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告别大陆是怎么回事？

   张爱玲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人们对她的崇拜和痴迷，主要是来自这个时期她发表的言情小说；而对她50年代以后的创作和经历却鲜为人知。尤其是正当她大红大紫的时候，随着上海的解放，她却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她告别大陆的前后发生了什么？下面为什么网为您解惑。

张爱玲为何离开上海

   张爱玲，原名张瑛瑛，笔名梁京，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的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张佩纶是著名的清朝御吏，祖母则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之女。1939年张爱玲曾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欧洲战事就读于香港大学。1942年回到上海，23岁时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一年后出版了包括10部作品的小说集《传奇》，成为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1944年与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结婚。她发迹在上海，事业在上海，家庭在上海，然而上海解放后她却去了香港和美国。这是为什么？

   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当时夏衍接管并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重新组织创办刊物报纸。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便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1950年３月至1951年2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张爱玲储存的仍然是旧故事。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引自《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开始萌生了去意。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名字，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序言》）。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其实她早在1946年6月就和胡离了婚。《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都是张爱玲心中的隐忧，使她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张爱玲离沪前，独自住在黄河路卡尔登公寓。夏衍曾委托已到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生涯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土改小说写了些什么

   张爱玲到香港后，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英文翻译。在此期间，她除了完成用于谋生的工作任务，便想拿起她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笔。因为在苏北农村参加土改时的切身感受激励着她，新结识的“农村朋友笑声和眼泪”使她欲罢不能。于是她一口气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在香港《今日世界》杂志刊登。

   这两部反映土改题材的小说，是作者根据当时参加苏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见所闻创作的。她在“自序”中说：“《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道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在《秧歌》的“跋”里，作者又强调：“《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为了印证“真实”，张爱玲在小说里收集引用了当时的《解放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公开登载的共产党干部的“自我检讨”、天津的“饥民救济所”、华东的“饥荒状况”等材料。

   这样，按照“真实”的原则，小说里即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如土改中的“过火”现象，干部的“腐败”行为等。如《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通过人物说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较前更贪婪，更有势力”。“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农民“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土改工作队长对农民的看法是：“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的。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伴随着土改，“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自危”。那些日子，广播喇叭里喊着：“抗拒坦白的顽固分子已经都枪毙了，大家赶快坦白！”

   《秧歌》写到饥饿和贫穷。一个小女孩饿得直哭，她父亲（金根）柔声说；“你妈就要回来了，她带东西来给吃。”作品写道：“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金根现在分到田了。自从土改以后，当时家里人就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写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冈，因为饥饿偷偷去镇上买茶叶蛋，走到村口，突然发现“荒凉零乱的野地到处伸出了饥饿的眼睛，蛋壳搁哪儿都不合适”；一小孩无意中撞见顾冈躲在门后吃鸡蛋，顾冈“不得不把鸡蛋献出来”。《秧歌》还写了一个重要人物“王同志”，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说“我们失败了”。王同志积极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则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样强烈，但他又想在原则和人情两方面，在虚伪和真诚之间搞平衡。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

   与这些描写相对应的，还有许多属于光明的场景。如《赤地之恋》开头，土改工作队进村坐在大车上激情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怀抱拯救农民贫穷的豪情开进“零乱荒芜”的原野。《秧歌》里还浓重而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的一场婚礼：人们让新娘子唱歌，“新娘子金花终于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过去，面对着墙”，唱了一首在“冬学班”上新学的《八路军进行曲》；在人们“再来一个”的喊声和掌声中，新娘子又唱起了“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一团欢乐热闹的景象。工作队问起老百姓收成怎么样，谭大娘高兴地说：“现在好呢！穷人翻身喽！现在跟从前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党来了，我们穷人受罪不知道到哪年啊！”作者补充道：“谭大娘把共产党与革命党有点搞不清楚，她一直称共产党为革命党，有时候甚至于称国民党。但是在她这年龄，这错误似乎情有可原。”作者在描绘这些场景和人物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新鲜和欣喜”之情，“张爱玲式”的笔触随处可见。

“血泪之书”为何成了“坏作品”

