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里面有哪些跟法律有关的故事？
批判现实主义巨作悲惨的世界中，存在许多与法律有关的故事。为什么网的小编认为，这些法律在当时是以保护贵族们与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存在的，对平民百姓反倒是压迫与苛刻的存在。悲惨的世界之所以这么成功，大文豪雨果曾经学习法律的经历有关。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这部由维克多•雨果于1862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有着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法律的命运》。恰逢这部小说问世160周年、雨果诞辰210周年之际，不妨以法律人的视角和逻辑，来回顾雨果和他的“悲惨世界”。
大文豪雨果曾经修习法律
维克多•雨果，1802年2月26日出生于法国东部小城贝桑松。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位将军，儿时的雨果随父在西班牙驻军。10岁时回巴黎上学，中学毕业后，在父亲的意愿下进入法学院学习。但是雨果并不愿意走父亲安排好的“习法从政”的老路。还在中学时，他就开始迷恋写作。曾经在课堂上，老师发现他书桌上摆着法学课本，膝盖上却摊着自己写的古典诗歌。父亲和母亲分居之后，雨果和他的哥哥开始进入一种“无人照看的自由”状态。15岁的雨果便开始参加法兰西学院组织的诗歌竞赛。从法学院毕业那年，他17岁。这一年，雨果在一次名为“百花诗赛”的诗会上获得第一，并且开始与诗人维尼等人创办《保守文艺双周刊》，正式登上文坛。
21岁那年，雨果和大仲马、缪塞等人组成“第二文社”，开始走“以文论政”的路线。1827年，雨果撰写《〈克伦威尔〉序言》，主张艺术应该更多地描述社会的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他以丰富的戏剧、诗歌以及小说成为法国的一代文豪；批判专制王权的戏剧《玛丽蓉•德•路尔墨》，歌颂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诗集《东方吟》，批判不合理法律制度的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都对当时政治局势和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1841年，39岁的雨果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四年后，任上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任共和国议会代表。年幼时不愿按父亲安排“习法从政”的维克多•雨果，以另一种方式将自己和时代的命运紧紧捆在了一起。
然而这部《悲惨世界》，却非写于他春风得意的年岁。由于政见与拿破仑三世不和，四十六岁的雨果被流放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上。此时的他正撰写着这部被称为“政论小说”的《悲惨世界》。小说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故事主线围绕主人公罪犯冉阿让试图赎罪的历程，融进了法国的历史、建筑、政治、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和宗教信仰，堪称一部时代巨著。
1862年1月1日，这部小说终于在他称为“奥特维尔别馆”的住所问世。在序言中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雨果认为法律是悲惨世界的苦痛源泉
《悲惨世界》的故事众所周知。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穷人。他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7个外甥，而被判五年徒刑。然而由于他不信服这样不公的法律，加上倔强不惧强权的个性，使他因屡屡越狱而致罪刑加重。身陷牢狱与手铐脚镣相伴十九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然而这张黄色的自由状纸，并未让他在社会上取自由，反而处处引来歧视，使他流浪街头。只有笛涅的主教米里哀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时分，多年来穷困的习惯让冉阿让故态复萌，偷走了主教家的银烛台。不料半途被捕，警察将他送往主教家中对质，主教却没有揭发，反倒为他撒谎，说银烛台是赠送给冉阿让的礼物。警察悻悻然走后，冉阿让跪求原谅，撕碎假释信，发誓重新做人。
八年过去，冉阿让的确履行了当年的誓言。不但易名为马德兰，还成为了蒙特里市受人爱戴的市长兼工厂厂长，以慈善闻名。这时，工厂女工芳汀正遭受着凄惨的际遇。她年轻时遇人不淑，生下女儿珂赛特后只能独力抚养。她将女儿寄养在他人家中，自己在巴黎工厂里做女工。然而那户人家贪得无厌，骗她说女儿生病，反复向其讨钱。讨钱信落到同事手中，人人都鄙夷嫌弃有私生女的芳汀，并怂恿工头将她赶走。不知情的冉阿让听信一面之辞，签下辞退芳汀的公函。她从此流浪街头，走投无路，在卖掉一头长发后，加入了码头区的妓女行列。重病临死前，她将女儿珂赛特托付给得知真相后的冉阿让照顾。
故事中的正义代表是刑警沙威。他坚信法律的正确无误，也相信公正必须以铁血捍卫，而慈悲宽恕只会滋生更多的犯罪。沙威是对法律盲从的信徒，随时保持警惕，热爱其职业，尊敬政府，仇视反叛，铁石心肠。沙威并非坏人，他只是生而正直无私，憎恶犯罪和社会的无序混乱。因此，他曾毫不犹豫地逮捕自己越狱的父亲，告发潜逃的母亲。所以，对于“逃犯”和屡次越狱的冉阿让，他无法原谅、深记在心，誓将其抓回牢狱。事有凑巧，当他在蒙特里市怀疑冉阿让就是他追查的逃犯时，昏庸低效的刑警们却抓到了长相相似的流浪汉商马第——他受诬偷苹果而被捕——警察、法官和证人竟然一致认定，他就是那个逃脱的苦役犯冉阿让。然而真正的冉阿让得知此事后，不愿让流浪汉商马第替自己受牢狱之苦，毅然来到法庭，承认自己就是冉阿让，为商马第洗清了罪名。与此同时，冉阿让牵挂着芳汀死前的嘱托，逃脱了沙威的追捕。他在那户人家里找到了已经五岁、被当作女佣使唤的珂赛特，从此收养了她，与其相依为命，隐居在巴黎。与此同时，执著而忠实的刑警沙威一直没有停止对冉阿让的追捕。
