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人恐惧过年?过年恐归症和恐亲戚症
身边的许多小伙伴都和小编一样不愿回老家过年，症状轻的只是抵触，症状重的是怨念、排斥与明显的情绪低落，包括小编我也不想回家过年，其中的原因种种，为什么许多人恐惧过年?过年恐归症背后的乡怨与乡愁，下面为什么网小编和大家一起来度度心里的“节”与“怨”。
为什么许多人恐惧过年?过年恐归症和恐亲戚症
Mary变翠花：过年“恐归症”背后的“乡怨”与“乡愁”
1、城乡差距与城市等级化的秩序结构差异。
从求学的南方都会回到北方县城的家乡过年时，乡里乡亲的长辈们总是关切地打听我这“90后”的“就业去向”：妮儿上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能分配到什么单位工作?最初听来深感错愕，因为国家统包统配单位的就业制度，早在世纪之交已是烟消云散——而那时我才刚读小学。几年来，这个问句的出现频率惊人地高，我也就习惯了一遍遍告诉不同的乡亲长者：现在不兴国家分配了，靠市场调节;毕业生大把，工作得自己找。
或许是代际差异使然，家乡父老仍惯用过去的语言，来关怀我们这些离乡读书、即将沉浮于劳资关系中的年轻人。“漂一代”打拼生活的“北上广” 早已“不相信眼泪”，而仍在小地方生活的老人却陷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代脱节。与其说这是“代际差异”，不如说故乡与异乡也日渐分化，将“代际”问题嵌入到城乡差距与城市等级化的秩序结构之中。
近年来，“乡愁”因“返乡书写”而洪流泛滥，与之相伴相生的“乡怨”叙述却仍是微妙的潜流。“春节返乡青年”对于“七大姑八大姨”的深深幽怨，以及对“小地方”人情世故的暗自不屑，均包含了一种基于代际对立(子女与父母亲戚)以及空间对立(大城市与小地方)的想象，并在某种意义上被解读为价值观的高下区别。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趋势与人口流动语境下，“春节”亦是“漂一代”新旧身份短兵相接的微妙时刻。“乡愁”与“乡怨”互为缠绕的焦虑，已成为城市“新中产”移民普遍而颇具张力的感觉结构。
2、从《常回家看看》到《春节自救指南》
是亲人“黑化”了吗?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歌曲《春节自救指南》近日爆红，引得微博、朋友圈的一众青年叫好不迭，极富症候性地将这种新的代际问题推入了公众视野。团长金承志戏称该曲“专治父母逼婚、亲戚围堵、熊孩爆炸、隔壁老王等春节顽疾”，创意来源于自己“前半生的苦难”，因此炮制这枚神奇药丸聊以自慰，拯救广大“春节返乡青年”于水深火热之中。歌曲的开场白便站在年轻人的立场重新定义了“春节”：“阿甘他妈说过，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就像你每一次回家，也完全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和各种亲戚，又要给你出什么样的考题。这种期待见面却不知道对面招数的设定，我们称之为‘薛定谔的春节’”。
原本亲人团聚、把酒言欢、围炉夜话的温馨戏码，戏剧性地幻化为“春节返乡青年”身陷险境、方生方死的“薛定谔”时刻，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调性转折。在《春节自救指南》之前，最负盛名的“春节返乡”歌曲恐怕还是1999年春晚中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来自她同年的新专辑《好好工作》，此后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大街小巷回荡过好些年：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问个平平安安”
当许多公众号文章纷纷怀念80、90年代春晚的精彩节目时，春晚金曲《常回家看看》里的返乡叙事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公众遗忘了。为难得回家的子女指点人生的和谐场景恍如隔世，取而代之的图景则是两代人“鸿门宴”上的激烈“互怼”。有趣的是，《春节自救指南》中的“七大姑八大姨”，正是上世纪末《常回家看看》中的“子女”一代。只是在新一代子女的叙事之中，跨代际沟通失效了——家乡的老人对于子女在异乡城市“生活的烦恼”和“工作的事情”非但提供不了有价值的建议，反而成为一种滑稽而又苦涩的代际“压迫”(涵盖收入、就业与性别等多个面向)，致使我们爱抖机灵又“易燃易爆炸”的当代青年不得不在返乡之时发起了戏谑而悲壮的“自救”运动——一场没有硝烟的“价值观保卫战”。