   这两部小说在香港发表以后，引起了大陆评论界的注意。与那时前后出版的同类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比起来，无论是作者的政治背景，还是作品反映的内容及主流倾向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当她的作品纳入大陆新的文学观念和评论框架的时候，人们便马上发现它的“异类”，忍受不了作品当中对于党的土改运动的负面揭示，于是给予严厉的批评。40年代曾经在上海担任《万象》主编并发表过张爱玲小说的柯灵评论说：“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柯灵：《遥寄张爱玲》）。该观点通过对“真实性”的质疑来否定小说，影响巨大，代表了国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你看，作者竭力标榜“真实”，舆论却在这个根本点上说它“虚假”。差距如此之大。

   这些评论引起张爱玲强烈的反响，她曾对美国诗人瑞菏抱怨说：“我得跟控制着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作，战争结束，我变成一个汉奸！到了香港，我想写我在中国新社会建立之后所见到的一些事，评论把它论成反共文学！这是恭维，我不能出声，或者，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那真是很痛苦，我没有美国梦，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王蕙玲：《她从海上来》）

   在迷茫和困惑中，1954年秋，张爱玲寄了一本《秧歌》给远在美国的胡适，请她最崇拜的学者能够指点迷津，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过去评《海上花》说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接读这本书后果然看得仔细，3个月后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穴小麻饼?雪吃起来夸嗤夸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

   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

   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上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穴旧历元旦后一日?雪

（引自《张爱玲忆胡适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版）

 

   张爱玲收到信后自然非常兴奋，于2月20日给胡适写了回信，她在信中说：“收到您的信，真的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这是张、胡的第一次通信，在此以前他们并不认识。但张爱玲对胡适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早就佩服，尤其是经胡适点评推介的《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成为少女时的张爱玲倾心研读的启蒙作品，这对她以后形成的“红楼梦——张爱玲句式”的叙述语言风格影响极大。后来张爱玲到美国定居曾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到张的寓所回访过。他们成为忘年交。

   对于张爱玲和她的两部“异类”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的反应，国内外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基调。与国内长期以来封锁张爱玲的状况相比，海外的研究工作却很活跃。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而且用41页的重要篇幅来评价她。在小说史的序言中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这本英文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史》80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译成中文传入大陆后，使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并迅速走红，形成大陆第一次的“张爱玲热”。

   持相同观点的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这部书中写道：“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躲避要受到指责。这也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的那些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也在《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这篇文章里说：“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但淡淡的《秧歌》，却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龙应台同时认为，“《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挽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这些评论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与张爱玲以“红楼梦句式”娓娓叙述40年代的上海滩城市旧家庭的传奇故事相比，《秧歌》和《赤地之恋》显然属于“异数”。无论是题材内容、语言风格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爱玲以前的小说是驾轻就熟之作，那么后者则是对全新的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的“用心思考”；前者她能够任意铺陈，把握安排人物的命运和走向，而后者只能是“真实”地记录故事的场景，却无力评判它们的社会取向。不曾想，这“用心”创作的两部小说，却使张爱玲的命运和创作生涯发生“腰斩”——40年代与50年代的张爱玲泾渭分明。对于40年代的张氏小说好评如潮，推崇有加；而对5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却讳莫冷落，甚至基本否定。评论很少谈及，出版时也把这两篇小说排斥在外。有学者指出：“张爱玲50年代前后的创作不可分割。如果把她写旧时代市民和知识女性的作品追认为今天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前驱，将这部分文字与后来写新社会农民的血泪之书割裂开来，抬高前者，贬低后者，那就无异于将张爱玲关在由我们制造的狭笼里……”（复旦大学郜元宝：《重评张爱玲及其他》）

   其实，张爱玲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而不是党的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因此，她不可能有丁玲、周立波那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她在驾驭这样重大题材的时候，还缺乏对党的一系列政策的了解和研究，缺乏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创作规律的把握。这种规律和要求告诉作家：只注意作品的“艺术真实”是不够的，还要注意“本质真实”，明白高层对于社会舆论和创作思想提倡的是什么。然而当时并没人告诉她这些。她只是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解和方法写她并不熟悉、然而却触动她灵魂的东西。张爱玲也许并不熟悉农民，但她从来不准备将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她写活了40年代那些熟悉的小市民的灵魂，也写活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解放初期的农民，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典型环境。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平稳的人生。这是她创作的一贯思想。但当评论框架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判断的标准便发生偏移；张爱玲和她“用心”写出的土改小说也便成为凸现在主流意识视野中的“另类”。

