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孝顺”当中总是没有父亲?

  最近一则央视的公益广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广告是这样的:一个母亲对小男孩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享福了;男孩长大后,母亲说,等你毕业工作我就享福了;接着,头发灰白的母亲对儿子说,等你结婚有了孩子我就享福了;然后,儿子的女儿对奶奶说,等我长大了你就享福了……最后,儿子意识到陪母亲的时间太少,可母亲已病倒在床上,成为遗憾……

  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南方都市报也用整版做了一则广告,上面一个小男孩对妈妈说:“妈妈,我养你!”

  这种“母子相依为命”的格局,是不是看起来很相似?我们可以从中产生很多疑问:为什么儿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负担起“养妈妈”的责任,妈妈不是有工作吗?没有丈夫吗?不再婚吗?难道青年丧偶是中国的社会主流吗?没有社保和养老保险吗?

为什么中国的“孝顺”当中总是没有父亲?

  其实,中国的广告往往是价值观最保守的载体,因为这样才安全,也因此,广告观念很能反映出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而央视播出的公益广告无疑更带有传播和弘扬特定价值观的重要使命。这样来看,强调“孝顺”、强调“含辛茹苦”的母子关系的家族范式,也是意识形态所要着力渲染的。

为什么中国的“孝顺”当中总是没有父亲?

  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母子“单亲家庭”。一种是离婚了的女性独立抚养孩子;另一种,则是更为常见的“假性单亲家庭”,就是另一半工作忙碌、早出晚归,一天跟妻子、孩子说不到两句话,夫妻之间基本没有沟通的家庭,区别只在于有人挂着一个父亲的名号,家庭的经济上多了一层的保障。

  善意地猜想,总在孝顺广告中“隐身”的丈夫,并不是没有,只是在妻儿的生活中也隐身了而己。而这个丈夫,隐身去了哪里?去了另一个公益广告《笑顺父母》当中。一个丈夫,看见孩子就板着脸,像是儿子欠了他一屁股的债;转身,他就去耍猴戏逗他妈开心了,没功夫没心情陪老婆孩子。

  这种“孝顺”,被人格化之后,就非常清晰了。母亲没有丈夫(不管是真守节还是假性单身),她全副身心抚养儿子;因此,儿子是属于母亲的,他从小就预备了承担养老的责任。等儿子长大娶妻生子后,儿媳妇同样进入一个假性单亲家庭的循环当中,因为她的丈夫正在“戏彩娱亲”,与婆婆相亲相爱呢。

  问题还在于,这不仅是一种不健康的婚姻结构,而且还是一种借广告来宣扬和强调的生活方式。孩子的抚养是由母亲来进行的,而母亲的养老则是由儿子来完成的:这里,两个“父亲”角色都缺席了,一个是孩子生理上的父亲;另一个,则是政府这个“公共父亲”。平时虽无所不在,但在“扶幼”和“养老”这种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位“公共父亲”却消失了。

为什么中国的“孝顺”当中总是没有父亲?

  这一类公益广告当中,可玩味的要点很多,一方面,是强调女性要“回家”和“相夫教子”的职责,无论多苦也要挨,因为以后有儿子来回报你呢。强化女性的母性功能、家庭功能,减少妇女平等工作的权利,已成为近年来文化宣传的主流。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地强化“孝”这个主题。如今对“孝”的强调之深、之广、之用心,大概是想回复到“以孝治国”的老路上去了,有些学校实行对推荐生“不孝顺”的“一票否决权”,一些地方还在实行“规定回家探望父母”,不达到一定的次数则会被纳入信用体系扣分,实行强制“行孝”;连在广场上“为父母洗脚”这种炒作都能成为赞美宣扬的对象。

  而且,作为传统,强调“孝”,一般都必须强化“苦”。就像二十四孝中动不动就使用“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反人性的极端例子来重点宣传一样,现代要弘扬“孝”,也必须突出父母养育孩子极其艰苦的一面,才反衬出“你若不孝就天理不容”。传统文化当中,更喜欢用母亲作为“孝”的承载体,因为单亲母亲抚养儿子,被赋予了一种遗弃于主体家族之外的孤绝凄厉之感,既保留了逆袭的戏剧性,也为更理直气壮地索取“孝”做好了铺垫。这样,儿子一想到母亲为自己守寡,那么苦,哪敢不心甘情愿地服从?

  在苦难教育下成长的子民总是极为容易满足的。要是整天一大家子人都满脸笑容开开心心的现代家族,想到的只是“爱”和“温暖”的现代情感,谁会联想到“孝”这种传统呢。

  “孝道”之所以被抬到今日的高度,当然是一盘很大的棋。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养老已经不堪重负,当初满街挂的都是“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大标语,现在变成了挂“养老不能靠政府”,甚至是“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为此,不得不放开强制计生、甚至敦促生育,不得不反复用“推迟退休”来试水民意,一再地把“孝道”作为基本价值观。

  “孝亲”与“忠君”一样,具有功能上的同构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在权力差序结构中高位者的“唯我独尊”。孔子说得很透了: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对君主孝顺、对国家孝顺也是一种孝顺嘛。

  所以,我们在公共话语当中看到的一套奇特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在履行义务的阶段,例如在养育子女、回馈子民以养老之职时,这个“父亲”的身份是缺失的;但另一方面,在强调秩序的时候,这种身份又重新回来了,大力地宣扬孝道,试图把孝作为一个统御百姓的价值观。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公益广告中出现了许多恍若单身的母亲,仿佛一个接一个地比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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