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德国总统默克尔只关心政治家一个身份

现在，德国总统默克尔在关于欧洲的难民的问题上承受着重大压力。每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家都会经历一次危机，至于挺不挺得过去，端看自己的造化。对于德国的第一任女总理默克尔来说，这次危机就是难民潮。经由这件事情，大量的人开始对她“路转粉”或者“粉转路”。为什么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德国总统默克尔只关心政治家一个身份。

一、成名时刻：”这一次，我们能行“

“路转粉”的，很多是出于学界。欧美学界向来有左倾的传统。无他，知识分子都是仰望星空的人，追求的是公正、平等、自由这类终极目标。我周围就有许多同事，本来对默克尔非议甚多，现在都多多少少地站在了挺她的这一侧。就连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也对我说：“我不得不说，经过这件事情，她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本来挺烦她的。但这件事情，她做得太有担当了，把其他人都比下去了。”

“粉转路”的，大多是在欧洲经济危机、哀鸿遍野，独德国在一位女总理的带领下不但杀出重围、屹立不倒，还就此重新真正回到了国际舞台，俨然成为欧洲的“安吉拉女皇”的历程里成为了她的粉丝。而如今，申根摇摇欲坠，恐怖分子正在土耳其——欧洲的家门口——制造一起又一起爆炸。德国的大街上，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我族类”。这些“非我族类”，跟恐怖分子长得像是一个地区出来的，拖家带口、形容潦倒，走进了德国人精心种植着玫瑰花和铃兰、小径上不见一片废纸的小区，在难民营里做出一顿又一顿对于传统的欧洲鼻子来说是刺鼻的、中东气味强烈的饭菜。

回到事情的开头。每个政治家都有许多个“一夜成名”的时刻。对于默克尔来说，在难民问题中的一夜成名，莫过于她于2015年8月31号在夏季记者招待会上的宣言：“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须牢记这一信条：我们已经做成了那么多的事——这一次，我们能行!”无论之前的黎巴嫩难民女孩流泪事件，还是之后的难民阿拉萨德手机合照事件，都只能算理解这一次宣言的注脚。

二、“感性默克尔”的大爆发

没有人知道，默克尔为何在黎巴嫩难民女孩流泪事件后突然转向。

因为直到这件事情为止，她还是非常谨慎的：2015年7月15号，默克尔在罗斯托克的一次“民间对话”活动中遇见了来自黎巴嫩的13岁难民萨维尔。这个女孩自四年前同父母一起来到德国，努力学习德语。但因为当时的政策所限，她和她的父母面临被迫离开德国。在现场，她不仅德语说得好，还表现得非常遵纪守礼：“其他人都可以快乐生活，而我自己却不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看到这一点，真的让人好难受。”彼时，默克尔的回答是很外交的——既不显得全无人情味，也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她清楚指出，自己并不想铁石心肠，但也不能仅仅因为见人身处困境就随意做出承诺。

“你们从非洲来了这么多人，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来，但我们无法承受。”

这句在事后看来只是“实话实说”的表态，在当时却因为萨维尔一听就当场痛哭而成了“神补刀”，即使默克尔马上弯腰抚摸安慰也无济于事。

是这件事情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还是她突然决定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不管怎样，事件仅仅过去一个半月，网上对于她冷漠和不作为的嘲讽还没有消散，默克尔就以力排众议、“老娘说了算”的形象出现，打出了“我们能行!”的豪迈口号，并把这一形象一直贯彻至今。

这对政治家默克尔来说是一张新面孔。

也许她存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但民众，包括她的盟友却不太习惯。对“变脸”后的默克尔，首当其冲的是她自己的政党。10月份，她在若干场合，甚至包括一场电视节目中，对自己的决定做出骄傲的表达：“我才不会去跟某些人比试谁对难民态度更糟糕呢”。多次邀请她做电视节目的记者的解读是：“跟一向以来相比，她感性得多了。她表现得很自由，甚至在遣词造句上也很随意。她很坚定，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这很新鲜。”但这种表达，被很多人、包括主流媒体，理解为她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态度的讽刺。

默克尔领导的是德国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宗教教义为党纲诉求的政党。因此可以猜测，默克尔的“转向”后面，也有她对基督教精神的内化。出生于前东德的默克尔，父亲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牧师，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家庭妇女。在试图说服同僚的时候，她也用上了基督教的传统：“我们去做周日礼拜，我们大谈价值。我本人是一个基督教党派的党魁。现在有人跋涉了2000公里来找我们，难道我们就得说：咱别给他好脸色?”

