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北方人为何惧怕南方？古代南方是蛮夷聚集地？

    开篇先说一个今人看来荒唐的故事：唐代大臣韦执谊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他从来不愿意听到、看到岭南地名，一见则闭目塞耳，以为不祥。升迁宰相后搬入新办公室，墙上有地图，但最初几日忙于政务，未曾观看。终有一日有了闲暇，仔细看来竟是岭南地图，遂大惊失色。未久果然遭到贬谪，而贬谪地正是崖州，即今海南三亚，一个今人趋之若鹜、以为胜地的地方，在韦执谊看来却是索命的地府。最终他在那里去世，享年不满五十。

    韦执谊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但在同时代的人眼里大约是顺理成章的。那时的岭南在文人墨客笔下都是充满神秘、蛮荒色彩的，风、土两方面都绝无可称道之处。今之读者对这样的描述往往习以为常，以为岭南在彼时的确如此不堪，但是我们换个思维角度如何——以南方（包括但不限于岭南）为蛮荒之地的历史文献多半来自于宋以前士大夫笔下。

    宋以前印刷术不发达，书籍传播力度及保有量有限，写书读书传书多是文人之事，故存在一个史料话语权问题：我们凭借那时的史料所看到的世界往往是受到北方主流文化圈士大夫们价值观规训过的世界，是他们眼中的世界。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历史上浩如烟海描写南方风土的史料，我们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那些蛮荒是真实的吗？第二，为何宋代以后南方形象大为改观？为什么网为你揭秘古代北方人为何惧怕南方？

 

    宋以前中国文化重心尚在北方，经济重心虽然已有南移迹象，但南宋以前尚未完成，故汉唐阶段北方尚可说全方位领先于南方。南方文化的落后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自卑感导致南人在历史文本中无发言权。魏晋之前南方文化本来式微，永嘉南渡之后虽然大有改观，但所秉承者实际上是移植到南方的北方文化，梁武帝时南北方人士的一场争论十分有趣，当时武帝派遣陈庆之护送元颢入洛阳。一路过关斩将的陈庆之曾与北魏大臣杨元慎发生过一场争论，《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记载了陈庆之的话：

    “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

    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南北方孰优孰劣，而是谁代表了主流文化的正统。梁人虽然居于南蛮之地，但因为保留有北方传入的衣冠礼乐而自认为胜于北魏。他们在意的是文化的正统，而这个“正统”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主流文化”。对于南方风土，南朝人士却少有关注，甚至可能会以北方主流文化圈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所处的地域，比如顾野王，正宗的南方四大家族（顾、陆、朱、张）成员，大才子，但其所撰《舆地志》对于南方“野蛮”的记述却与北方士大夫如出一辙，可见对本族本土文化的认识有时候是可以撇开生长环境、所处地域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胡适等人以西方“他者”视角来审视本国的思维模式与此异曲同工。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南方风土承受了北方主流文化圈许多的指责、误解与偏见，中国南北方政治上的合一在秦朝即已实现，虽有反复，但至汉武帝平定南越、闽越时已基本定型，但是文化的统一、南北方人群之间的认同与接受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岭南印象

    对于北方人来说，南方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而有趣的是，这种恐惧竟然是可以转移的，它并非无远弗届，一般来讲只是集中在北方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区，表现为对各种神秘黑巫术、瘴气、卑湿的恐惧。什么叫蛮荒之地？什么叫野蛮？有瘴气、卑湿，而且热衷于巫术，这几乎成为南方的形象符号，犹如上世纪前半阶段西方画报中中国人的形象总是戴着斗笠、拖着辫子一般。

    起码自汉代开始，人们就认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淮南鸿烈·墬形训》又有云：“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彼时南方欠开发，医药缺乏，环境恶劣，再加上水土不服，的确有很多北方人来了之后生病乃至死亡。西汉时期贾谊被贬谪到长沙当了长沙王傅，但是始终怀着必死的忧虑：“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史记·屈原贾生传》）为此还作了一首《鵩鸟赋》以示“伤悼”。

    对卑湿的夸张恐惧实际上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现实疾病的威胁，南方地方病比北方多，且多半与南方潮湿闷热的自然环境有关；二是医学理论的影响，湿气乃“六淫”之一，因此人们对卑湿心怀恐惧，且直接与生死挂钩；三是传闻影响，由于南方是贬谪之地，今天能看到的许多有关南方的史料出自被贬谪到南方的官员之手，官场失意带来的恶劣心情也是他们对南方充满偏见的一大因素。也正因此，卑湿的问题被无限放大，成为攸关生死的大问题。

 

    古人对卑湿的恐惧有时是过量夸张的，例如唐朝皇室有高血压的家族病，而御医们归咎为太极宫卑湿，认为是湿气导致，建议筑高台居住，或者干脆营建新宫，此理论若成立，海南岛岂不是满岛高血压？但无论现代人如何哂笑，古人是把这个理论当真的，所以，湿润的南方地区背负上了无尽的污名。

    但是现实也可以规训人的主观认识，南方的潮湿是不是会导致早夭这样严重的后果，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南方越开发，来到南方的人越多，这个认识就越来越动摇，西汉贾谊哀叹长沙之卑湿，唐代张谓到了长沙了解实情之后，就讽刺贾谊夸大其词。张比较贾之进步，实际上是唐比较汉之进步，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唐代南方的开发比汉代更加充分。

 

