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旁落的原因是什么？

    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在后来是被司马氏给取代了，曹超及曹丕在位时都有对司马懿有所提防，可是在齐王曹芳掌政时期让司马氏丧亡了，曹魏政权旁落，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呢？下面为什么网为您揭开其内部原因。

    魏明帝曹叡是三国时期颇有争议的皇帝，褒贬不一，在位13年，36岁就去世了，由其养子曹芳即位。曹叡并不是没有儿子，《三国志·明帝纪》所记载曹叡就有清河王冏、繁阳王穆两个皇子，但是在太和初年与三年就夭折了，此后就没有生育。这估计也预示着曹魏政权走向没落。读罢明帝纪，曹叡也算是一位可圈可点的君主，虽然曹叡大兴土木，营造宫池，但在对军事战事的全局把握上显得极为智慧，深得他爷爷曹操的真传。正是在曹叡奄奄一息之时，曹魏的宫廷上演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夺权之争，其中孙放、刘资在其中扮演者主宰曹魏国运的历史人物。

    孙资、刘放是曹叡的心腹，特别是足智多谋的孙资，可以说曹叡的众多战略部署离不开此孙资在背后的正确计划。在对公孙渊连吴的事情上，在众多朝臣不支持动用武力朝议下，孙资坚决主张讨伐公孙渊，结果大破之，粉碎孙吴欲双头夹击曹魏的计划。诸葛亮的多次北伐，曹叡也有化被动为主动的思想，正准备进伐蜀军，并将此事咨询孙资。而孙资却持反对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险要，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三国志·孙资传》注引《资别传》），这一个将军事战争化为自身实力比较来拖垮吴蜀的战略思想是十分符合曹魏的，一者曹魏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吴蜀，力求自身的发展，打破三国对峙的平衡只是时间的问题；二来吴国有大江之隔，蜀国有大山之险，曹魏若要军事出击需要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正是当年曹操拿下汉中不再贪图蜀中的原因。而正是曹叡坚持这一个军事防守的决策使得诸葛亮饮恨五丈原。孙资这一位神算子，加上以写作闻名的刘放这根笔杆子，是曹叡左膀右臂，曹叡对其二人也是十分信任，所以此二人是平步青云。

    自从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世族势力迅猛发展，世族把持当时的中央权柄，所以在最高统治者旁形成的决策集团一般都世族里的人，而皇室的宗族却难以被信任（参见《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蒙思明 著），而在曹丕时期就立下“藩王不得辅政”敕令，势必会激化皇室贵主与把持朝权世族的矛盾。刘放本是汉朝王氏的后裔，而孙资与当时的众多世家大族关系密切。特别是当时的乌丸校尉田豫、将军贾逵，与汝南大族中的尚书令荀彧也有提携之恩等。其中与司马家族的关系也十分不错，都是当时河北人，而且孙资的友人贾逵的儿子贾充那可是司马氏夺权的核心策划者，在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虑是否派司马懿去讨伐辽东的公孙渊时，刘放、孙资曾加以支持，故辽东平定后，放、资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侯。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二人最后为司马氏夺权的动机。曹魏皇室贵的代表人物夏侯献、曹肇也是曹叡的红人，看不惯孙资、刘放掌握权机，就指着树上休息的鸡说“此亦久矣，其能复几”，孙资、刘放很惧怕，马上叫皇帝召回司马懿，看来司马氏早已是孙资、刘放的后台。曹叡病危时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里居然都是曹氏的皇室宗族，而其中不仅曹肇、夏侯献与孙资、刘放有间隙，连与曹宇、秦朗也有矛盾，除了柔弱的曹爽，几乎是与几个辅政大臣矛盾重重。司马懿此时正在北伐辽东的公孙集团，二人“惧有后害，阴图间之”，只能实施自保之计，离间的对象自然是那个与自己并无敌意而且容易控制的曹爽。这一场充满血腥的宫廷政权之争正式拉开序幕。