3、“七大姑八大姨”与“代沟”问题
值得追问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春节返乡青年的首要命题不再是团圆，而变成了自救?什么原因制造了如此断裂的文化差异与代际冲突(或仅仅是被传媒放大了)?笔者不想简化此一现象的内在复杂性，因其甚为深刻地牵涉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之下乡土性“原生家庭”日益暴露的结构性负担、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对传统婚姻关系的本质性改变、以及数字鸿沟的代际区隔等宏大问题，甚至具体地坐实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个体差异之中。然而，“春节自救”作为一种典型的戏谑式“乡怨”表述，确乎呈现出某种吊诡的权力落差(尤其是话语权)，亦即青年对老年、城市对乡土的优越感，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定性权威。
近年来，青年一代对老一辈人的优越感和文化歧视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 “七大姑八大姨”此一具有鲜明性别指向的能指，使人联想到此前频遭污名的“广场舞大妈”：粗俗、喧嚷、素质可疑、无度干涉他人生活。而“春节返乡青年”所面对的“亲生父母”及“七大姑八大姨”，与“广场舞大妈”正是同一个代际主体。只是，在新兴媒体有关代际问题的讨论中，青年一代是话语权的主导，老人则常常是被再现、但无法自我发声的“他者”。这一点在当下的“乡怨”叙事中亦复如是。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然而，当长辈们的生活方式被下一代否定时，主动指点晚辈生活成为一种转移焦虑的行动。所谓“代沟”不只是年龄导致的个人心理和思维方式差异，也包含了政治经济语境对于个体的日常嵌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成长、就业后经历市场经济改革冲击的父母一辈，与成长于消费主义蓬勃展开的“去政治化”时代的子女一辈，二者对于工作、生活、婚姻有着不同的规划与预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倘若基于对各自经验脉络的认知，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并非不可能。就此而言，《春节自救指南》作为“填补代沟的主动反击”，虽是向上一代人寻求沟通与和解的行动，却更也是青年一代经由吐槽与撒娇来确证自我认同并询唤共同体的行动：上一代人不见得能听懂神曲的梗，然而，“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战胜我”却成为了当下极具时代烙印的话语狂欢。
4、城市“新中产”：“恐归症”作为一种社会症候
无疑，“春节自救”的主要拥趸正是当下备受瞩目的城市“新中产”(以及尚在求学阶段的“预备中产”)群体。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脉络来看，这一群体是消费社会普遍意义上的都市“新穷人——消费欲望无限、但消费能力不足;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脉络来看，他们是受到中国大都市发展趋势(以“北上广深”为中心)与人口流动大潮所构形的主体产物。在此一群体从求学到就业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中，“由乡入城”的流动性成为一个关键的中介。此处的“乡”是“故乡”，亦是象征性的“乡土”，以及面对“曼哈顿式大都市”及其中国翻版时不得不自贴“城乡结合部”标签的“老土”。这即是说，当下中国“新中产”的所指，具有鲜明的代际和空间归属，约莫是生活在大城市的“80后”。比如，《春节自救指南》中作为“小城中产/新富”的“隔壁老王”，就被描述为返乡“新中产”的对立者。进一步说，“春节自救”作为一种社会症候，折射出更宽泛意义上的“返乡”尴尬：习惯了“北上广”式生活方式的青年，在经历由城到乡的空间转换时普遍地陷入了一种焦虑，这种焦虑被病理化描述为“恐归症”或“恐亲戚症”。