 

月亮为谁而明

   张爱玲从大红大紫到冷落苍凉，形成了巨大反差。“另类小说”的名声始终像一个阴影一样的跟随着她，这使她困惑不已。写完《秧歌》、《赤地之恋》后，她感到自己的写作才情已被岁月和变幻的时代所消磨，而且她发现标榜过“从未涉及政治”的自己，竟然已靠近、陷入了“可怕”的政治。她“无法逃避周围的窥视”，忍受不了这种“孤独的压抑”，开始向现实妥协。她感到自己作品的吸引力已经很有限了，香港似乎也没有她的前途，便决心更换环境，远离给她带来麻烦和不快的地方。

   当时的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文化专员理查·麦加锡充当了她移民美国的担保人。1955年秋，35岁的张爱玲乘“克利夫总统号”离港赴美。又以“难民”身份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住在洛杉矶。她二十几岁就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但来美国的几年里却连连遭到退稿的命运，不得不靠写一些电视剧谋生。她也曾写过广播剧《荻村传》，改编过《红楼梦》，改写过莫泊桑、亨利的西方小说，出版过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应香港挚友宋淇所在的香港电影公司约请，写关于张学良的剧本《少帅传奇》，为此她1961年曾去台湾收集资料，但最终只完成文字稿。张爱玲几十年隐居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将被胡适、刘半农称为“吴语文学的第一杰作”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版和英文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二是历时10年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提出是创作而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等7个问题，写成24万字的《红楼梦梦魇》，1977年在台湾出版。张爱玲这个时期还写了她最后一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尘封26年后才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对于受到非议的那两部小说，张爱玲一直关注着它们的命运。1957年3月，她继续把她的《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并把打印稿寄往纽约出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秧歌》改写成剧本，制作成电视剧在节目中播出，付给张爱玲稿酬1440美元。1968年，她委托香港朋友宋淇与台北皇冠出版社签订合同，重印了《秧歌》和《赤地之恋》。

   对创作的共同语言使张爱玲在美国遇到了知音，给她孤寂的生活带来生机。这个人就是美国激进的左翼作家、好莱坞编剧甫德南·赖雅，他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张爱玲，十分欣赏她的才华。张爱玲把《秧歌》英译本拿给赖雅，希望得到他的指正。赖雅读后说：“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张爱玲告诉他这篇小说曾被说成是“反共文学”，赖雅指出“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共同的志趣和关心使他们的感情快速升温。1956年8月14日，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他们共同生活了11年后，赖雅因心脏病去世。就在这一年，柏克莱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邀请张爱玲担任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给她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并在这个无奈的岗位上工作了26年。这期间，她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小说。

   张爱玲晚年受皮肤病的折磨，她郁郁寡欢，孤身一人过着闭门谢客的冷清日子。年轻时的张爱玲有着自负的资本，可是晚年的她却屈服了人生，也屈服了这个世界。

   1995年9月8日晚，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公寓逝世。

   这一天是中秋节，皎洁的月光抚慰着一缕远在异国他乡的孤魂。

   她的遗体一星期后才被警署发现——“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和一支未合上的笔”。同时发现她为自己立下的遗嘱：“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二，不举行任何葬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荒野。”

   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将她的遗体于9月19日清晨在惠捷尔墓园火化；张爱玲没有留下后代，火化时也没有一个亲人到场。遵照遗愿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冰冷的太平洋中。

   张爱玲的逝世再次引起世界媒体的嘱目，国内各大报刊都作了重要的报道。张爱玲的小说加速出版，张爱玲的“语录”不胫而走，“张爱玲热”继80年代兴起之后再度席卷中国大陆。这位旷世才女的“死”换来在媒体和读者中的“活”。

   在张爱玲75年的人生岁月里，可以说经历了世间矛盾的轮回——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大喜与大悲。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张爱玲在《金锁记》里的预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