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为什么要别人承认自己？

    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34岁突然成名,但如同昙花一现,之后又归于寂静。在随后的20年寂静中,这个人仍在坚持,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这是汪国真前半生的人生轨迹。1992年的思想大解放,并不会给每个文艺青年都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样,展示完自我后,未必每个人都会在寂寞中悟出一些人生道理:即使这个世界和年轻时不一样了,我也不去争抢、强求,我还是坚持。这样,人生便会少了很多痛苦。

 

“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
    2012年3月6日晚上,一见面,汪国真便掏出两本小册子。“这是我创作的诗、曲、字、画作品集,送给你。”岁月并没有在这张56岁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不过,他胖了一些。那天晚上,汪国真在参加一个聚餐,同桌的几位中年处长,因为和曾经崇拜的汪国真坐在一起,勾起了很多青春记忆。但对于酒店里的“90后”服务员来说,“汪国真”三个字,实在是陌生得很。这种“无闻”状态,像极了青年汪国真的无名时。

 

    “那时总在想,年近三十不再年轻,事业和爱情还是一事无成,没有成功的东西可以证明自己,当时感觉人生变得十分紧迫,极度迷茫与困顿。”成名多年,汪国真仍然深切记得年轻时的苦恼。那时候,28岁的汪国真经常捧着写满诗歌的本子,从一家编辑部跑到另一家。曾在《诗刊》工作过的唐晓渡接待过这位文艺青年,他回忆,当时真没有人注意过这个叫汪国真的年轻人。青年汪国真的诗,仅仅被他自己欣赏,甚至连一些不知名的文学刊物都拒绝刊登他的作品。巨大的挫败感,让汪国真品尝着烦恼与苦闷的滋味。在1984年的《热爱生命》里,汪国真写下:“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这三句,描绘的正是他当时的心情。这首可视为汪国真代表作的诗,4年里,在北京、四川两家期刊转了一圈,都没人愿意发表,最后只能被汪国真默默收存起来。这时的他,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两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只能“继续坚持下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汪国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他喜欢把思绪与想象直白地表达出来。工作后的几年里,汪国真依旧给各家杂志寄去诗歌,热情不减,甚至逃课去图书馆抄写刊物的通信地址。于是周围总是传来不同版本的嘲笑声,“当时有很多异样的声音,说我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诗写得太烂了。”汪国真的回答很简单每天下班早早回家,埋头写作,“创作的速度很快、量很多,一年肯定不止写365首。”一成不变的,还有大量的阅读,“没有一种创作能离开积累。”

 

    即使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汪国真仍然相信自己,否则也不会写出“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1990年前的那些年是我的创作期,也是痛苦执着的坚持期。很多诗描写的就是我当时的经历和心境,自我激励。”汪国真说,“所以才写了:不站起来,才不会倒下。”

 

“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被长期压抑的文学创作终于像度过冬天的草地,开始萌动发芽。1990年,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汪国真这个名字被推向全国。“诗集出版,把读者潜在的热情一下给表面化了。”汪国真没想到,诗歌的手抄本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他的诗中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有催人泪下的情感,还有真诚纯洁的友谊。”1990年,山东济宁女孩王萍,将收集的汪国真诗歌分类,抄写在日记本上,并为“诗集”取名为《年轻的思绪》。机缘巧合,这真成了汪国真出版的第二本诗集的名字。

 

    “汪国真热”在全国出现了。“1990年到1992年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商品经济突然闯入了人们的世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实世界变化太快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许就跟不上了。”3月6日,汪国真这样总结,“于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生出许多烦恼。”汪国真的诗歌是积极的,里面提到的问题,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经常遇到的烦恼、挫折、迷茫与困难。而稍含哲理又比较超脱的解答,给当时的年轻人提供了慰藉心灵、解决人生难题的办法。一位读者给汪国真写信说,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

 

    “生活中有丑恶、狭隘、沮丧、让人沉沦的东西,也有积极乐观的东西,我的诗歌就是展现美好人性、阐述心灵。”汪国真说。他把“汪国真热”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后的一种社会变化。“原来很多作品跟政治贴得非常近,我的诗离政治远了一点,离生活很近。改革开放后那种解放出来的力量,给我的诗歌造就了空间。”汪国真也体会到了环境变化给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不同。1990年之前,北京一个音乐会想给“只要明天还在”这首诗谱曲,结果在审查时被毙掉了。想起这件事,汪国真立刻朗诵出这首诗: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

 

    为什么会被毙掉呢?“可能有关部门认为太敏感,觉得这首诗歌是不是在映射什么。1990年以前,社会思想相对来说还有些禁锢僵化。”汪国真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社会思想一点点开放,诗歌热潮和时代解放是相契合的。”

 

“不强求,生活便少了许多痛苦”

 

    名声与非议像是孪生兄弟,从来都是相伴而生。即使在汪国真“大热”之时,不同声音也从未停止过。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汪国真的诗歌“肤浅而单薄”,贴上了“格言体”和“心灵鸡汤”的标签。“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朱大可把回忆汪国真的诗歌称作“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他把这位诗人比喻成“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称人们需要这种轻盈的“哲思小语”,是为了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而汪国真的态度自始至终就像他诗歌里写的那样:“我微笑着面对生活。”汪国真说,20多年来,异样的声音从未消失过,自己却从未为此烦恼过。1990年到1992年,大红大紫的汪国真遇到一个问题:字写得很差。“当时有些人批评我,说我只会写诗。那时候年轻,就想证明另外一件事也能做好。”从1993年起,汪国真开始临摹欧阳询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以及草书。3年后,汪国真的书法开始被注意到。

 

    “第一次题词,是在1997年前后,为庐江周瑜纪念碑题的。”当地领导曾买过一本附带书法的汪国真诗集,之后便请他写了碑文。此后,大小机构与单位趋之若鹜地请汪国真题词,一些经济利益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我练习书法,有人说我有商业目的；给官员的书作序,又有人说我有其他目的。实际上,书法和绘画只是爱好,它同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我并不是刻意而为。”与此同时,汪国真还在向更多领域进军。出音乐专辑,筹备音乐会,出书画集,此外诗集也在出,一年多的时间出了4本诗集,只是“新作非常少,只有一本是旧体诗词”。但是创作再多,如果不是听汪国真亲自介绍,人们仍然不知道,这位曾经的诗人现在在做什么。好在汪国真无论在喧哗还是寂静中一直保持清醒,他承认,无论做音乐、题词还是卖书画,别人都是冲着“诗人汪国真”这个名字来的。

 

    20年前的那次思想和社会变革给了他一次机会,想不到那次机会又为他赢得了一辈子的东西。所以,出第一本诗集是出版社找到了他；第一次给景区题字,是当地政府邀请的；第一场音乐会,是有人主动投资的。“在这些事上,我从没强求过别人。”不强求就没有那么多烦恼。“这些爱好被社会承认,就顺便成为我的事业。”这20多年,汪国真用“顺其自然”来形容他的人生轨迹,“如果把爱好搞得很功利,就想赚钱出名,达不到目的就会很痛苦,但只是爱好,就谈不上失落。”两年前去央视《奋斗》做节目,主持人开玩笑让汪国真介绍青春驻颜的方法。

    这次,汪国真给出的良方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我是平和、坦诚、平静的,不沮丧、颓废、势利。整天勾心斗角、心胸狭隘、患得患失,一个人的状态就绝对不会好。”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却可以坚持内心。临近凌晨,汪国真告别,穿上那件颜色款式已过时的呢子风衣,拿起铃声响得恼人的国产手机,走进夜色,走向回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