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为什么要罢退功臣起用文吏？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谓东汉光武当朝，有“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举，此事史证甚多，无庸赘言。问题在于，建武功臣中的许多人物与在政治上取代他们的文吏阶层，实际上具有相近的学术素养和行政经验，王夫之称他们“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光武何以却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招揽大批文吏入朝呢？再者，光武称帝时功臣势力之大，足以改变三公人选，他们何以又接受光武处置，相继让位于文吏呢？笔者以为：“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局面虽形成于建武后期，但光武利用功臣内部不同集团的彼此制约，压抑一部分急剧增长的功臣势力，却是从他即位时就开始的。光武建国后南北、新旧功臣间及功臣、文吏间地位的消长变化，牵涉建武一朝皇权的运作，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光武屡屡调整国家的权力结构，造成皇权强化的趋势，应是认识建武时期皇权与功臣、文吏间关系的主要线索。笔者试图依循这条主线，重新探索东汉建国初期的一段历史进程。

一、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济大业”，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时，非但不能“退功臣”，而且还要任之以显职。据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其时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马吴汉、大司徒邓禹、大司空王梁、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与以上四大将军官次相当，亦应入表）、前将军耿纯、右将军万修，均为开国功臣。

    又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分封，以“功次轻重”为标准，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纪》：“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谏，光武竟宣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遂遣谒者即授印绶。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获得与功臣同等的优待。《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霸以“明习故事”，累迁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诏吊曰：“唯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文吏爵赏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为一项通行的原则。功臣在东汉新政权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文吏，由此略见一斑。

    建武功臣拥戴光武称帝，同时对皇帝权力又有所干预。《后汉书》卷二二《景丹传》：“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群臣所推唯吴汉及（景）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孙咸经历未详，由“众咸不悦”的情节，可知其军功不及吴汉、景丹之辈。此例说明功臣最初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会压倒光武的声音。

    功臣的官爵既由其军功所决定，就难免对皇权表现出一种独立性。《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与大司马吴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光武以梁“前后违命”，派尚书持节往军中斩梁，但最终又将其赦免。尽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样肆意妄为，然而他们无疑要比文吏难于控制。范晔论光武“退功臣、进文吏”事，着眼于他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固然不错，但其中还有另外一层背景：即光武为了确立他在东汉政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威，需要对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约，用文吏为施政的爪牙。本文第三节将就此问题作详细论述。

    但是，功臣们毕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光武开始只能通过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光武转战河北时，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从南阳、颍川追随光武进入河北，充当其大司马、破虏大将军府早期僚佐的人物。“南人”见于记载者有邓禹等十余人，除朱浮为沛人，陈副原籍不明外，其余均出自南阳、颍川二郡。袁宏《后汉纪》卷二谓光武刚到河北时，“官属腹心皆南方人”，不为无据。这些“南人”地域观念十分强烈，《后汉书》卷一九《耿传》：王郎发难，耿投奔光武，建议北征渔阳、上谷兵骑以击王郎，“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此谓“光武官属腹心”，即指邓禹一班“南人”，他们身在异乡，总是怀念桑梓。

    “北人”则泛指光武抵达河北前已活跃于该地，后又相继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6人，《后汉书》有传。另如耿况、彭宠、景丹、吴汉、耿诸人，籍贯虽不在河北，但由于长期滞留此地，大多已供职郡县，乡土意识逐渐淡漠，在政治上与河北人士趋于认同。冯翊栎阳人景丹，王莽时拜朔调（即上谷）连率副贰，降于更始后复为上谷长史，及附光武，光武遂称之为“北州大将”，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所周知，光武“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奠定其建国的基础。而北人特别是上谷、渔阳诸将，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战役中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所以他们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有突出的优势。万斯同所列三公、诸大将军，为当时最高官阶，其中北人5名，南人仅3名；而且，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荐的大司马人选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别提及景丹“北州大将”的身分，似乎仅凭这一点，理所当然应该入选。景丹作为上谷长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获“大将”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种舆论，即北州诸将在选官时是普遍要优先的。

