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一次“大折腾”是怎么回事？

    北宋的第六个皇帝宋神宗赵顼执政时，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

    改革一开始，即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抵制和反对，苏轼、苏辙兄弟也站在保守派一方。但赵顼还是努力坚持下来，尽管有过动摇。可惜的是，赵顼只执政18年，38岁就“驾崩”了。他的儿子赵煦即位，即宋哲宗。当时赵煦还是个娃娃，于是由太皇太后也就是赵煦的奶奶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本就不同意改革，一旦垂帘听政立即重用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变法全盘推翻。保守派得势，改革派或被贬官，或被逐出朝堂。

 

    然而8年后，太皇太后死，赵煦亲政，马上重新重用当初支持变法的人士，把保守派赶出朝堂或贬往外地，处分之严厉，远远超过了保守派得势时对变法派的处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年号为“元祐”，保守派也因此被称为“元祐党人”。此时司马光已死，但仍被追贬，几乎被破棺鞭尸；他主编的《资治通鉴》险些被毁版，多亏有宋神宗为之作序，才逃过一劫。苏轼兄弟则一贬再贬，开封（当时是京城）的上清储祥宫立有一方石碑，其文乃苏轼所撰，也被毁弃，改由蔡京撰文并书写。而元祐年间各地所立之碑刻纪事等，悉令毁之。严厉清查的元祐党人竟达七八百名，不但他们自己永不得叙用，连他们的子孙也大受牵连。

    宋哲宗赵煦真正在位只有6年多，死后由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这就是写得一笔“瘦金体”书法的宋徽宗。宋徽宗执政之初，贬斥了哲宗时严厉整肃元祐党人的几个朝臣，并给司马光等恢复名誉。但这位“书法家”皇帝是反复无常之人，不久就又对元祐党人再次整肃，且更为严厉，称呼也上升为“元祐奸党”。他下令将司马光为首的“奸党”309人刻名于石，立于朝堂，各州各县亦刻之，苏轼、秦观、黄庭坚均在其中。名列“奸党”的人的著作统统焚毁。“奸党”子弟无论有官无官均不得随便进京，只能居住于外地。赵家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或“奸党”之亲戚结婚，已订婚尚未成礼者应予退婚。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严罚无赦。

    在这种险恶的政治气候下，官员唯恐与“元祐奸党”有染，为了证明自己立场坚定或为了升迁，都对“奸党”口诛笔伐。若想攻击某个官员，则只需对他的言论寻章摘句，对他的行为吹毛求疵，找出他是“奸党”的蛛丝马迹。于是，整个朝廷甚至整个官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奸党”的追究和斗争上—— 一时间，这成了朝廷、官场的“头等大事”。虽然两年多后，赵佶又下旨毁掉朝堂的“元祐奸党”石碑，各州各县亦毁之，对“元祐党人”的处分有所宽松，“可复仕籍，许其自新”，但整个官场已被整得千疮百孔了。而且这种朝令夕改，也使官员心有余悸，无所适从。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仍为禁书，收藏者必须焚毁，否则以“大不公论”。这就使当时的官场、当时的社会仍不能不“紧绷”着这根神经。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书法皇帝”赵佶也感到无法收拾局面，遂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恒，自己当起了只享福不管事的太上皇。赵恒（宋钦宗）只当了一年多皇帝，在此期间也想力挽狂澜，怎奈北宋王朝已病入膏肓，谁也不能妙手回春了。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望风披靡。黄河天险竟然无兵防守。仓促从京城调派的宋军，一些人上马以后，“辄以两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这样的军人还能打仗吗？很快，金兵便攻破开封，徽宗、钦宗父子双双当了俘虏，北宋由此灭亡。

    北宋灭亡当然不全由这一场“窝里斗”所造成，但肯定同长达10年对“奸党”的整肃有密切的关系。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实，灭北宋者，亦非金人也——实乃北宋自己，乃长达10年的内斗“大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