尽管“新中产”的定义鲜明地打上了“北上广”的烙印，但新移民作为其中的大多数——其身后的故乡仍是乡村和小城。由是来看，流动性将闯荡异乡都市的青年与留守家乡的上一辈区隔开来，为代际差异赋予了空间属性。比如，一些自媒体公众号将“恐归症”与“恐亲戚症”解释为“人往高处走”的必然，指出“读书越多就越不喜欢‘走亲戚’”、“人的精神层次越高，对无趣的人和事就会越缺乏耐心”。具有血缘关系的老一辈(父母与亲戚)，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小城或乡村的化身，“恐归族”对于前者的嘲弄与戏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缠绕于对后者矛盾的“乡怨”之中。此时，故乡不再作为一种出身认同而存在，反而成为自证优越性的空间，以及展演新都市中产身份的有效场域。
这种新的“乡怨”表述，吊诡地透露出“新中产”主体叙事的内在欲望。经历了从“边缘”(乡土)到“中心”(大城市)的流动，青年主体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反认他乡作故乡”的认同转换。这种情感结构与其说是一种自主的个人选择，不如说鲜明地受到中国大都市发展趋势的意识形态形塑。在以全球化“通属城市”(generic city)为目标的造城运动之下，“北上广”将自我打造为去历史、去个性、去中心、既刺激又无聊的都市消费空间，却又如同好莱坞工作室一般不断制造出新的身份认同：颇具国际化气息的“新中产”。与此同时，故乡小城与乡村的主体地位与文化身份则经历着抹消与改写，并作为大都市的模仿者或附庸物而存在。不必说农村这些年经历的种种危机及其在公众视野下的沉寂(除了作为春节话题、事件性话题而登场);连小城镇这种80年代曾被视为中国城市化特色及经济活力所在的城市形态，亦在90年代以来“大城‘吸血’，小城衰落”的发展趋势下显出颓态。2016年住建部提出培育“特色小镇”，与其说是对小城镇主体性的承认与恢复，不如说是对都市“缙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进一步移植与翻版。
漂一代“离乡”与“恐归”的社会症候，涉及到城市化发展趋势的结构性问题。当绝大多数发展资源、权力和公众目光都导向屈指可数的几所“明星都会”时，“故乡”无可避免地成为匮乏工作机会、缺少活力、且不再属于年轻人的僵化世界。然而，“乡怨”叙事倾向于以去历史化的方式来论述“小地方”的闭塞，并将崭新的、进步的“自我”与趋于停滞的、落后的“故乡”和乡亲区隔开来。这为身体与情感上双重的“弃乡逃城”提供了正当性，继而通过热切拥抱国际化大都市的“新中产”价值观，来舒缓身份认同的焦虑。吊诡的是，拥抱“北上广”的“恐归族”，未见得就能在大城市里活出自我。由于不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都市新移民的生活同样挣扎在悬浮状态。这种不确定的社会位置，致使其“乡怨”表述更多是以戏谑而非控诉的口吻来展开，由此弱化都市与故乡两个空间带来的不安与焦虑。
5、“梦想”叙事与“樊胜美的向往”
“都市少女为何一朝变身农妇，都市白领为何变身农民，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种现象又为何频频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春节》。”
2016年春节时，新中产的戏谑式“乡怨”已出现了一系列娱乐化的视觉表征。“都市少女为何变身农妇”、“都市白领为何变身农民”——网友用央视犯罪调查节目设置悬念的方式，po图展示自己形象反差强烈的“返乡现形记”。同样是在去年春节，一个关于“回家过年”的著名段子调侃了返乡白领所历经的“穿越”与“变身”：
“这几天，北京、上海、广州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铁岭、回到福建、回到广西，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秀兰、狗剩”。
Mary vs. 翠花，Michael vs. 狗剩——都市里使用的“洋名”，与在家乡被唤作的“贱名”，意味着主体在两种空间、两个世界分别承担并扮演的两种社会身份：职业化的都市白领vs.乡村小城的子女后代。但二者的关联并非打通，而是封存在各自孤立的语境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微博发起的 #回家前回家后# 话题中。
大量网友津津有味地展示自己由“时尚达人”秒变“村姑”、“农民”的照片对比——而这种“秒变”只需一个空间切换就能完成。这边厢是“北上广”时间，每天发布精心修饰的日常生活图景：下午茶、副驾、购物、旅游和美食——标准的网红式完美生活;那边厢是“乡村小城”时间，昔日网红裹上臃肿棉袄、生火烧饭或苞米地里撒欢的照片则有意收起了滤镜与美颜，继而向网友撒娇道：“我不会掉粉吧?”