    对于这段的记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与《三国志·孙资传》注引《世语》的记载有些出入。《汉晋春秋》记载：由于曹宇经常在明帝身边，二人难以实施离间之计，等曹宇、曹肇有事出去，二人马上在曹叡面前诋毁曹宇等人，说他们是小人并有野心，曹叡听后大怒正好中了孙资、刘放的圈套，决定撤换辅政大臣，孙资、刘放就举荐曹爽与司马懿，曹叡同意了。等孙刘二人出去，曹肇进来立马哭着劝谏曹叡收回成命，等曹肇拿着皇帝的敕令出去，孙刘二人知道跑到曹叡前面劝说，曹叡这回又同意孙刘的劝谏。孙刘这回要求曹叡立下诏书，曹叡说自己太困了，就要上床休息，孙刘二人强拿着皇帝的手写下诏书，并下令曹宇等人不得入宫，曹宇等人哭着回去了。于是就召回司马懿，曹叡死后，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孙资、刘放的第一次劝谏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曹叡也非等闲之辈，第二次时只不过是应付孙刘的，所以孙刘逼着曹叡下诏书，曹叡借口自己困乏推却，而孙刘居然强硬地“执帝手强作之”，这分明是逼宫。估计身为侍中和光禄大夫的两人早已控制内宫，所以等其诏书一下，曹宇等人也无可奈何，总不能真的起兵杀入宫中以勤王吧。这里就出现了个问题即为司马懿是不是这场宫廷政变的参与者呢？应该说可能行不大。第一，这场政变时突发性的，本来连孙资也是不同意这样鲁莽行事的，是刘放的劝说才谋同实施的。而此时司马懿正从辽东回来，是曹叡的诏书传达之后， “宣王疑京师有变，呼辟邪具问”（《三国志·孙资传》注引《世语》）才急忙往京师赶。第二，若司马懿真是这场的参与者也绝不会再向曹叡提出一个曹爽与自己共同辅政的计划，更何况曹叡见司马懿回宫后，语重心长将自己的养子托付给司马懿。可见曹宇等人是一般只会消遣，不懂政治的纨绔子弟，最后居然就哭着回府了，真是让人可笑。

    《三国志·孙资传》的记载与《明帝纪》相差无几，但本传记载“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刘放、孙资走后，估计还真有曹肇等人过来再次劝谏促使曹叡改变意思，为什么见到孙刘二人又马上更变主意？又怎么会怎么白痴而且是主动说这是曹肇主意？估计此时曹叡行动受到限制，其周围可能都是孙资、刘放的人，也只有先找个替罪羊，免得自己不自在。《世语》又记载：在孙资、刘放一番劝说后，曹叡问谁可以代替，二人推荐曹爽。此时曹肇的弟弟大将军司马曹纂对离开内宫的曹肇说怎么可以都离开皇帝呢？赶紧回宫。可是已经太晚了，此时孙刘二人宣诏宫门守卫不得让曹肇等人入内，于此同时免了燕王曹宇的职位。此时曹叡对唯一还在身边的夏侯献说“吾已差，便出”，夏侯献哭着回去，也被免了。足可见更变辅政大臣并非是自己的真正意思，只是曹叡这个将死之人早已被孙资、刘放所控制，曹宇等人也只有等着被处理的份了。

    《明帝纪》与《孙资传》及其注引得《世语》虽然有些出入，但是基本上是相去不远的。裴松之说“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三国志·孙资传》注引《资别传》）可见掌握机密刘放、孙资二人早已准备为自己的这次政治行动积极部署，趁机称曹宇能力不足，诋毁曹宇等人，大赞曹爽，又力劝曹睿招回司马懿共同辅政，曹叡听后改变主意，曹肇等人之后马上又回来劝谏曹叡，此时曹叡开始支持曹肇等，就下诏不召司马懿，诏书一出立马被孙刘二人的耳目知道，孙刘二人赶忙回来，这次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估计曹叡也有所探查，故意将责任归咎于曹肇，表面上同意孙刘的意见。可是孙刘二人不放心强拿曹叡的手写下诏书，不仅免了几人的官职，还不得入宫。要知道此时负责掌管守卫宫廷的乃是卫将军曹爽，曹爽既然受到孙刘二人的推荐成为辅政大臣，又岂会不遵照宣布的诏书办事。曹肇等人手上没有兵权，也是无可奈何，曹叡更是“吾差矣”地悲叹，悲叹自己信错了人。其实早在素以直谏著称的高堂隆去世之时就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三国志·高堂隆》），可是曹叡根本没有将其放在心上，才酿成内臣逼宫的局面。这场不曾流血的宫廷夺权斗争中，往往被人忽视，但是它对加速曹魏与司马晋的更替，加速三国一统却起着微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