    光武放弃初衷，改任吴汉为大司马，是被迫向群臣论功授官的要求作出让步。但《北堂书钞》卷五二引应劭《汉官仪》，录明帝甲辰策书云：“高密侯邓禹，元功之首。”邓禹以“元功之首”任大司徒，位次反在大司马吴汉之下。《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光武受更始使，抚河北，“未有帝王之志也。”邓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可知邓禹称“无功之首”，功在定策，不在军功。另据高似孙《史略》引《东观汉记》曰：“天下既定，将帅论功，吴公（即吴汉）为大。”建武时期群臣中军功最盛者，当属北人吴汉。邓禹初封侯，胡三省曰：“盖以禹功比萧何，故封之。”是有道理的。然邓禹、吴汉终依军功高下排定位次，又与萧何军功低于曹参而位次列在第一的故事迥然不同。

    建武初，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如上所述，北人军功超过了南人，但光武选择的第一位三公却是南人。《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所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东汉最高统治层。光武扶持亲信的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其意图显而易见。

    光武力求维持南北功臣权力的平衡，这种意图在其分封活动中亦有所体现。《太平御览》卷二○○引《东观汉记》云：“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又《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条：“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建武年间大规模的分封，载入史籍的仅有建武二年正月、十三年四月两次，上引《东观汉记》所录应是建武二年的那一次，故受封人数大大少于建武十三年。

    “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被史臣特意提示，可见其地位高于“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他们疑即诸史所谓“建武元功”。这28人是否即为明帝图画于南宫云台的28位“前世功臣”，尚难确认。不过，“云台二十八将”皆从光武征战河北，也都是东汉开国元勋，况且，“云台二十八将”同样以邓禹为首，数量又与“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相等，这些皆非巧合。二者可能就是一回事，至少“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多数人，已在“邓禹等二十八人”之内。“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南人16名，北人12名，双方大体上平分秋色。建武二年分封时的形势，可信是与此近似的。

    南人凭恃皇权与北人抗衡，皇权则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权力的膨胀，由此构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议论中也有体现。如《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光武在渔阳郡将彭宠叛乱平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寇恂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氏为相。比照前引建武元年光武更换大司马一事，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又据《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载：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尚不清楚。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史家已多有论列。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该月条：“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按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同书《贾复传》揭示了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官。”“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云：“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建武十三年以前东汉功臣拜将军官者，并非“事讫皆罢”。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官。尽管我们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明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二、“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史载甚明，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新臣”与“旧臣”如何界定。前引《窦融传》中一段话，即“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于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他们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班新人的态度。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于“（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优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窦融传》：“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阳公主，（融弟）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子松传》：“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再迁虎贲中郎将。”按梁统本传云：“（建武）十二年，统与（窦）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梁统以武威太守随窦融进京，也是一位“新臣”。统子松尚主，当是窦融、梁统等人在洛阳定居后的事。据《后汉书》卷一○《皇后纪》载：光武共五女，长女舞阴长公主，嫁给梁松；次女涅阳公主，嫁给窦固；另外三女分别嫁给韩光、郭璜及阴丰。韩光家族背景待考，郭璜、阴丰则出自光武后族。窦、梁二氏得与椒房之家比肩联姻皇室，在当时又是其他功臣可望而不可及的。

    “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窦融传》：建武二十三年（47年），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融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光武建国后，长期由功臣任禁卫官职，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为皇太子，始以阴皇后异母兄（明帝舅）阴识守执金吾。《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同年，识弟兴拜卫尉，“典领禁兵”，从此开启东汉以外戚执掌禁旅之端。窦融步阴识后尘，也是“兄弟并典禁兵”，证明光武对窦氏比其他功臣更为信赖。