这种自黑式的自我暴露，在呈现出身焦虑的同时亦将其消解，通过观看他人的相似处境，获得共鸣与认同的愉悦。在#回家前，回家后#的视觉化呈现中，故乡是作为一张背景墙而出现——犹如多年前小城乡镇照相馆中那张印有都市辉煌灯火的拍照幕布。或许，对于返乡白领而言，故乡不但成了“北上广”(作为现代坐标)的时差空间，也是某种意义上充满视觉奇观的陌生地带——比如“返乡体”对残酷物语的一瞥。对于“新中产”而言，真正分裂的还有置身两个“异乡”短兵相接时的自我。
“翠花变Mary”的典型“新中产”人物，大概是2016年当红电视剧《欢乐颂》中的“五美”之一樊胜美。樊胜美生在重男轻女的贫寒家庭，是“背起行囊/ 离开故乡”的小城青年。她是上海外企的资深HR，为在上海拥有户口、房子和富裕美满的生活而辛苦打拼。作为一个形象气质、举手投足都极力模仿上流社会的都市丽人，樊姐在消费习惯、文化认知、生活方式上已实现了全面的中产化，然而她的实际身份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没有一分钱存款”;尽管收入不错，却总是陷入一文不名的“在职贫困”。
可以说，樊胜美的向往代表了都市“新中产”的向往，樊胜美的焦虑亦是都市“新中产”的焦虑。近年来，这种焦虑已日益成为电视剧与媒体报道的焦点。高昂的房价、压力沉重的就业、“多少算够”的消费、无处可逃的雾霾以及此后可能面临的子女教育问题，都暴露出此一社会群体的脆弱性所在。在《欢乐颂》中，尽管樊姐的“中产梦”遥遥无期，但“梦想”的正当性在剧中被一再强调。每当樊姐身陷人生低谷之时，一首叫做《樊胜美的向往》的插曲总会应声响起：“灰姑娘不再怕/ 午夜钟声敲响/ 南瓜马车带我奔赴战场/ 只有你能救赎自己的梦想”。
“只有你能救赎自己的梦想”，这种极力强调青年主体性的论调同样出现在返乡白领的“乡怨”叙事之中。比如，“春节自救”的药方，即是向“七大姑八大姨”宣告“我有我自己的人生”。不难发现，此时，父母与亲戚通常被再现为“我”实现都市“梦想”的某种障碍。樊胜美的故事亦是如此。她屡屡被兄长和父母拖累，赚来的钱全部填了家里的无底洞。若是从大众文化简化和处理社会问题的叙事逻辑来看，我们发现在《欢乐颂》中，城乡发展断裂的结构性问题被隐藏起来。相反，小城青年何以中产化受阻，背锅的正是小城故乡中的原生家庭;与此同时，樊姐的种种道德危机，亦透过转嫁原生家庭得以洗白，虚荣心强、嫌贫爱富的“捞女”由此成为一个令人心疼的坚强角色。
6、“乡怨”背后的意识形态
从“樊胜美的向往”，再回到前文对于新中产“春节自救”与“乡怨”叙事分析。或许应当反思，当我们在“乡怨”之中拥抱都市价值观时，我们拥抱的究竟是什么?“选择你自己的人生”——这种选择是否是一种无可置疑、或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各类“乡怨”叙事之中，“北上广”代表的大都会丛林规则、以及不公正的城市等级结构几乎都未被质疑，反而成为“神话”本身，“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亦被视为残酷而优美的现实秩序。“明星都市”与故乡城镇的关系，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分析巴尔扎克小说时所言的“巴黎”与“外省”，“对于外省出身及外省权利的热切否认，演变成巴黎生活的创始神话：巴黎是个自足的实体，完全无需仰赖它所鄙视的外省世界”。
另一方面，“乡怨”叙事默认“北上广”价值观输出的无可置疑——这种新意识形态搁置了城市化转型中涉及的不平等议题，乡村与城镇的主体性探讨还未展开就已丧失其合理性。“乡怨”主体的悲哀在于，在承认“故乡”有别于大都市并对其加以否定的同时，也封闭了其它“城市”想象的可能性。我们似乎遗忘了社会主义城乡统筹规划下“三线城市”建设如何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城市理念;也忘记了在80年代末“西北风”金曲《我热恋的故乡》之中承认“我的故乡并不美”，但却高唱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的歌者主体性。我们想象不出城市生活的其它模样，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痛点;如何突破大都市的新意识形态绑缚，或许这才是“自救”的真正所在。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ID：thepaper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