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治国的“双轨制度”是怎么样的？竟然跟发明姓名有关？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周朝治国的“双轨制度”是怎么样的?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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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的两种统治方式
周本来是远在陕西的一个小部落。
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一下子得了这么大个天下，他怎么统治呢?
周武王就搞了个双轨制，首先是自己退到镐京，就是现在的西安附近，离老巢近一些，又有函谷关天险可守。
也就是说第一步，先保证自己老本不输。
第二步，是在函谷关以东的中原地区大肆分封，老姬家的亲兄弟、堂兄弟，一人发一套青铜礼器，再分几个功臣和投降的殷民部落。
这些周武王的亲兄弟、堂兄弟们，一人一块，跟分披萨似的，就把中原给分了。
这个封建制一搞，整个中原就都成了姬姓天下。
而建国功臣得到的地则远了些，比如我们熟悉的姜太公的封地，就在现在的山东那边。
那么函谷关以西，就由周天子亲自派官员管理。
这一块，叫王畿，税收归周王室自己。
秦国崛起之前，其实是帮周王室养马的，其爵位很低。
周王室强大的时候，号称王畿千里，虽然有吹牛的成份，但方圆几百里总是有的。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周王室对封建诸侯的诉求，是防务性的，而不是财政性的。
毕竟，一开始你周武王也没给诸侯们多大投入，不过是每人发了一套青铜锅碗瓢盆。
那么，诸侯每年向王室的纳贡，意思意思就行了，纯粹是礼仪性的。
《左传》里说，齐恒公伐楚的时候，借口就是“包茅不入，无以缩酒”。
意思是每年你楚国要向周天子纳贡，贡品是一种叫包茅的草，用来过滤酒渣。
你现在好几年都不上贡了，王室祭祖的时候都没得用了……所以我打你，是为了给周天子讨要茅草。
这挑起战争的理由，和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拎起一瓶洗衣粉有得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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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小结一下：
对于周天子来说，他有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直接统治，就是函谷关以西的王畿;而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则是间接统治。
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区别可大了。
直接统治，得到的是真金白银;间接统治，只能得到一把草。
当然一开始，诸侯对周王室还有军事义务。就是如果有蛮族入侵，诸侯要派兵勤王。
这个，和欧洲的封建制是一样的。
但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们也就越来越不把王室当回事儿了。
不仅不尽封臣的义务，自己还去割占王室的土地。
千里王畿，被蚕食得只剩下30里。
堂堂周王朝，自留地还没个村子大。
都可怜到这份上了，麦子熟了，诸侯们还不放过，还要来偷麦子。
最后还被自己的马夫——秦国，给灭了。
03
那么，当初周武王为什么要搞封建呢?都直接管了，不行吗?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取消了分封制，改成郡县制，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那么为什么周王室，不这样搞呢?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
古时候交通和通讯条件不说了，就拿今天来说吧。
咱们国家是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
但是在此之前，浙江省就多次提出要求，说我们省农业税免了吧，或者省财政拿出一笔钱来，替全省农民把农业税交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浙江省收农业税的成本，就比农业税本身还高了。
你说这个税还收它干什么呢?
现在，咱们是人多地少，土地就金贵。
农民不会为了逃税连地都不要了。
但是古时候社会，人少地多，和现在正好倒过来。
你要是收农民的税收狠了，他扛着锄头就跑掉了。
咱们都知道“苛政猛于虎”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另一面解读就是：在古时候社会，如果统治者太过分，农民还是有地方可跑的。
只要跑到有老虎的地方，让税务官不敢来，你也就躲过去了嘛。
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社会，因为统治者的技术能力有限，在国家内部，统治者其实做不到啥都管的，很多地方他根本管不到。
在古时候，王权不下县，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农村地区，你确实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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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皇帝，你会怎么想?