另一位“新臣”马援，原系隗嚣部将，后归光武，从平陇右立有大功。建武中后期，马援是光武最为倚重的大将，“每有所谋，未尝不用”。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屡建功勋。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岁时，仍获准远征五溪，“触冒害气，僵死军事”。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窦融传》曰：“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梁松传》云：松以尚主，再迁虎贲中郎将，“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议论，宠幸莫比。”以至马援诸子要对马援说：“梁伯孙（梁松字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更是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4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阻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仍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后汉书·耿传》后论曰：“然自克拔全齐（指建武七年灭张步之役），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李贤注：言岂不思重立大功乎？）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范晔所谓“时之度数”，其意不明，我怀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旧臣的趋势。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面对新臣如马援辈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了一致的立场，他们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我认为，光武此举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其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往往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后汉书·窦融传》说他“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双方是为各自的利益加快结合，如果仅强调君臣之际意气相投的一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面对外戚干政严设防范。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酝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卷三二《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我想，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东观史臣议论东汉外戚问题，拘泥于“后族阴、郭之家”，而对窦融、梁松之辈避而不谈，甚至忽略了光武曾准备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的重要事实。纵观东汉时代的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三、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是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可知此外所谓“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人。这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的场合，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确实普遍具备儒学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光禄勋伏黯、刘昆、席广、大鸿胪洼丹、大司农高诩、少府丁恭、司隶校尉鲍永诸人，西汉之际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颇具儒者气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引述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祭遵、李忠、朱祜、郭凉、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十余位功臣事迹，证实“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史家所熟知的。据此可知，建武时期在朝的“文吏”与下野的“功臣”，学术素养本来是相近的，虽说后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经学方面那样久负盛名。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称：光武选用“文吏”时，对于“名儒旧臣”尤为青睐。也就是说，光武不但关心候选者在学界的声望，而且注重其参政的经历。本节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杜林、鲍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张纯、光禄勋张湛、尚书令郭、申屠刚，于西汉末和新莽时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县令长，或应辟为郡县掾史，均已得到了“旧臣”的资格。

    我们再来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时期的仕履，《后汉书》等史籍记载：邳彤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为和成，卒正职如太守），耿况为朔调连率（莽改上谷为朔调，太守为连率），马援为新成大尹（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李忠为新博属长（莽改信都为新博，都尉为属长），岑彭守棘阳长，景丹为固德相，迁朔调连率副贰，寇恂、盖延、陈俊、坚镡、冯异、王梁为郡吏，贾复、马成为县吏，耿纯为纳言士（莽以尚书为纳言，下置士）。可信他们又与卓茂、伏湛之辈，有着类似的行政能力和经验。

    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后汉书》卷二二朱祜等传后论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颇有深意。范晔这样说道：“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暴露出光武与功臣关系中十分微妙的一面。上文所举王梁“前后违命”，光武却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违废旧典”的事例。至于“亏丧恩旧”，又有彭宠之乱为证。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曰：“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彭宠为渔阳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袁宏《后汉纪》卷四：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光武不许，吴汉等“亦不敢报书”。彭宠自疑，“遂发兵反，攻朱浮”。

    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缘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而事实上光武仅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就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此事见于洛阳出土的《马姜墓志》，马姜嫁与贾武仲，武仲系贾复第五子，马姜为马援女，明帝马皇后之姊。马援卒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姜此前当已聘入贾家。贾复、马援各为旧臣、新臣的代表人物，尽管旧臣耿兄弟对马援颇有微词，可是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作出透辟的阐释。

    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当其称帝之初就已显露端倪。据《后汉书·伏湛传》：“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这是光武一项煞费苦心的安排。如上两节所述，当时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大司徒一职，光武虽属意伏湛，却由于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须由功臣邓禹挂名。不过伏湛本传又说：“车驾每出征伐，（湛）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可见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实际权力极大。至建武三年（27年）闰二月，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

    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55年），相继出任大司徒（二十七年改司徒）的共有7人，除韩歆“以征伐有功”外，其余6人都是文吏。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据有的大司空一职，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于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见于记载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当时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令人困惑的是，功臣们对此似乎毫无反应，至少诸史中均未发现他们抵制重用文吏的迹象。这与建武元年功臣群起反对光武以孙咸行大司马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文引述的《后汉书》朱祜等传末有关东汉初年吏治的一番评论，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数语，概括光武时处置功臣的方略，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上述疑点的线索。使“元功”（功臣）”与“吏职（文吏）”分流，的确是光武在政治上的重大决策，不过，光武此举得以奏效，又是和其时文官、武官分途的制度紧密相关的。

    文武分途始于何时，迄今难于断言。《尉缭子·原官》：“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实际状况，也是现存最早的记录。在秦代官制以及大体承袭秦制的西汉官制中，可由中央、地方各级官吏有明确规定的职掌，判别其为文官或武官。故近来又有学者将秦汉官僚体制，划分为文武两个系统。

