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削藩失败，那朱棣是怎么削藩的呢？
明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毅然决定“定封建诸王之制”，选择以“分封”的形式分封子孙为藩王。但谁成想，分封制那极易导致“皇权旁落”的弊端，却在建文帝刚刚登基之时就已然开始显露。——《明史·太祖二》
结果也就导致建文帝匆忙之下选择了“强势削藩”，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于公元1399年爆发的“靖难之役”也就此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随后，以藩王身份称帝的明成祖朱棣，同样面临着“藩王势大”的困局，但明成祖并没有选择强势削藩，而是采用了一种“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在潜移默化间将兵权悉数收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毕竟对明成祖朱棣而言，他这个皇帝之位看似一切静好，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坐稳。
如若不是建文帝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398年八月毅然发动了强势削藩，“先废周王橚，欲以牵引燕”。而后又于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再次强势削藩，让“湘、代、齐、岷皆以罪废”，逼的时任燕王的朱棣不得不“佯狂称疾”、静观其变的话。——《明史·成祖一》
恐怕明成祖朱棣还真不一定能找到机会去援引《祖训》，打着“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旗号举兵造反，他也没有理由去起兵。——《明史·成祖一》
因为建文帝跟他不同，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帝之位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亲封，若是按照明太祖的说法，那就是“天下归心，宜登大位”，是符合封建时期的礼仪法制的，合理合法。即便是要削藩，也可以说是藩王危及社稷，名正言顺。——《明史·太祖三》
但明成祖不一样，明成祖朱棣的这个皇帝之位乃是他通过推翻建文帝的统治，以藩王的身份“篡权夺位”而来，既非明太祖亲封，也非建文帝主动禅让，属实称得上是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如果此时其他藩王再次举兵造反的话，舆论的导向无疑就会站在明成祖朱棣的对立面，对他非常不利。这也就意味着明成祖朱棣如果想要削藩，势必会非常的艰难。这还没算历经“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的自身势力定然大打折扣，正是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明成祖朱棣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去“削藩”的呢?而且还顺利的将兵权悉数回收到了自己的手中，并未产生太大的干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朱棣他肯定不会去选择“强势削藩”，毕竟他就是亲历者，感触自然是颇为深刻。而且他也不像建文帝那样有理由发动“强势削藩”。
一方面，朱棣的皇帝之位本来就不是通过常规手段继承而来，所以，如果他再次强势削藩的话，只会让民众对他的印象更差。无疑会对“民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
试问，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百姓会喜欢用拳头说话的统治者呢?
另一方面，如若朱棣强行削藩的话，且不说正是政权未稳，急需稳定民心以及调整统治体系之际，单是其他藩王那激烈的反抗，他就不一定能承受的住，反而有可能导致一个得不偿失的局面。
事实上，明成祖朱棣也确实没有去“强势削藩”，而是对藩王用起了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这才在没有出现太大干戈的情况下收回了藩王手中的兵权。
一、明成祖朱棣优待各路藩王
当然，在明成祖朱棣优待各路藩王之前，自然不会忘了于建文帝执政初期被废的那几个难兄难弟，毕竟都是亲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不能让这些兄弟感觉朱棣在登基之后就忘了他们吧!
