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旦评是什么，汝南月旦评与许氏兄弟（月旦评改变了曹操的名望）
月旦评是什么
曹操是阉宦之后，年轻时品行不佳，他“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地方上的士人颇看不起曹操，沛相袁忠甚至打算法办他。后来曹操为入仕途，极力扭转负面形象。他起初借助太尉桥玄为自己正名，桥玄的评语是“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担心自己名望不够，建议曹操请托汝南许邵主持的“月旦评”。
许邵也鄙视曹操，不欲应对，但在曹操威胁之下，不得已评价“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这个褒贬兼有的品评令曹操暴得大名，不久后他就藉此被举为“孝廉”，在首都洛阳做官。许邵何许人也?他的月旦评竟然比位列三公的太尉的赏识还管用?这要从东汉的选官制度说起。
外戚和宦官当权、清议之风大盛
东汉官员的选拔方式主要有两种，察举和征辟。征辟是由皇帝、中央官僚和各级官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委任人才。察举则是地方州郡通过对人才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举荐人才。察举考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东汉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就是察举。察举又号称“乡举里选”，即以乡里社会的舆论评价，作为人才选举的依据。
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专政，内忧外患持续加重。权宦视乡闾评议如无物，任人唯亲、“贸易选举”，在政府机构随意安插浊流子弟和庸俗无才之辈。学而优的儒家士子通经入仕、向上流动的途径遭堵塞，于是挺身而出，发动社会舆论，臧否人物、抨击朝政，“清议”之风遂蔚为大观。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亦逐渐形成发展出“群体自觉”。
士人清议的内容以人物评论为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戚宦政治的猛烈抨击，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此类风潮的发动者以在朝的李膺、陈蕃等名士官僚为领袖、太学生为骨干，他们言辞激烈、危言深论， 甚至采用违法极端手段打击宦官、豪强等浊流;另一种主要评论人物才干和德行风貌，这是士人之间的期许和标榜，即“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这类人物品鉴以在野的郭泰和许邵最出名。
清议的人物品评之风其实就渊源于乡闾评议。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对此明察秋毫：“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到了汉末士大夫清流与权宦浊流对抗之时，乡里公论仍存，但名士领衔的评论家成了公论代言人。他们的品鉴评论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选官。得到正面评价的士人，仕途通畅;被负面评价，则如堕深渊。
颍川陈寔就是这洋的名士兼人才品鉴专家，时人有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可见其评价的影响力。党人领袖李膺被公认为天下道德楷模，士人如果被他接见，犹如“登龙门”。
汝南名士、也是党人领袖之一的范滂曾任掌管人事的功曹。当时大宦官唐衡以李颂相托，范滂的上级、汝南郡太守宗资打算任用李颂，范滂拒用。宗资不敢得罪范滂，将怒气发在范滂手下主办文书的朱零身上。这个小吏则宁愿死于太守的拷打，也不违逆范滂的意愿。范滂的裁断竟可以凌驾于太守之上!
党锢之祸前最权威的人物评论家是郭泰。郭泰字林宗，太原郡介休县(今属山西)人。东汉多数名士出身大家名族，但郭泰出身寒微，性格宽厚，不高标自持，亦无仕途野心，他口才无双，名重洛阳，被太学生推为领袖。日本学者冈村繁指出郭泰评论人物的旨趣在“ 宽宏济士”，即容纳、诱导、扶掖青年后进和在野士人。据《后汉书》记载，郭泰提拔奖掖者多达六十余人。郭泰的品评对象不涉及宦官权贵，也不做激切冷峻的评语。
当时很多名士领袖也为郭泰倾倒。比如范滂评价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句话的意思是郭泰隐居不仕不违反母亲的意旨，贞忠又不矫情绝俗。天子不得以他为臣，诸侯不得以他为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尤其能体现出郭泰独立自由的人格。
汉桓帝晚期愈演愈烈的清议风潮以及士人与宦官的矛盾激化，终于导致第一次党锢之祸。上面提及的多位名士遭难，李膺、陈寔、范滂皆下狱受刑，陈蕃被免官，很多士人被终身禁止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后，被罢黜的士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于是标榜古人，寄托政治理想。著名的党人三君(陈蕃在内)、八俊(李膺为首)、八顾(郭泰为首)、八及和八厨等名目来自上古时代高阳氏的 “ 八恺”和高辛氏的“八元”，他们都是舜举于尧廷以佐治的精英。
名誉称号更是东汉后期人物品鉴的一个重要特征。地方上名族士人集体获得此类称号极为普遍，如颍川的荀氏八龙和陈氏三君，汝南的平舆二龙，河内的司马八达等等。
