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追求的“耕者有其田”反而害了农民？
“耕者有其田”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这句话真实完整的涵义无疑就是“耕者有其田”。孟子提出使“民有恒产”，是指使老百姓有个凭劳动吃饭的基本生产资料，有温饱而衣食无虑!养得起父母妻儿，荒灾之年不至于饿死，以至于闹得官逼民反，挺而走险而已。但是如今，很多人称“耕者有其田”反而害了农民，到底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网为您解答。
“耕者有其田”是一个逻辑悖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种过时的价值观。耕者一旦有了田，他就可以将田卖掉，进而变回“耕者无其田”。人们尝试解决这个悖论，所以禁止农民转让土地。但是既然禁止流转，那么土地就不算属于农民。所以结果一样：农民并不真正拥有土地。因为土地并不真正属于农民，所以其使用权也是不牢靠的。
我们来看看三个近代史人物的自述。
第一个人是孙中山麾下“福军”的首领李福林，他在《李福林自述》中透露：李家原本有土地，只是为了给叔叔娶亲，将耕地变卖了。
第二个人是民国将军刘汝明，他在《刘汝明回忆录》里说：刘家祖上有田，但由于子孙众多，代代分田，分到刘汝明这一代已成赤贫。
第三个人是彭德怀。《彭德怀自述》说：彭家也有田，但是为了给家人治病，卖掉了耕地。
这三个人物的自述说明一个问题：在旧社会，土地是可以流转的，而土地的流转，其原因是多钟多样的，有的为嫁娶，有的为还债，有的为治病，有的为分家，等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举之不尽。
相反的现象也有，有的人赚了钱，会花钱买田。总之在旧社会，耕地是不断流转的，今天从有田者流到无田者手上，明天又反过来，所以在自然的状态下，“有田者”和“无田者”之间是会互相转换的，家业有兴有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在旧社会，没有人会提出“耕者有其田”，就算提出来也只招旁人一笑，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保证耕者“有”其田的。“耕者”一旦“有”了田，他出于各种各样的财务需要，会将耕地变卖掉，因此有田者会转化为无田者，所以在旧社会的状态下，不存在“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也没有人将这个当成社会理想。
在旧社会优胜劣汰的自然状态下，聪明能干的人家购置的田产越来越多，于是就出现了土地兼并，这些人拥有大量的田产，那么拥有了大量田产，是不是都自己耕呢?不是。他们是租给别人耕，所以就产生了地租的问题，这些地租在近代史一些人物的眼中，就是一种“剥削”，他们认为：出租耕地的人是剥削者，而佃农则是可怜的，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以地租的方式被“剥削”了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以上。
所以一些近代史人物提出这么个理想：“耕者有其田”。他们认为：农民的贫困，在于不能拥有自己的耕地，所以要洗牌，要推倒重来，将土地均分掉，使每一个务农的人，都拥有土地，不再受人“剥削”。
但是有人意识到：将土地分到农民的手中，农民还是会将土地变卖掉，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呢?人们就想出来这么个办法：土地分给农民，但是不允许买卖，也就是说，这块地给你耕种一辈子，但就是不允许你转让它。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农民卖地的问题，消灭了土地的流转，人们当时认为：这样就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但问题来了，对于农民而言，你说这块地是我的，但是又不允许我把它卖掉，那么这算不算是我的地呢?不算。这不是我的地，是我的地我是能卖的，不能卖，它就不是我的地。所谓“有”其田，什么叫做“有”?土地作为一种物权，真正的“有”，也理所当然包含了处分权，而拿掉了处分权，它就不能算是一种“有”，而只能算是一种使用权，所以归根结底，“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其实并没有实现，农民仍然不是真正拥有土地，充其量这只能算是终生免了地租，但土地并不是农民的，因此根本谈不上“耕者有其田”。而正因为土地并非真正属于农民所有，所以其使用权也是不安全、不牢靠的，随时可以通过修法而将其收回。
我们来看看这个逻辑悖论是怎样演示的。
自然逻辑：
逻辑链条一：耕者通过挣钱置地的手法购置耕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逻辑链条二：耕者既然有其田，田是耕者的，耕者当然可以卖掉它;
逻辑链条三：耕者总有卖田的一天。卖掉耕地后，变回耕者无其田;
逻辑链条四：所以从长期而言，“耕者有其田”是一个无法维系的理想。
干预逻辑：
逻辑链条一：为消灭“剥削”，耕者应该有其田，所以耕地均分给耕者;
逻辑链条二：但耕者出于财务需要，会变卖田地，重新变回无田者;
逻辑链条三：为防止“有田者”变为“无田者”，我们严禁农民变卖田地;
逻辑链条四：但农民被禁止变卖田地，田地就不能算属于农民所有;
逻辑链条五：所以最终结果一样，“耕者有其田”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从以上的逻辑演示，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干预状态下，“耕者有其田”都是无法实现的，它是一个悖论，它只是人们一个美好的愿望。
在干预状态下，有相当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村里的耕地就失去用途了，这些农民希望能将耕地变卖掉，但是他们不能卖，所以产生了土地普遍撂荒的现象，对于“耕者有其田”的他们，自己的耕地撂荒了，实际上就等同于没有耕地，所以所谓“耕者有其田”，就沦为一句空话。
对于进城农民而言，如果是真的“耕者有其田”，那么他们将属于自己的土地卖掉，例如卖给房地产商，立马就可以得到一笔资本，这个时候再进城，就不用给别人打工了，自己就有了创业的资本，开个餐馆，开个服装店，都比打工强。但土地不能流转，这条路就断了。
除了撂荒之外，不少人进城之后，将自家的耕地给别人种，每年收个一两百元地租，但这就成为了变相地主，一夜回到旧社会了，走到这一步，可以说寓意“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其意义已经开始变味了。
台湾在国民党主政之初，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但是这个条例在1993年废止了，为什么?因为时过境迁了，台湾已经进入了工商社会，所谓“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已经过时了，已经不再值得人们追求。对于当代台湾人而言，有田没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工作、能挣钱，城里有大把的就业机会，能不耕田就不耕田，年轻人大多这样想，也不见台湾人都饿死了，泰国和柬埔寨的大米挤破了脑袋想挤进台湾市场，只要有钱，不愁没饭吃，除非台湾与全世界宣战。
美国是“耕者无其田”的一个典型，大农场有农场主，农场主雇工劳动。雇工的工资并不低，基本上都有十几美元一个小时，丰衣足食，可见人们富裕幸福与否，和耕者有田还是没田，并没有必然联系。人类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贫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耕地，而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贸易市场不够繁荣，一旦商品经济发达了、贸易市场繁荣了，那个时候农民也不需要耕地了，因为他们进城务工了，经商发财了，都不愿意再回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