点多多的疑案，这两案与另外一件事件脉络均十分清楚但却没有确凿证据的“移宫”案，并称明代宫廷三大案，这三大案和之前的“争国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关，且对后来明季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对抗神宗谋立朱常洵这长长十五年的“争国本”过程中，为了阻止神宗废长立幼的企图，明廷的大臣士大夫们轻者辞职还乡以示不满，中者因上书抗争而被斥责、杖打、罢官、降职、削籍，重者则被下狱问罪。

   然而他们还是一拨接一拨持之以恒地与万历抗争，其抗争之烈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仅见的。

   那些书呆子士大夫们此种前赴后继，看起来好象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一传统手段终于使得神宗不胜其烦，可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干脆一赌气对此事一概不理睬，同时也不上朝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们争了，皇上我罢工了。

   后世人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此言固为是，但是他不上朝罢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宫门这等做法，其实不是他首创，那是学他爷爷明世宗朱厚骢的，也就是嘉靖皇帝。罢工这事，嘉靖早就干过了，他在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只上过四次朝。而外边那些大臣前赴后继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也一样不是首创，同样是学自他爷爷手上的那些大臣们。

   嘉靖帝登基的时候是十六岁，他是因为正德皇帝没儿子才做了皇帝的。他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立他做皇帝。

   但是，就因为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辈兄弟身份登基，乃是庶出旁支继任大统，于是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其实这事要搁到现在说，真是一点没什么大不了，但在那时节，简直是天都要塌下来了，于是酿出了一件大案。

   当时的朝臣士大夫们，说他们食古不化也好，说他们有原则也好，总之，他们认为“为人子者为人后”，所以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孝宗为父，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叫皇叔父。

   嘉靖当然不愿意了。我做了皇上，却居然连亲生父母都不可以认了，那还了得？当下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嘉靖皇帝这句话，着实是有为人子的道理的，可大臣们认为这不是做皇上的道理。

   于是，当嘉靖在即位的六天，说要为他的亲生父母上“皇帝”“皇太后”尊号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臣们的强硬反对，随后就发生了明代著名的宫廷事件“议大礼”。

   提出“为所后者为父母”“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主张的，是以首辅杨延和等人为首的一大批朝臣，人数占了绝对优势。而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思虑很长时间之后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认为可以“继统不继嗣”，可以尊兴献王为“皇考”，并把他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号睿宗，这一系以南直隶的张骢等人为代表。说老实话，这个主张确实相当不错，一下解决了所有的不合理问题。显然，张骢的主张一定会受到嘉靖的支持。

   但是那些有原则的士大夫们显然也不愿意妥协，于是这“议大礼”一议就足足议了三年，不但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还把事越闹越大，朝廷内外的派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嘉靖皇帝自然也越来越恼火。

   那些朝臣在这个时候，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嘉靖皇帝长大了，快二十岁了，已经会有自己的手段了。于是，杨廷和几个反对力量骨干被罢免，张骢进入内阁，嘉靖帝正式下诏，宣布采用张骢的建议。

   这一下，大明朝头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来了。

   虽然皇上的爹不是大家的爹，可皇上要认自己亲生父亲为父亲这一行为，却让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们个个如丧考妣，痛不欲生。

   一日早朝罢，吏部侍郎何孟春对大家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他刚说完，被罢免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又对百官振臂呼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而另有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几个人，却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听起来可是很有些威胁的意味，似乎有点像在耍黑社会。不过，这也是有“传统”可循的。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把闹事的地点选在左顺门，可不是随便选的。

   正统末年，朝中的大臣们正是在这里，将奸宦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堵住群殴，将那几人生生打死当场，连当时的代理皇帝都弹压不住。而支持嘉靖皇帝主张的张璁和桂萼两人，在奉诏进京的时候，也曾差点被以杨慎为首的一群人设计，在左顺门前打死。幸亏这二人一个谨慎，躲了几日悄悄地进宫去了，另一人则得人指点躲进了武定候郭勋府中，这才幸免于难。杨慎等人敢于如此设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于皇宫内群殴杀人，正是因为此地有此先例可循，所以才会放胆而为。到时候即使他们打死了这二人，有司也未必能定他们的罪。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王元正、张翀两人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了，这也一样是有光辉传统的。

   明代的士人们，真是聪明。事事都可以找到传统和先例，只要有传统，什么事都可以那么地理直气壮，包括在紫禁城内群殴杀人，乃至强迫当今皇上不许认自己亲爹而去改认伯父为父亲之类，都是那么地符合祖制礼仪和大义凛然。

   不知道是因为被“仗节死义”的理想所驱使，还是为王元正、张翀他们“不力争者必共击之”的话语所威胁，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当时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们一起跪在左顺门外，齐齐放声号啕大哭。

   一时间皇极殿上只听得外边传来震天哭声，把个紫禁城内搞得有如正在办丧事一般。

   嘉靖皇帝听见哭声，自然龙颜震怒，当即下旨令众大臣退去，那知道这些大臣们抱定了今天要“仗节死义”的念头，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们退，他们还是不退。于是这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拉锯，双方就对峙到了中午。

