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是个怎样的人?孙亮为什么要杀他呢？
三国中诸葛恪是个怎样的人
诸葛恪(公元203--253年)，字元逊，琅琊阳都人(今山东沂南)，三国时期吴臣，蜀相诸葛亮之侄，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孙登为太子时，恪为左辅都尉，是东宫幕僚的领袖。陆逊病故，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继位后，恪执掌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恪开始骄矜轻敌，不顾国力不支，大举兴兵伐魏，惨遭合肥新城之败。回国后为掩饰错误，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峻与孙亮设计杀害，并被夷三族。
一、聪明机智，号称神童
史书中对人物容貌形象的记载并不多见，比如《三国志》说诸葛亮“身长八尺”，说诸葛瑾“有容貌思度”，说孙策“美姿颜”，说周瑜“壮有姿貌”，说鲁肃“体貌魁奇”，都是简单的几个字说出人物的主要特点而已。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所引用的《吴录》却对诸葛恪有详细的描写：“恪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頞，音è，鼻梁)，大口高声。”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恪的相貌是不同常人的。身高七尺六寸，当属中等身材;少须眉，则似乎少了男子汉的气势;折頞广额，是折的鼻梁加上宽大额头;大口高声，是说嘴巴和声音又不同寻常。
《江表传》又记载了诸葛恪的主要特征：“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孙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这些是对诸葛恪聪明机智的总体概括。
《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恪父诸葛瑾面长似驴，有一次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诸葛瑾字子瑜)。年仅六岁的诸葛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
有一次孙权问诸葛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为优。”此话暗讽诸葛亮明人事暗主，赞其父所事乃英明之主，引得孙权又大噱(大笑)。
孙权在一次宴会上，命恪行酒，至老臣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曰：“卿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周武王称姜子牙为尚父)，秉旄杖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后来，蜀国来使，群臣并会，孙权对蜀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意思是蜀国就是在外面给吴国养马的)，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所引《恪别传》也记载了几个诸葛恪的故事。
孙权曾宴请蜀国使者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一个写小麦，一个则写磨面)，咸称善焉。
孙权曾问诸葛恪：“卿为什么自娱，而更肥泽?”恪对曰：“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语出孔子《论语》，下一句为心宽体胖)，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又问：“卿何如滕胤(恪之好友，弱冠尚公主)?”恪答曰：“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
诸葛恪曾向孙权献马，并在马耳上割了印记。当时范慎在坐，嘲恪曰：“马虽六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
有一次太子对诸葛恪开玩笑：“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这个回答最为巧妙得体，否则会失去君臣身份。
《江表传》记载，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
机智幽默必须以博学多识为基础。《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三回《猴冠欺御史，皮相显真人》里有这样的故事，三国时武康一人入山伐木，得一大龟，欲献吴王。途中夜宿桑林，夜间桑树对龟说：“元绪，元绪，乃罹此祸。”龟说：“纵尽南山之薪，其如我何!”桑说：“诸葛恪博物，恐不能免。”进献，命烹之，不死。问诸葛恪，答：“当以桑树煮之即死。”献龟人因而说了夜间桑树与龟对语之事。吴王使伐桑树烹煮，龟即溃烂。
二、文治武功，颇孚众望
诸葛恪年方弱冠，即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孙登讲论道义，并为宾友。诸葛恪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和太子孙登以及同僚们相处得很好，互为好友。后来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孙权“欲试以事”，想看看诸葛恪能不能担当更重的责任，就在典掌军粮的节度官徐详死后，让诸葛恪代替了徐详。因为掌管军粮“文书繁猥，非其好也”，后来又派诸葛恪去带兵。
诸葛恪参与了军事活动以后，认为“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一再表示，自己可以让山民出山接受地方的管理，而且三年就可以获得甲士四万。当时，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山谷万重，而且民俗好武，崇尚勇力，前代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皆以为难。”诸葛恪硬是力排众议，“盛陈其必捷，吴主乃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使行其策。”(《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因为这次拜将是否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众人以为不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所以，“授棨戟(一种木制的、形状像戟、官员出行证明身份的东西)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三国志·诸葛恪传》)可以说这是一次少有又相当隆重的官员任命仪式。
这次丹阳赴任，孙权很重视，诸葛恪自己也深思熟虑。
诸葛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断了山民的生活出路之后，诸葛恪又下令：“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对于违反这个命令的臼阳长胡伉，“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杀了胡伉，还公开宣示，并上报孙权。“民闻伉坐以执人被戮，知官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三国志·诸葛恪传》)
诸葛恪丹阳一出手，完全实现了自己的预想，时间、人数基本都不差，完成了吴国一直没有解决的一大难题，可谓大功一件。“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三国志·诸葛恪传》)这之后，诸葛恪又率军借道庐江皖口，轻兵袭击魏国的舒县，掩得其民而还。
赤乌年间(公元243年)，魏司马宣王司马懿谋欲攻恪，孙权发兵应之，有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调诸葛恪屯于柴桑。陆逊死后，孙权任诸葛恪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到了公元251年，孙权征诸葛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孙权病重的时候，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这期间，诸葛恪办了几件大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上下的拥护。一是在孙权病重独掌大权的时候，表现了忠诚和干练。《吴书》记载，孙权寝疾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望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孙权死后，诸葛恪还给其弟公安督诸葛融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既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又嘱咐其弟“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此前，诸葛恪的长子因为结交鲁王事件，孙权没有处理，而是交给了诸葛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三国志·诸葛恪传》)此举虽然过激，但也可谓大义灭亲。因此，孙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之后，“中外翕然，人怀欢欣。”二是果断地杀了反对他的孙弘。《三国志》记载，孙弘一直与诸葛恪不和，恪掌权以后，孙弘怕诸葛恪整治他，想要借孙权死的机会除掉诸葛恪。哪知此事被孙峻知道并告诉了诸葛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三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革新政治。独掌大权之后，对“诸法令有不便者，条列以闻，权辄听之。”孙权死后，诸葛恪很快就“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就是罢免了充作朝廷耳目的官员，原宥拖欠的税赋债务，免除了关税，广施恩泽于百姓。这些，收到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以至于“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一是辅政之前与丞相陆逊书，《三国志》收录了这封信。此信可谓诸葛恪有关人才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的政论文章，信中列举了孔子、刘邦、萧何、伍子胥、夫差、曹操等十几位名人有关人才的典故，分析了当时缺少人才、“人物凋尽”的危机，批评了求全责备、“世俗好相毁谤”的不良风气，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文采飞扬。比如，对那种“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的现象，诸葛恪批评说：“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三至之言就是“世本无虎，三人言之则成虎”的典故)，浸润之譖，纷相交错，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这些分析，至今仍不过时。二是诸葛恪掌握大权以后，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于是迁徙诸王。齐王孙奋不从，而且屡次违法。诸葛恪给齐王孙奋写了一封长信，晓之以理，喻以利害，竟使胆大妄为的齐王“得笺，惧，遂移南昌。”《资治通鉴·卷七十五》收录了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