但是名士官僚们并没有吸取言论过于激进挑衅、缺乏政治手段的教训，盲目高举高打，结果宦官集团先发制人，第二次党锢爆发，给东汉士大夫群体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郭泰不仅是当时最优秀的人伦鉴识家，对政局的判断也高人一筹。他认识到东汉衰颓难救，故拒绝入仕为官。第一次党锢发生后，郭泰立即回乡，闭门讲学，躲过劫难。但这不表明郭泰不与遇难的党人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信念，实际上他得知陈蕃等人被杀后，号哭于野外，悲痛莫名。陈蕃死后次年(169年)郭泰就去世了。
汝南月旦评与许氏兄弟
月旦评诞生于上述时代大环境之中，大约活跃于164-182年间，恰好是两次党锢(166-184年)前后。创办人是汝南平舆(今属河南)的许邵和许靖，两兄弟每月初一品评人物，褒贬时政，故称为月旦评。
许邵字子将，被视为郭泰之后最著名的人伦品鉴家，士人得到他的品题，都身价陡增。这是太尉桥玄做出极高评价后，曹操仍然卑辞厚礼求名于月旦评、甚至不惜使出胁迫手段的原因。许邵对曹操“奸雄”的评价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而且世俗流传，影响深远，当然这也多是因为曹操后来的成功。
陈寔和陈蕃是当时名士中的名士、清流中的清流，许邵品评起来也毫不留情、评语冷峻客观。“太丘(陈寔之字)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寥寥数语抓住了两人名满天下的性格特色，更敢于直陈士林领袖的局限，轰动一时，为士人所推崇，月旦评于是风靡全国。另外，许邵评价颍川荀氏兄弟也很到位：”二人皆玉也，慈明(荀爽之字)外朗，叔慈(荀靖)内润。”许邵假物为喻，两兄弟形象跃然纸上，印象深刻。
后来许劭担任汝南郡功曹，郡内官吏十分畏惧，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甚至出身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汝南袁氏的袁绍，也很忌惮许邵这个同乡。袁绍辞去濮阳长返回乡里时，随从宾客众多，引人注目。进入汝南郡时，袁绍遣退宾客说：“我如此车马华服、兴师动众，怎么能让许邵看到?”袁绍遂单车归家。
很多学者认为，与郭泰的“宽宏济士”、提掖后辈相比，许邵的品鉴特色主要是“善善恶恶”，也就是惩恶扬善、清浊两分。诸葛亮也认为“许邵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也是就说他擅长褒贬，但没有培育教化后进之心，一语中的!
两次党锢之际，士大夫清流与宦官浊流势不两立，士人主导的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对非黑即白的臧否评断极为欢迎。许邵洞悉时代需求，标榜自持，裁量德行，月旦评站在风口浪尖之上，“寄雌黄于一人之口”， 掌握人物毁誉之生杀大权。
许邵对陈寔和陈蕃的评价固然独具眼光，然而因为二人有缺点，许邵就拒绝与他们往来。士人领袖都入不了许邵之眼，他还能看得起谁?许邵很可能是借此姿态来博取名声、抬高自己。
东汉选举官员人才以“名”取士，导致社会过度崇尚名节，很多士人脱离正常的价值规范，故作偏激、矫饰之举，比如过于守礼、散尽家财、守丧过久、手报恩仇等。 这些行为与许邵不交往二陈一样，不过是沽名卖直。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青州人赵宣的父母死后，他在墓道里守丧二十多年，以此闻名天下，然而赵宣却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女。揭发这个伪孝子的是当时在青州任官的陈蕃。
许邵为人私德也与其评鉴宗师地位不相称。月旦评的另一个主持许靖，字文休，是许邵的族兄，两人都出自平舆的大族许氏。许靖的为人和品评风格正和前辈郭泰相似，都是循循善诱，褒扬、奖掖、赏拔后进为主，许氏兄弟在识人、评人上有巨大分歧。许邵又性格狭隘，排斥许靖使之不能被官府录用，后者沦落到靠赶马磨粮养活自己。颍川人刘翔担任汝南太守时，许靖才进入仕途。
在人伦鉴识领域，许靖的名声远不如许邵，这与月旦评期间他的点评基本没能保留下来有关，也可能是遭到许邵打压。不过许靖的评鉴生涯却远为持久。董卓之乱前后，兄弟俩都开始逃亡之旅。许邵于196年病死于豫章郡(今江西北部)，年仅四十六。许靖一路逃难，辗转投靠于豫州、扬州和交州(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 等地的官僚军阀。许靖宅心仁厚，身处危机中，还能照料接济亲族乡邻。
逃难期间，曹操两次招募许靖，但他秉持正统汉室价值，一再拒绝。201年前后，许靖被益州牧刘璋征召入蜀，延续其评论生涯，”爱乐人物、清谈不倦、诱纳后进“。后来刘备夺取益州，诸葛亮亦对许靖敬重有加。群臣请封刘备为汉中王的劝进表中，许靖领衔第二，仅次于有汉朝侯位的马超。刘备称帝后，许靖官拜司徒，位极人臣。222年许靖去世，享年七十三。
破除浮华、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士大夫多如许氏兄弟一样离散于各个割据集团，清议盛况不再，人物评论之风转衰，退缩于为朝廷和割据政权举荐人才，桓帝、灵帝时期有全国影响的、在野的评论大家不复存在。献帝三国时期善于识人、品评人物的士人主要有孔融、荀彧、许靖、诸葛亮、何晏、顾邵等，三国的主要政治家曹操、孙权和刘备其实也是识人、用人的高手。
士林领袖荀彧或可概括这一时期识人、评人的特色。163年出生的荀彧，成长于士风激荡的桓灵时期，但他是务实的政治家，评价和举荐人才，从是否有治国理政、谋划用兵等实用能力出发，并不重视表面的名节和德行。比如荀彧推荐给曹操的郭嘉就是顶尖谋士，但郭嘉不拘小节，行为不够检点。荀彧为曹操推荐的人才多达十余人，而且有几人(郭嘉、荀攸，钟繇)都是曹操的骨干幕僚。