“感性默克尔”的爆发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态。

2015年10月底，欧盟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重点讨论同“难民必经之路”上的巴尔干半岛若干国家的合作。彼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已有人表示：“这一切意味着，默克尔必须走人了。”峰会上，已经单方面关闭边境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也在座。他是这么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德国建起藩篱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欧洲。”

据在场的人回忆，对这次挑衅，默克尔起先沉默了一会儿。待几个其他国家的首脑发言后，她对奥尔班说：“我在一道藩篱后生活了太长时间，我绝对不会想再经历一次。”此处的藩篱，指的是冷战时期建起的柏林墙。当见风使舵的政治家角色扮演终于碰上她认为是事关做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她成为今日之她的个人经历感受，她有可能是出自本能地追随了自己的“三观”并以此捍卫自己的立场。

没有政治家不权衡利弊。但经由这一件事，默克尔从一个以权衡利弊为主的普通政治家转型成一个以政治践行人生信条的真正政治家。

三、不习惯默克尔”转型“的盟友们

前文已经说过，对默克尔的“转型”，最不习惯的就是她的盟友——党内和党外的盟友。一向被认为是左倾的社会民主党党魁加布里尔多次表示，选民们希望难民的数量有所下降——值得一提的题外话是，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向被认为是中间偏右倾的——并对默克尔通过内政部长德梅齐埃传递出的“政令”不再“服从”。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也开始对默克尔表现出距离。这增加了加布里尔的底气。对此，默克尔不惜对社会民主党这个和她自2013年选举以来共组内阁的“战友”撂下狠话：社会民主党不接受德梅齐埃的“建议”，因此赛伯特也无牌可打。但这是有危险的：赛伯特任职德国政府发言人，本就是默克尔作为总理本人通过总统亲自任命的。除此之外，赛伯特在其官方推特上有49万9千粉丝。而加布里尔在德国很多国民心中一直有着智慧且优雅的“国士”形象。

接下来是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由名字就已经可以看出，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有着非常相近、几乎是一致的政治诉求。在德国，这两个党常常是被放在一起说的，是真正的“死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党魁瑟霍夫有“啄木鸟”的别称，意思是他是一个不畏艰难的人。但瑟霍夫自打难民潮一开始就认为：难民的数量需要控制，虽然德国可以接受难民，但每年一百万实在是太多了——而据德国的《世界报》估计，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来德的难民人数已经到达一百一十万还多。“假如事态完全超出可控范围，舆情便不可逆转了。”

因此，瑟霍夫在2015年11月的两党内部碰面上同默克尔死磕到底，终于迫使默克尔把“设置难民数量上限”写进记事本。他在事后的采访中，解释了在拜仁州——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大本营——民众早已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无责备地说：“基督教民主联盟也许可以承受民意暴跌30%的‘跳楼价’，对我们来说这可生死攸关。”

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经济部长朔伊布勒总被视为默克尔的左膀右臂。他也在默克尔初入政坛时，给过她诸多帮助。他在很多场合忠诚地扮演了盟友的角色。比如，当默克尔于2015年9月4日决定放开边界，接收由于匈牙利单方面不合作而滞留的难民时，他坚定地表示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女总理应该放出一个信号，表明德国对难民的接收不是毫无上限的。

但当时的默克尔让他失望了。因此，9月中，朔伊布勒密会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讨论欧盟国家就难民收容问题应该达成某种关于数量上限的共识。9月19日，德梅齐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这个问题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73岁的朔伊布勒，深通打造个人形象之道，既不公开和默克尔对抗以示“忠诚”，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有头脑”的距离。在不久前接受的《南德意志报》采访中，记者发问：“您在难民危机中一直追随默克尔女士，这是出于信心还是忠诚呢?”而朔伊布勒回答：“您不该对一个智慧的人提这类问题。”这么一个聪明人，已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内部反对默克尔的其他人视为取代默克尔的最好人选，呼声日上。

