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在逃离家园的时候为什么右脚不穿鞋？

    古希腊人在布阵上重右轻左，人们右脚赤裸不穿鞋，左、右是否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有着特殊的指向？古希腊人在逃离家园的时候为什么右脚不穿鞋呢？下面跟着为什么网来看看是为什么。

脆弱的右翼

    公元前39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人的铁蹄踏遍整个希腊，建立起无可动摇的霸权统治。位于维奥蒂亚（古希腊中部地区）的城邦底比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与斯巴达结盟而实力大增，蠢蠢欲动的底比斯在统帅伊巴米农达的率领下，联合雅典、科林斯等重要城邦结为维奥蒂亚同盟，向斯巴达人发起进攻。但战事并未如伊巴米农达想象一般顺利，断断续续打了十余年仍与对方保持拉锯状态。

    公元前371年，维奥蒂亚同盟与斯巴达的和平谈判破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大怒，亲率数万大军侵入维奥蒂亚境内，在底比斯郊外的留克特拉安营扎寨,大战一触即发。一时间，底比斯全城上下人心惶惶。

    阿格西劳斯二世的大军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三列桨战船，还有一万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各国视为“战神统领”的重甲步兵，而伊巴米农达率领的底比斯军只有六千多人，骑兵数百，人数与装备都不占优势。在显而易见的优劣对比之下，伊巴米农达对部队进行了创新编制。在古希腊布阵传统上，各个战斗方阵会排成一横线，精锐都汇集于右翼。斯巴达人也是如此，方阵右翼为一支700人精锐战士组成的先锋部队，而装备较弱的部队则置于左翼，这一重右轻左的方阵策略曾使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无不胜。而伊巴米农达此次却一反常态，将由底比斯青年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调于左翼锋面，并将左翼列数由传统的八至十二列改为五十列。战斗开始，底比斯方阵中加强了的左翼在骑兵的护卫下以惊人速度冲向斯巴达军，而较弱的右翼则向后撤，形成斜线战术，完全打乱了斯巴达人的步兵排序。斯巴达精锐战士被杀至四散奔逃，700人先锋中有400人被杀，重甲步兵损失4000人，而底比斯军只有300人阵亡，留克特拉战役因此埋下了斯巴达王国衰落的伏笔。

    十年后，即公元前362年，伊巴米农达率领底比斯三万步兵进攻斯巴达，以同样的布阵方式在曼蒂尼亚地区大败仍然保持重右轻左策略的斯巴达骑兵部队，使斯巴达王国从此一蹶不振，结束了这一赫赫王国在希腊的称霸史。然而，伊巴米农达在这场战役中中箭身亡，他的墓志铭上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斯巴达的荣誉被我的战略抹去，伯罗奔尼撒的版图彻底改组”。

    后世的史学家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骁勇善战的斯巴达人为何采用重右轻左的布阵策略？为何在留克特拉一役惨败十年，斯巴达人依不能汲取教训？左、右，在古希腊人的头脑中是否占据着不一般的概念？无独有偶，公元前427年，位于雅典和底比斯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雅典保护城普拉提亚遭到底比斯军队的侵扰，城内居民被迫外逃。根据古希腊战争史典籍记载，所有冲出重围、逃离家园的普拉提亚人全部都只有左脚穿鞋、右脚赤裸！这又是何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杰出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如下解释：不穿鞋的右脚，比穿行军草鞋的左脚更能适应环境，让他们不至于在雨后的泥泞中被绊倒！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说法具有合理性，那么，为何只是右脚呢？修昔底德没有回答，古希腊史学家们也保持沉默。

神话研究新思路

    2006年，76岁的法国历史学家维达-纳格去世，这位古希腊史学权威生前尝试将希腊神话与史实相结合，在《荷马史诗》等神话著作中搜寻证据以解释历史现象，尽管希腊神话史学研究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立足史实”的研究传统，属于正处在萌芽阶段的边缘学科，但维达-纳格在神话故事中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寻找切入点的独特方法，仍然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比如说，古希腊传统中，18至20岁的雅典青年男子在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总要身披一件黑色短斗篷。对此，维达-纳格引用忒修斯的故事作出如下解释：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埃勾斯之子忒修斯接受挑战，前往克里特岛迎战牛头人身的怪物弥诺陶诺斯，出发前他与父亲约定，如果成功杀死了怪物，就在返回的船上悬挂一面白帆。忒修斯借助爱人赠予的线团，在弥诺陶诺斯的迷宫中成功将怪物杀死并顺利走出迷宫。然而，在快要抵达故乡的船上，因疲倦而睡着的忒修斯忘记了要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结果，登高远眺的埃勾斯误以为儿子已死，在绝望中投海自尽。神话故事影响到现实社会，为纪念两父子，黑帆便演变成雅典青年凯旋时所披挂的黑色短斗篷，亦成为英雄孝义的象征。

    古希腊神话是反映希腊社会的一面镜子，神话传说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希腊人生活、劳作、战斗中许多传统习惯的来源。埃勾斯之死与黑斗篷由来的解释，合情合理，因而也被历史学界所接受，神话、历史，界线从此不再分明，那么用神话还能解释其它的疑问吗？