孔融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他“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颇有郭泰和许靖之风范。孔融与陈群辩论汝南和颍川人物之优劣。陈群是前述名士陈寔之孙，当然认为颍川更优，孔融则力挺汝南士人，主要着眼于他们不畏强权、舍生取义的一面。实际上，颍川士人冷静务实，也更有谋略，曹操骨干幕僚中有近半颍川人就是明证，汝南谋士在曹操时代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颍川士人也有舍生取义者，比如荀彧。
与荀彧不同，孔融深受东汉“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昂士风的影响。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时期，孔融仍然结交宾客朋党、任意褒贬时政，引起曹操不满。205年平定冀州、权力稳固之后，曹操下令“整齐风俗”，破除朋党、加强对言论结社的控制，主要就是针对孔融这类“浮华交会”之徒。孔融性格张扬、不知收敛，依旧讥讽冒犯曹操，而且他拥护汉室、反对曹氏篡权，208年曹操罗织罪名将其杀掉。
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东汉献帝末的350年间，选举人才重视德行名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影响无处不在，建安时代曹操手下主持选官的名士崔琰和毛玠仍采用这些儒家标准。曹操遂于210、214和217年三次颁发“求贤令”，强调只要有才，不仁不孝的人也要举荐。不过，曹操并非不认同“德行”的重要，而是在不同环境和时期选才的标准有所侧重，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也就是清平治世用有德之人，乱世和解决问题用有才之人。
220年曹丕以魏代汉，对后世影响无远弗届的“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也于同年诞生，创立者是陈群。陈群是颍川儒学名族之后，早年就多次批评行为不检点、不按儒家规矩办事的郭嘉。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纠正，但也并非回到两汉过于强调德行的老路上，曹魏选官的依据基本是德才兼顾。
从两汉“毁誉于众多之论”的乡闾之议、到东汉后期的士人清议，再到“寄雌黄于一人之口”的月旦评，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续了这种少数人掌握人才品鉴之权威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朝廷中枢的中正官取代了月旦评和士人清议，重新树立起中央权威，令政府掌握舆论主动。
曹魏士人的评议之风远不如党锢之际那么广泛激烈，而且主要体现于朝廷官僚，却也绵延不绝。曹操曾整齐风俗、破除浮华，曹丕也企图用中正官控制舆论，但是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又出了“太和浮华案”(太和是曹叡的年号)，其中主角是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人。
何晏字平叔，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后来成为曹操的养子，与曹丕关系紧张，在曹叡时代仍不受重用。夏侯玄是曹魏开国功勋夏侯家族之后，但也不为曹叡所喜。至于邓飏，人品不佳，但擅长交际、打通人事关系。这群或刚入仕途或政治上不得志的青年名士在太和年间聚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 、品评人物”，深受当时青年士子推崇。
助曹操打天下的建安老臣尚在，东汉党锢之祸的记忆犹新。于是，董昭上表要求严厉制裁这些青年浮华之徒。魏明帝遂严办“浮华”案，将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十五人免官。
东汉末年士人褒贬人物，讥议时政，太和年间的青年名士则好谈名理，清议向魏晋清谈过渡。从人物品鉴角度看，何晏对自己的评语“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意思是他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 ”。这固然是何晏的狂傲自夸，但此种评语行文无疑闪耀着玄学的光芒。
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才性之学”主要讨论评价人物才性的抽象标准和原则，与玄学关系密切，相较东汉对人物德才的认识大为拓展和深化。
魏明帝死后，曹爽为辅政大臣，太和浮华案中免职的名士几乎全部复职升官，曹爽一派权倾朝野。另一个辅政大臣司马懿韬光养晦，抓住时机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消灭曹爽势力，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夷灭三族。司马家族对待异己名士的血腥冷酷，远胜党锢之祸。在高压政治打压之下，除了嵇康等极少数，士人都不敢挑战司马氏。汉末清议最终转变为逃避政治、谈玄论理的清谈。
按照学者王晓毅的研究，曹丕时代草创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加强中央选举权的制度，还没有成为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司马炎以晋代魏后，通过相关法令，九品中正制的各项要素才定型完善，高级官吏的选拔权被世家大族垄断，中国从此进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