   至宋代，这种认识更加成熟，如苏轼在目睹海南有很多百岁老人后发出的惊叹：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岭南是南方所有地区中最为北人所恐惧的，许多描述都带有悲惋情绪，瘴气、蛊毒、卑湿、毒虫、溽热、不开化成了岭南的“标志”，有可能在苏轼原来的想象中岭南地区尽是早夭之人，故而在海南岛发现许多百岁老人后倍感惊讶，得出了“寿夭无定，习而安之”的结论，亦即承认岭南卑湿水土亦可养人，关键在于身土相适，习服环境；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这应该被视为时代疾病观的进步。也是南方逐渐得到开发，南北方交融加深、南方污名得以洗净的过程。

 

瘴气弥漫

    瘴气的问题也是如此。

    在北人有关南方风土的诸多观念中，瘴气始终是一个鲜明的符号。它是有关南方风土记载中影响最持久、最为恐怖的项目之一。有意思的是，现代医学是拒绝承认瘴气的存在的，那么古人何以口耳相传两千年，且说得有鼻子有眼？

    瘴气实际上是多种疾病的综合体，这里包括恶性疟疾、血吸虫病等南方地方病，本互不相干，但由于北方人从未见过，且发现这些病对北人影响尤大，故笼统称为瘴气。为何以“瘴”命名呢？原来瘴字本作“障”，即横亘在北方人面前的障碍也，西汉《淮南鸿烈》就有“障气”一词，东汉马援南征交趾对瘴气观念的传播影响巨大，当时他的部队因病死亡十之四五，使他们意识到南北迥然不同的风土以及北人面对这种环境时的脆弱。所以，障气一词广为人知，后来“障”加了病字头，专以表述这种疾病。其时间则可能要晚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了。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注意到了瘴气地域的历史变迁，认为秦汉瘴气分布区域为秦淮线以南；隋唐五代时则主要是指长江以南至岭南地区；明清时期大为缩小，局限于五岭以南至云贵一带。

    有趣的是：为何瘴气的分布区域在两千年里不断压缩？其实不是瘴气在退缩，而是人的观念在变化。有人可能要说，是气候变迁导致瘴气区域的变化，这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历史上气候变迁从来不是直线单向的，而是冷暖期交替出现，这样的变化曲线与瘴气义无反顾不断缩小的直线变化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对此，左鹏认为：“‘瘴’观念的产生与衍化，‘瘴’分布区域的伸张与收缩，不仅描画了中原诸夏对异地的地理观念的形成与转换，而且勾勒了诸夏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民族向周边地区转移的过程。……这也是诸夏文化不断涵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将其纳入诸夏文化的过程。”（《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如此则将瘴气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新领域，即将一个单纯的历史地理问题升级为人类学问题——主流文化圈是如何将非主流文化圈的自然问题转化成文化心理优势的，非主流文化圈的历史形象又是如何在长时段中逐步变迁的。

    瘴气本就是误解的产物，古人从来相信天地人合而为一，《楚辞·招魂》以四方风土人情之不堪衬托楚国之可贵。但是将自然地理与人文问题“全面”挂钩的深层背景应是五行思想的崛起，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淮南鸿烈·墬形训》开始将东南中西北五方与五行、气候、居民体质、文化糅合在一起。在这种视野里，原本与人事无关的自然地理缺点也可以成为标志南北方差异、显示主流文化优越感的依据，这样，邪恶的瘴气就成了野蛮落后的南方的象征了，哪里落后，哪里就有瘴乡。

    当一地“王化”之后，就会从瘴气名单中除名，这也就是为什么瘴气区域的缩小和南方开发程度同步的原因。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在总体退缩的同时，瘴气区域在局部还有扩大的迹象，例如明清时期瘴气区域将一些以前从未涉及的地区包括进来，如南方的苏门答腊，北方的蒙古草原。原因在于这些地方那时才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视野，是有待王化之地。

    对南方的开发实际上是农业民族特色的扩张，农业民族扩张的目标不是市场和原材料，而是耕地。当地理条件限制不能向更北和更西扩张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就转而向内，向早已并入版图但却蛮荒的地区“扩张”，这不是剑的扩张，而是犁的扩张，但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有时不见得小。

    对南方卑湿、瘴气的恐惧在移民之初为最甚。这里面甚至包含着对此地尚未王化的怨恨。但随着逐步的开发，人们发现南方是如此可爱，它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尤其是在汉代铁农具普及之后，人们已有能力应对南方胶黏的红土，南方经济迅速后来居上。东晋桓温北伐并表请还都洛阳的时候，那么多北方籍的南渡士大夫表示反对，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就是对目前生活状态的满足。看看《兰亭集序》就知道了，那是多么恬淡舒适的生活。

 

    曲水流觞，卑湿、瘴气的南方也可以变得温润，物产丰富。

    当经济重心在南宋完成了彻底的南移之后，文化重心也随之转移，中国的才子在宋以前以北方人或者北方化的南人（例如李白）居多，宋以后南方知识阶层后来居上，此时也就不存在对南方的歧视了。但是歧视本身并未消失，二千年来它不断地由一个地方缓慢地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涵盖的地域可以变化，而这个模式本身没有本质的变化。

    明清时代承受这种歧视的主要是今广西、云贵等地，这算是中国版图中最迟王化的地域之一了。而广东呢？此时已然是繁荣鼎盛之地，瘴气已经消散，那么就需要有人站出来解释其原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是这样说的：

    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开此道路。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

    卑湿也好，瘴气也好，在屈大均这里有着“顺理成章”的解释，那就是王化，当广东在文化上王化（所谓“大为仕国”）之后，自然界的那些弊端也就随之消弭，被“中州清淑之气”驱散。文化的强弱在不同文化圈彼此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当下人类学和历史学都感兴趣的话题。历史上不同文化圈之间所谓的“强”与“弱”、“上”与“下”、“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是由许许多多的符号共同构建出来的。对这些符号的个案研究逐渐累积，相信可以起到窥知全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