    1981年，维达-纳格的合作人尼可拉女士在其著作《雅典娜的孩子》一书中记录了雅典人自己如何援引神话故事来解释剥夺妇女选举权的合理性：在雅典城邦建立伊始，所有的公民、无论男女都拥有选举权，他们的第一场选举便是选择雅典城的守护神，而雅典娜和波塞冬成为最受欢迎的两名候选人。当时占人口的大多数妇女把票投给了女神雅典娜，男人们所推举的波塞冬最终遭到淘汰。男人们认为，既然雅典的女人们已经选择了一位女神作为守护神，那么妇女则不应该再享有选举权，有女神庇护的雅典女人们失去一种权利，是公平合理的事情。同时，他们也为男权的合理性找到了理由：世界上第一个雅典人伊奇托里奥斯是由他的父亲、火神赫淮斯托斯制造出来的，女神雅典娜只承担了抚育他的工作，而雅典娜自己也没有母亲，她是在父亲宙斯的头颅里跳出来的！大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接受了这样解释，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理解到：“神话告诉我们，只有男性产生的精子才能提供生育的机会。”这样一来，神话竟然成为了科学。

 

为何不是左脚呢？

    古希腊人也并不都是非理性之徒，至少修昔底德用自己的逻辑给“右脚”传统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佐证，但这也始终经受不了后世的质问：为何不是左脚呢？修昔底德跳过这个疑问，直接对斯巴达人的重右轻左战略给出自己的看法：精锐部队置于右翼，整个战线就会往右倾斜。因为方阵中的每个人右手边都是战友的盾牌，而右边的战友一般都比自己强壮，因此在实地作战中，士兵会以右边为后援，逐渐向右移动，这便导致整个方阵组成的战线都向右移动，而敌方亦然，两条战线便一齐向右做逆时针旋转，而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哪一方的右翼更强，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这正是斯巴达人的进攻特色所在。这种机械化的解释或许也是合理的，但仍然不能让人明白：为何底比斯的统帅伊巴米农达敢于打破这一传统，从而取得胜利呢？

    神话史学研究者们用他们的经验告诉人们，仅仅是神话本身或者机械式推理都不足以解答历史问题，两者相结合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当仓皇出逃的普拉提亚人离开家园时，他们认为只有右脚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命与生养他们的故园土地，只有脱掉右脚的鞋，才能在离开土地之时，将上面的养分带走。不仅如此，右脚还能带走所有与土地有关的好运：成熟、丰收、胜利等等。在当时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左右脚互相对称分离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造物主意识控制下的成果，反映了神祗创造世界的意愿：右，表示高高在上，美丽的、高贵的、丰盛的……象征所有好的事物，与一切积极的情绪相联系；左，表示低下卑贱，丑陋的、肮脏的、贫瘠的……总之代表所有坏的、消极的、令人嫌恶的东西。在古希腊，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历史传统，只要涉及左右分野，几乎无一逃脱这样的价值判断。

    可是，敢于挑战传统思维的伊巴米农达却在关键性的留克特拉战役中完全打破了古希腊人心目中的既定模式，将精锐部队置于“传统劣势”下的左翼，这一在底比斯人看来石破天惊的改革，也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维达-纳格认为：在当时所有的古希腊城邦中发展最为迅速、实力首屈一指的底比斯，新的哲学思想已经诞生，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学说已受到公民们广泛的关注，“地圆说”便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首创理论之一：地球被认为是一个浮悬在宇宙中心的球体。在这样的球形立体结构中，高与低、左与右的区别便荡然无存了，所有的方位和方向都成为了相对的概念，高低左右会因为参照系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伊巴米农达无疑深受这种学说影响，在行军布阵时放下了传统的左右之分，从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历史，更谕示着古希腊人看世界的眼睛已经领先一步、从此与众不同。

    同样，回到雅典青年披戴黑色斗篷的传统习惯，忒修斯的寓言固然浪漫而传奇，神话史学研究者也并不满足于仅仅用单纯的神话打破所有质疑。据维达-纳格考证：雅典公民在培养青年战士的过程中深受军事立国的斯巴达人的影响，擅长偷袭的斯巴达人从小就培养男性公民昼伏夜出的习性，青年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都是白天入睡，晚上活动。维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正常生活习惯的斯巴达人，都是不从事作战活动的奴隶、女性公民和普通生产者。这样一来，黑色短斗篷以其阴暗的服色、飘忽不定而又短小精悍的特性，便成为最适合斯巴达青年战士的装束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的战士便自然成为雅典青年仿效的对象。于是，无论是左右等级观还是黑色斗篷的服饰习惯，在这样的多重根据支持下，都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释。

    古希腊历史的种种遗迹，因年代久远，至今已纷纷佚失、难以追寻，右脚不穿鞋、黑色短斗篷等细节传统，在现代希腊社会已统统绝迹。而唯一可视为口述历史的经典之作《荷马史诗》，也因其绚烂的神话描写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而始终不能迈入古希腊史学研究的正殿，不能成为引经据典的可靠保证。或许，只有维达-纳格这样的史学家勇于将神话与历史相结合，才能为无穷无尽的疑问寻找到答案，一如底比斯的统帅伊巴米农达，打破左右传统，换一个视角，历史因此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