   嘉靖皇帝终于真的火大了。

   已经十九岁的嘉靖帝，下令将这些大臣们就地执行廷杖，以示惩戒。

   关于廷杖这一处罚手段，《明史》《刑法志》说：“……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可见这廷杖，正是大明太祖武皇帝重八和尚引入朝堂的，也是大明朝的传统之一，而且这还不是纯粹的惩戒手段，还是一种含有羞辱意味、专门用来对付朝廷大臣的传统刑罚。

   嘉靖皇帝的此令一下，但见左顺门外，大批精壮锦衣卫蜂拥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扑将上去，摁住一个大臣就开始扒裤子，刹那间，百数十名大臣的下身被扒了个精光。

   在明晃晃的正午太阳照耀下，广场上那几百瓣白花花的屁股分外地耀眼夺目。

   锦衣卫们抡起棍杖，呼啸而下，一时间血肉和板子共舞，惨叫与报数声齐飞。

   就在这劈啪声中，大明朝读书人的斯文和尊严，再次被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彻底剥了个干净。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打大臣的屁股事件，这通板子一共打死了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当场下狱。

   此后，嘉靖皇帝对打板子这办法上了瘾。因为他发现，对那些读书人，砍他们脑袋反而成全了他们忠臣和诤臣的名节，还杀他们不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什么道理，先拉下去扒了裤子打一通屁股再说，舍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既可以泄愤又不让他们得名声的法子，因此嘉靖一朝廷杖大臣数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

   等到了万历朝，由于神宗皇帝的罢工罢得比较彻底，压根就不搭理大臣，所以竟然是大明朝打大臣屁股最少的一朝，几乎没什么人挨过他的板子。

   而最让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终结廷杖这个极具羞辱性质的刑罚，从此保全了大明朝朝臣和士大夫们体面的，却是这些士大夫恨之入骨的魏忠贤（3）。不过魏忠贤虽然替他们保全了尊严，但却会剥夺他们的性命，不知此为幸耶亦或为祸耶？

   且先按下打屁股这节不表，再来说皇上罢工的事。

   皇上罢工这等做法，对庙堂社稷危害之严重已无需多说，单说因此出现的其他各种情形，就足够令人匪夷所思，其荒唐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礼部尚书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4），因此愤而辞职。不过这位尚书大人其实脑筋是不大灵光的，因为他自己都说了：“诸司章奏并寝不行”，那么他就应该想到，这封辞职信肯定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呈上去之后必然是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影。

   神宗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零部件乃至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神宗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

   看看，内阁和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不过，即便是光杆司令，也没几个了，南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作？

   神宗罢工时间有多长不大好计算，据《明实录》说，万历四十三年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道，皇上您老人家不见我们大臣已经二十五年了。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罢工了二十六年。

   说老实话，翟凤翀这话是有点冤枉神宗了。

   其实神宗皇帝还是在接见大臣的。

   虽然他闹罢工不上朝办公了，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是可以去皇宫见他的，譬如大学士叶向高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可以见上一面，不过就是难度大些而已。神宗罢工不上朝，大臣有什么事得跑去神宗的住处等接见，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神宗立福王为太子呢？

   万历是抱定了你不让我舒服，我也不会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咱们就这么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于是这一耗就是二十六年，神宗终于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也不老少，多少也算出了口气。不过因此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道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

   其实，神宗这么做也很有他自己的道理。御史乃是言官，干的是纠察风纪的工作，例如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就是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上班考勤打卡这件事上来了，难道神宗还会和自己过不去，再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显然不可能，门都没有。

   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但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和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由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十多人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二年后姗姗来迟。

   其实为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还还不算是多的，为同一事上奏章的最高记录，大约也是由叶向高创造的。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他和神宗两人的这份执着劲，都很令人叹为观止。

   神宗此种对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空缺职位的的做法，除了严重影响国家机器运转危害国计民生之外，还使得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言官们安然无事没有挨板子不说，有的还会继续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例如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神宗“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据说神宗见了之后大怒，但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就是不搭理，让大臣无可奈何。

   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他骂得更凶了，这份骂皇帝的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曰：

   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是骂神宗率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后来干脆说他无一念及民，大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位暴君、昏君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通常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见到。譬如讨伐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而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的，这大约在中国历史上可算绝无仅有了。

   但是，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长，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6）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说神宗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所以将奏章留中不发。至于他的后一道奏章，有可能神宗没见到，可即使如此，这田大益的免祸，似乎就不能说全因神宗不看奏章之故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一批名儒士大夫，后来大多成了东林党人，并且成为了中坚分子。

   明季的东林党起自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当时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修复了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聚集在一起，其中又以江南士人为多，渐渐成为了一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引起了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7）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身边的宦官们和依附于其的齐、楚、浙党，由于这个集团的主力是宦官，所以又被称为“阉党”。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阉党”的激烈反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获取了天启的宠信，形成了继奸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也争相依附。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开始从朝议疏章之争一变为生死之争，达到了斗争的顶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则乘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上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党羽又做《东林点将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为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