所以，自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明成祖刚举办完登基大典后不久，一方面继续打击建文帝的残余势力，“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另一方面又下令“复周王橚、齐王榑爵”，先行恢复了在建文帝执政时期被废的周王以及齐王的爵位。——《明史·成祖一》
而后更是对周王大肆封赏，先是“赐周王钞二万一千锭”，紧随其后又给了周王“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笔三十疋，金香炉合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等诸多赏赐，可谓是给足了周王面子。——《明太宗实录·卷十》
其他的藩王也不例外，虽赏赐种类数目各异，但基本都有，而且非常的丰厚。
很明显，明成祖朱棣此举，无非是想要借助优厚的物质待遇来拉拢其他藩王，从而在潜移默化间让这些藩王逐渐养成养尊处优、悠闲怠政的习惯。
与此同时，更是于同年七月，也就是公元1402年七月，朱棣下令“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顾名思义，凡是在建文帝执政时期所更改的法令条款或是政策政令，皆恢复成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的样子。——《明史·成祖一》
一方面昭告世人，他其实才是明朝皇权的合法继承者，是维护祖宗成法的忠实信徒。换言之，明成祖朱棣其实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他篡权夺位后给世人所留下的那个不好的印象，从而借此实现他拉拢民心的目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此举其实也是为了暗示其他的藩王，告诉他们自己会顾及手足血肉至亲之情，藩王该有的待遇还会有，再加上今儿赏一点，改天再赏一点，综合之下，甚至可能比明太祖时期还要好。
诸如周王朱橚，“成祖入南京，复爵，加禄五千石”，明成祖当时一边恢复了他的爵位，一边还给他的禄米加了五千石，足以证明明成祖朱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藩王的待遇水平，且对各路藩王加以优待。——《明史·诸王》
除此以外，就像明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御史“林润”所概括的那样，“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於宗籓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藩王的禄米竟然达到了京师粮的两倍还多一点，也足以证明明朝藩王的待遇属实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丰厚的地位。——《明史·食货六》
二、明成祖朱棣开始着手“削藩”
既然该恢复的藩王都恢复了，该赏赐的也都赏了，各路藩王该优待的也都优待了，而明成祖朱棣也早在优待藩王之余就趁机稳固了时局，巩固了自己的皇帝之位。
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要着手开始“削藩”了，毕竟再怎么着，拿到这些藩王的“兵权”才是朱棣的最终目的，前面各项优待藩王的举措，充其量只能说是明成祖朱棣在削藩之前给这些藩王打的一个“预防针”，从而达到预防藩王趁明成祖朱棣政权未稳之际兴兵讨伐的目的。
当然，明成祖朱棣同样不会大举兴兵讨伐，他削藩的策略其实很有意思，只要藩王不明目张胆的起兵造反，
那他就不会强势镇压，而是要么“削其护卫”，要么“罢其官属”，但仍旧会继续保持藩王的身份，而且尽可能的优待，使其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但也正是因此，各路藩王的兵权才能在潜移默化间，悉数回收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手上。
好比如代王朱桂，虽然自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得以“复爵。永乐元年正月还旧封”，但紧随其后，同年十一月，朱桂却接到了这样一份诏书，“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赫然是朱桂大肆搜刮钱财被人给举报了。——《明史·诸王二》
但明成祖朱棣却仅仅只是“革其三护卫及官属”，趁势削掉了代王朱桂的领兵大权。至于代王朱桂的藩王身份，明成祖朱棣却并没有加以干预，而是选择了让其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明史·诸王二》
再比如辽王朱植，自靖难之役之初，建文帝为了防止辽王朱植支持朱棣，故而下令“召植......还京。植渡海归朝，改封荆州”，朱植同意了。——《明史·诸王二》
朱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植初贰于已，嫌之。十年削其护卫，留军校厨役三百人，备使令”。顾名思义，即便是朱植当初没有支持朱棣，让明成祖朱棣非常不悦，但最终也仅仅只是找借口削了朱植的护卫，也就是收了兵权，并没有因此而加害朱植。——《明史·诸王二》
其他藩王也不外如是，明成祖朱棣只是将他们架空，削其护卫、罢其官属，却并不加害，而且也均加以优待，诸如岷王、以及宁王等藩王。
不过，那些三番五次触怒朱棣的除外哈，但往往也只是贬为庶人而已，并不会危及到藩王自身的身家性命。齐王朱榑就是个典型案例，朱棣在最终将其贬为庶人之前曾对其说了这样一句话，“王性凶悖，朕温诏开谕至六七，犹不悟”，显然朱棣本身并不打算将其贬为庶人，实在是齐王性格太凶了，这才不得已而为之。——《明史·诸王》
其实单从这些案例，就已经足以证明明成祖朱棣优待藩王的目的之所在了，说白了就是为了兵权，毕竟在封建时期，军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立国之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别提明朝边防时常遭到元朝残余势力的侵袭，军队就更加重要。
而朱棣的这种种举措，无疑是在优待各路藩王之余，也在对藩王进行示好，“你们看，大家都是亲戚，我虽然回收兵权，但我不会加害大家，只要大家交出兵权，我就尽可能的优待大家，让大家安享荣华富贵。”
换言之，这其实就是明成祖朱棣在尽可能的借他跟各路藩王之间的“亲戚”关系，来达到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目的，大家想啊，封建时期的藩王造反是为了啥?还不就是为了利益吗?