    西汉文官、武官分途与否，尽管史家众说纷纭，但至少从当时的朝仪看，文官、武官是有所区别的。《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通为高祖建朝岁之礼，“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西向”的“丞相以下”诸官若为“文官”，则“东向”的“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应是“武官”。

    文官、武官的区别，东汉时依然存在。《续汉书·祭祀志中》：永平中，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立春祭青帝，“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太平御览》卷二○节录此条，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又《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御览》及《续汉志》分别引述的两条《汉官名秩》，记叙的则为同一件事，即立秋斩牲之礼。按照应劭的说法，司徒、司空、九卿属于“文官”，太尉、将军、执金吾及诸校尉属于“武官”。其中列于文官之首的司徒，正是由西汉初列于文官之首的丞相所改，可见两汉文官、武官的划定实有相承之处。

    但建武初年官制又有一个特点，即其文武官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例如大司徒、大司空均系文官，然而邓禹在担任大司徒的近3年间，始终在关西前线主持军事；王梁则在建武二年，以大司空身分与吴汉等共击檀乡。又如邳彤在光武定都洛阳后所任太常、少府，也是文官，可本传却说他“常从征伐”。进一步分析又会发现，上述3人邓禹、王梁、邳彤都是功臣。因为东汉建国时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功臣势力相当强大，所以光武在军事上只能继续依靠以武力见长的功臣，同时也只能听任功臣垄断包括公卿在内的高级文武官职。于是就如我们所见：多数功臣担任了从大司马、大将军、将军、执金吾，到偏将军、都尉的各类武官，少数功臣则挂名为文职而实掌武事。

    东汉统一战争过程中，功臣在军队中的作用，是文吏所难于替代的，功臣因此就可以稳固地把持军职。鉴于这样一种形势，光武为了有效地行使权力，当时所采用的办法，是把文吏、功臣分别纳入文官、武官两套体系，首先实现对文吏所担负的文官系统的绝对控制。自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邓禹相继免官起，公卿中的文官职务纷纷落入文吏之手。以至于数年之后朝野间舆论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建武七年三月，郑兴因日食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郭经历已见上述，可知其不在功臣之列。郑兴及“公卿大夫”们也正是将郭视为文吏，而推举他做大司空的。回顾光武称帝之初，选官以军功为本位。功臣王梁任大司空，并未遇到任何阻力。但到此时，“朝廷欲用功臣”，已经成了引起广泛非议的反常之举。郑兴敢于公开提出“功臣用则人位谬”的观点，因为这是世人普遍认可的原则。

    另一方面，功臣任职虽限定为武官，他们在社会上的尊显地位却未见动摇。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邓禹免官后不久即被重新起用：王梁任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建武三年迁前将军，邓禹同年拜右将军。他们尽管未能恢复原职，但新任军职的位次仍然不低。而原已出任武官的功臣，如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职位均无变动；执金吾贾复改任左将军，亦属平迁；强弩将军陈俊加大将军，行大将军事岑彭拜征南大将军，杂号将军冯异迁征西大将军，偏将军祭遵迁征虏将军，护军都尉马成迁扬武将军，骑都尉臧宫、王霸、刘隆、马武迁辅威、讨虏、诛虏、捕虏诸色将军，则皆在晋升之列。

    更重要的是，东汉初期封爵主要以军功为依据。建武二年的一次分封，“封功臣皆为列侯”，事见上引《后汉书·光武帝纪》。此后，功臣们长期担任武职，仍在不断积累军功，并且凭借军功保留其爵邑。虽有个别功臣以过失遭贬，但就整体而言，功臣的社会地位无疑是高于文吏的。光武使文吏功臣分流、文官武官分途的变革，最终能够顺利推进，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建武年间文官、武官分途，而武官地位一度高居文官之上，于当时朝仪中亦有所体现。上引《史记·叔孙通传》：高帝的岁首大朝，武官东向，文官西向。汉代尚右，东向为尊，说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三“尚右”，及卷三五“进见东向”条。东汉朝会时百官如何排列，未见文献记载，然据《后汉书·邓禹传》云：“显宗即位，以禹光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按明帝特意用“进见东向”以示对邓禹的“尊宠”，说明按照惯例太傅进见时并非东向。进而对比西汉初年朝岁“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之旧仪，我怀疑光武时朝班次序乃是仿效前代：太傅为首的中央文官（太傅缺省时则以司徒为首），依旧“陈东方，西向”。也即是说，以功臣为主体的武官序列，朝会时处在比文官更为尊贵的位置。