故事中处处是法律人的身影。然而他们要么是黑白不分的警察，要么是荒唐无知的法官，要么是空有理想的法学院学生。与此相似，法律在那个不公的时代扮演的角色也不体面。对于盗窃食物这样的轻罪，予以严苛的重判。对于受过审判者，不允许其回归社会，而是令其终生带着一张黄色的假释令生活在耻辱和恐慌之中。那些书写在法典上的条文和冰冷的刑具，严厉的刑罚和暗无天日的牢役，从来没有认真思索过公正的真正涵义。无怪雨果借冉阿让之口大声疾呼：“荒唐的法律！你让恶者更加逍遥法外，善者在残酷的法网中憎恶社会。这样的法律，只能是这个不公世界的帮凶！”
雨果拟定悲惨世界跟法律有关
早在1840年，当雨果拟定《悲惨世界》的框架时，他将小说划分为“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孩子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等四个部分。这四个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内容。与这四个故事相似的众生相，则构成了那个时代法国的真实原貌。
“一个圣人”指的是小说中的笛涅主教米里哀。他是一名真实存在的主教，其原名是帕布里克•米奥利斯。雨果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释放的苦役犯潜入米奥利斯家中，企图偷盗，却受到主教高尚品行的感化，从此弃恶从善，1828年前后，雨果四处搜集关于这位主教及其出身家庭的资料。而“一个男人”则指的是因偷盗一块面包入狱的冉阿让。这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假释令”找工作，又处处碰壁，受人耻笑排挤。而在小说中，冉阿让弃恶从善后，从苦役犯成为企业家和市长的经历，则来自雨果的妙手嫁接：1829年至1830年期间，雨果获得了许多关于黑玻璃制造业的资料，当时这种制造工艺造就了不少下层工人的暴富神话。成为企业家的冉阿让，便是乘上了这股东风。
“一个孩子”，指的是小说中那位在冉阿让照顾下长大的孤女珂赛特。这个形象亦真有其人。这就是雨果的情人、演员朱丽叶•德鲁埃。朱丽叶自己十岁时曾寄养于巴黎的一座修道院里，在那里度过了数年时光，还送给了雨果《圣•马德兰修道院一个女寄宿生的手稿》。雨果就将其中的一部分原封不动地搬进了书中。至于珂赛特和法学院学生马利尤斯于革命乱世间的爱情故事，则是来自雨果自己的亲身体验。他在1848年革命以及流亡前，曾经经历过巴黎的街垒战斗。而那个法学院学生马利尤斯更是植入了雨果自己的影子，马利尤斯追求珂赛特的故事，亦折射了雨果当年追求妻子阿黛尔时的幕幕景景。
至于“一个女人”，显然就是故事中那位可怜而可敬的母亲芳汀。芳汀在街头受辱、并获冉阿让所救一幕，也是真实存在的。出手相救的不是别人，正是雨果自己。1841年，雨果写了一篇散文《芳汀的由来》。文章叙述这名名为V.H.的男子在街头的经历。后来他在其他地方证实，这位V.H.就是他自己。当日，巴黎大雪。刚刚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V.H.（雨果）在街头散步。看到一个纨绔子弟恶作剧地往一个妓女衣裙里塞雪团，因而引起撕打，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抓走了妓女，并要让她坐上半年牢。V.H.出于关心，跟到了警察局，他向警察局长说出真相，并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他的担保使这不幸的女子得免牢狱之灾。这个妓女后来就成了《悲惨世界》中苦难芳汀的原型。
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真实远比《悲惨世界》更残酷。不是每个逃犯都能遇上圣徒般的主教，不是每个下层工人都能掌握黑玻璃的制作工艺而翻身致富，同样地，不是每个妓女都能在街头遇上法兰西学院院士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大多数的穷人，生活在朝不保夕和颠沛流离之中。大多数被关入监狱的“罪犯”，最终都无法回归社会。大多数堕落了的女子，都只能抑或麻木，抑或唯利是图。大多数法学院青年会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走上父辈们安排的老路。大多数受到流放的政治犯，不能像雨果那样及时拿到一本“印刷厂排字工朗万”的假护照，而只能从此客死异乡。用传记作家莫洛阿的话说：“现实生活给文学划定了疆界。文学家所作的，不过是为现实进行些无可奈何而无济于事的粉饰。如此而已”
《悲惨世界》问世之时，雨果还身处流亡之中。为了保障家人返回巴黎后的生活，他需要为这部新著卖个好价钱。此时，有个叫拉克卢瓦的比利时出版商，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承担《悲惨世界》的出版。他打算以30万法郎（约折合现在600多万欧元）购下此书12年的版权。然而他读完书稿后，感觉处处是沉重，景景是悲凉。特别是雨果在书中以写政论般的激情，大段大段地抨击时弊，解构人性，批评法律。书商拉克卢瓦于是建议雨果对这些议论进行删节。雨果坚决地予以拒绝，说道：“轻快而肤浅的喜剧只能获十二个月的好评，而深刻的戏剧则会获十二年的成功。”
最终，拉克卢瓦同意一字不改地出版此书。果然，《悲惨世界》一问世即大获成功。六年之内他不但收回所有投入，还净赚51万7千法郎（约折合现在1000多万欧元）。而《悲惨世界》显然不是仅仅像雨果所说的，获得“十二年的成功”。时间将它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并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和戏剧，成为世间无双的经典和精品——尽管今日的法国，已经或沉重或轻巧地翻过这一页。然而那一页的《悲惨世界》里，秩序的不公和法律的无能，以及“世有良心者”无尽的批评疾呼，都已被雨果之笔永久地记录在案，不容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