那朱棣干脆直接就把利益放在明面上，只要藩王交出兵权，那就啥都好说。
诸如永乐十八年十月，也就是公元1420年十月，“有告橚反者。帝察之有验。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橚顿首谢死罪。帝怜之，不复问。橚归国，献还三护卫”。——《明史·诸王》
顾名思义，周王橚这都有造反的迹象了，且明成祖朱棣查访后发现确有其事，但依旧没有问罪。而周王橚也聪明，回去后直接就自己主动上交了兵权。
不过也不能排除是明成祖朱棣心软，放了周王橚。毕竟周王橚再怎么着，那也是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但笔者相信，如若周王橚不单单只是谋划，而是真的发兵造反的话，其结果定然不是这个样子。
与此同时，以上的种种案例，也足以表明，明成祖朱棣的削藩与建文帝的强势削藩相比，显然是具有着十足的“人情味”的，而且要更加的含蓄，其所有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能够获得各个藩王的兵权，并不会对诸王自身的生命安全造成什么威胁，而且也是尽可能的保证优待藩王。
如此一来，众多藩王哪里还不明白明成祖朱棣的意思，既然已经大势已去，何不如安心的做个太平藩王，享受荣华富贵即可。又何必去承担那造反失败后所可能导致的身死道消的后果呢?
明成祖朱棣也就得以顺利的实现对藩王的压制和控制，并悉数收回了藩王手中的兵权。促进了明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的完善。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成祖之所以能摆脱藩王势大且自己政权不稳的危急困境，无疑是因为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符合当时政治局势的“削藩政策”，也就是笔者曾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
不像建文帝削藩之时的那般强硬，明成祖直接就给了藩王他们所想要的，从而首先在政治局势上就先站稳了脚跟。各路藩王吃人嘴短，又都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冒险背负那篡权的骂名。
但对于明成祖朱棣而言，光是“施恩”可不行，毕竟“削藩”才是他的最终目的。所以他还必须得向这些藩王“示威”，借以起到震慑藩王的效果。
与此同时，朱棣也必须想方设法的把“震慑”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过轻了没有效果，收不回兵权，过重了又会起到反效果，同样收不回兵权，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得不偿失。
“趁藩王犯错后趁机收回兵权”，无疑就成了当时最合时宜的一种方案了。
一方面本身藩王有错，那朱棣收回兵权也就“师出有名”，首先在舆论上就站据了制高点，不至于再像永乐初期明成祖朱棣刚称帝之时那般处处受制;其次，朱棣主要是为了兵权，所以对藩王自身所享有的优厚待遇并不会加以过多干预，无形间就又安抚了藩王。
同时也让其他的藩王放下了心中的大石，认为朱棣果然还是顾念亲情的，这就又在无形中软化了当朝统治者和藩王之间的矛盾，削藩之时的反抗程度自然也就不会太过激烈。
如此一来，朱棣想要收回兵权的最终目的自然也就水到渠成，顺利的解决了明朝初年皇权受制于藩王势力的难题，属实对明朝初年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极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