    建武十二年（36年），东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功臣与文吏在政权结构中的原有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动。两汉之际连绵不绝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功臣们丧失了赖以发挥其关键作用的军事舞台。光武因势利导，“退功臣而进文吏”。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改革将军制度，剥夺多数功臣的武官身分。一般说，建武前期功臣拜将军者，不论其是否真正参与军事活动，均可长期带职领兵，如《贾复传》所谓“拥众京师”。建武十三年贾复、邓禹及耿免去将军官后，陆续又有许多功臣被削除军职。《续汉书·百官志》“将军”条称“事讫皆罢”，严格地讲，应是建武后期施行的一项新制。

    功臣罢官后，多以列侯奉朝请，或加位特进。尽管他们社会地位仍然很高，但是参预国政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了。《后汉书·贾复传》载建武后期事云：“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及胶东侯贾复外，其他众多功臣的议政权业已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吴汉。如前所述，北人吴汉是建武朝头号功臣，他所担任的大司马一职又是当时最高武职。与耿诸将不同，吴汉在全国统一后并未被免官，直到建武二十年（44年）死于大司马任上。但据《艺文类聚》卷四七后汉杜笃《大司马吴汉诔》云：“勋业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祝总斌先生谓其中“功成即退”一句确有所指，认为吴汉最晚在建武十八年（42年）已经隐退。由此可见，即使像吴汉这样功勋卓著的人物，也不免要被排挤出东汉权力中枢。至于其他少数继续充任武职的功臣，更是无由介入国家军政大事了。如《北堂书钞》卷五四注引《汉官仪》曰：“执金吾……中兴以来，但专徼循，不预国政。”武官专掌兵事而“不预国政”，其政治地位的下降是显见的。

    综合上述，建武十三年以后，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主要表现为退武官而进文官。到建武末大司马更名太尉，并改由文吏担任，光武已将建国时以功臣为核心的武官体制，改造为以文吏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以此为标志，东汉实现了武功到文治的历史转折。而光武所确立的一套官制，又为他的后继者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

    这里附带要说明：东汉“事归台阁”，亦由光武开其先河。据《后汉书》伏湛、侯霸、冯勤等传记载，建武一朝得到光武重用的文吏，多有“干任内职”的经历。如伏湛诸人或任尚书，或为令仆，最终皆登宰相之位。东汉早期尚书制度发展的主要背景，在于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实质则是专制皇权的逐步强化。

    新莽、东汉易代纷争，主要战场在洛阳、长安一带。光武以偏师徇河北，平王郎、铜马，收渔人利而得天下。光武统治集团主要是河北用兵时形成的，功臣们建国后仍随光武四出征伐，他们普遍维持与光武的传统亲密关系，光武也易于掌握他们。唯其如此，光武在建武年间得以从容协调其内部关系，而无须采用强力手段处理权力分配的矛盾。光武与功臣间的剧烈冲突，并不多见。但是，功臣地位的强大，权力的膨胀，终归有碍于皇权的扩展，光武又不能无视此点，于是就出现后世史家所概括的“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不止是光武的用人策略，而且是他重建皇权政治格局的必要措施。

 

本文的论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光武建国之初，北方功臣的势力鼎盛一时，因此光武往往要扶持南方功臣，以造成对北方功臣的制衡。

2.陇右平定，一批新的功臣涌入中央，光武笼络、提拔新人，意在削弱旧臣（包括南方功臣和北方功臣）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

3.建武时期文官与武官分途，实际上又是文吏与功臣分流。光武建立两套并行的官僚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功臣主宰政权、左右政局的形势。

4.在文武分途的前提下，光武进而改革将军制度，以配合人事调整。功臣在全国统一后陆续脱离武官序列，又丧失了领兵权。

    光武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这是他比历代帝王高明之处。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光荣退出政治舞台。杜笃谓“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又可以说是功臣们共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