如今在党内，真正和默克尔还算同心同德的只有幕僚长阿特迈尔。和土耳其达成合议，由德国出资，为很多难民在土耳其修建难民营、帮助融入当地的建议，阿特迈尔也是最早的倡议人之一。这是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办法。如今，土耳其也越来越不堪重负，恐怖分子的炸弹在土耳其爆炸已不是偶发事件。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难民都安置在土耳其似乎也不太现实。但眼下救场如救火，只有这一条出路。

或许，默克尔的牧师所喜爱的前捷克总理哈维尔的一句话可以解释她如今的心态：“希望并不是确信一件事情会妥善结束。希望是一种信念，知道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无论它怎样结束。”

四、她只关心一个身份：政治家

动用政治权力也好，或者她的真诚说服了其他政党也罢。在如今的难民问题上，德国议会中的所有大党在公共发言时口径几乎一致。无论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左党，没有人再堂而皇之地讨论默克尔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德国乃至欧盟这艘船的第一号舵手，对难民的理念是否还有待商榷，甚至没有人讨论现行的难民政策是否ok、是否具有可操纵性以及在过去六个月之后，是否有调整的必要，似乎已经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分别。这众口一声背后的真相难免耐人寻味。

与之相对的是，哪怕在自己的政党内，昔日的盟友也正一个接一个地离她而去。默克尔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孤立。在欧美各政党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的体制下，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可以是致命的。远的不提，就看德国的最近几届。赫尔穆特施密特因为80年代初的北约军备竞赛事件马失前蹄，默克尔的前任杰哈德施罗德因为2003年福利政策改革事件败走华容道，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当年与自己所属政党的中坚势力离心离德。

尽管口径出奇地一致，默克尔的联盟政府却并没有能给民众一个满意的、放心的回答——这件事情甚至未必是一个政策理念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联盟政府和各政党发言人在大小场合大谈诸如人道、合作、团结等崇高理念，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和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却闪烁其词——至少在民众看来是闪烁其词。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可以相对容易地分辨出事情的真相，通过数据或分析获得对全局状况的掌握。但绝大多数时候，民众不会做这种分辨，他们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你办事，我放心”。

六月债，还的快。2016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德国的州议会选举作为大选的热身赛自巴登-符腾堡、莱茵兰-普法尔茨和萨克森-安哈特州拉开了序幕。次周一，初步结果揭晓。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三个州均遭惨败。在巴登-符腾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率下跌12%，失去了该州最大党的地位。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是31，8%。在萨克森-安哈特，不仅基督教民主联盟失票2，5%，就连与其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被迫背黑锅，下跌11%，得票率仅为10，5%，创下社会民主党在州选举中的最低记录。

其中，毫不意外的是位于前东德的萨克森-安哈特州，因为经济基础差、失业率高，本来就是滋生排外情绪的最好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巴登-符腾堡州。这是全德国最富有的州之一，和拜仁州一东一西，并排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物产丰饶、阳光充足的土地。但正是这个州，和拜仁一起，在难民潮中承受了最大的压力——难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由地中海及巴尔干群岛、由南穿过意大利、由东穿过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到达德国，第一站就是位于最南的巴登-符腾堡和拜仁州。此外，巴登-符腾堡和拜仁风气保守，宗教氛围浓厚，本是诉诸于基督教教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最大支持者。以这一次的结果看，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巴登-符腾堡州仅获得27%的得票率，甚至比另外两个州还要低——而在五年前，巴登-符腾堡还以39%的得票率坚定地表达了它作为“死忠粉”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热爱。

这位德国女总理，再也不是她当年刚刚当选的时候，那个发型土、妆容土、不会穿衣、每每出现都要引发一轮对她仪容举止吐槽的中年大妈。她的形象，伴随着德国在欧洲的一枝独秀，已经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采。

默克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区别在于，撒切尔夫人尚在若干场合明确表现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默克尔自从跨入政坛，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政治家。她的所作所为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她只关心这一个身份。正如至亲至疏的瑟霍夫形容的那样：“也许她偶尔也会给丈夫做两顿饭。但政治才是她的生命。”距离难民潮爆发过去半年了。如今，电视和报刊上的这位政治家，分明老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