你一定会有强烈的冲动，让农民一堆儿一堆儿地住在村子里，方便你的税务官去收税。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
商鞅变法，就提供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跑来跑去的流民、商人，都是坏的，尤其是商人，不仅收他们的税困难，更讨厌的是，他们还为老实种地的农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不种地也能吃香的喝辣的，那谁还“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都跑去经商了。
所以，士农工商，商人就是最底层的贱民。
自打从商鞅变法之后，商人就没翻过身。
在此之前，商人朱陶公，是可以入朝当相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之后的商人，再有钱，也是沈万三的结局了——抄家入狱。
所以种地的农民，不仅名声好，还给土地，这样的待遇，要不是想不开，谁会去当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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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用土地把老百姓都固定住还不够。
皇帝还特别想知道他有多少个子民，尤其是男丁数量。
男丁的多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
打仗的话，你就得知道你有多少男丁可以上战场。不打仗，那这些男丁可以帮你做劳役，交赋税。
所以男丁很重要，战时是兵源，平时是税源。
没男丁的家庭，只能代父从军了
但是这个信息怎么搜集呢?
怎么才能知道你的国家里，有多少个成年男性呢?
咱们今天，每人都有户口本、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大街上不计其数的摄像头。
只要你不躲进深山老林几十年不出来，国家总能找到你。
但是在古时候，国家要搜集点信息，那可费老劲了。
别说身份证了，就说每个人都得有个名字吧，这个都做不到!
我们看《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些贵族都很珍惜他们的姓，人可以死，但家族的姓不能丢。
而普通老百姓，就只有外号和名，是没有姓的。
这点，在商鞅变法之前，中国也差不多。
我们都知道西施，但人家可不姓西。
西施又被人叫做“浣纱女”，那是因为自幼随母在浣纱江边活动。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是根据你的特点来叫的。
作为一个小地方，你喊浣纱女，大家都知道是谁。
但作为一个朝廷来的税务官，他就头大了，这是谁啊?
作为税务官，他希望采集到的数据是有逻辑的、简单的、拿回去可以加总做统一处理的。
他关心的不是特点，而是财产继承关系。
谁都可以做浣纱女，那我到底向谁收税啊。
所以，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个父子传承的姓，来说明亲属关系。
子从父姓，这关系就搞清楚了
就这么一件今天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中世纪的欧洲，中国在商鞅变法之前，都做不到。
14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共和国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调查员们被派到乡下，逮着个人就问“你叫啥啊?”
辛辛苦苦做了个花名册，拿回城里一看，800多个乔瓦尼，1200多个皮耶罗……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这钱就白花了。
汤姆是只猫，也可以是个人
到了商鞅变法那会，就开始用姓+名，来标定每一个男丁身份的工作。
之前咱们中国人也没有姓，秦国弄了一堆常用姓，大栓子以后你就叫张大栓，二柱子以后你就叫李二柱。
并且规定这个姓必须父子传承，不能变来变去。
这么着，不仅把一堆大拴子二柱子分清楚了，也搞清楚了每个人的家庭结构。
汉高祖刘邦，原来的姓名叫刘季。
季属于家里排行。
刘家兄弟三个，分别叫做刘伯、刘仲、刘季。
古时候男子排行，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最小的。
所以刘季就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
所以直白点讲的话，刘家三兄弟，叫刘大，刘二，刘小。
刘小，才是刘邦的真名
这样的名字，税务官最喜欢，一听名字，就知道你家有多少个劳动力。
按着这个花名册，秦国就清清楚楚知道了一国之内，谁该当兵、谁该纳税。
秦国就是靠有效搜集了国民的数据，越过贵族这个中间层，建立起对每个人的直接统治，国力大大增强，从而征服了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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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郡县制那么好，为什么周朝要搞分封制?
有时候什么发明创造、创新思想，就是一层窗户纸，你捅破了，发现，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没捅破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搞。
给国民取姓名，很简单吧，但从西周建国到商鞅变法，整整走了700年。
再举个例子，其实咱们中国人很早就发明印章了。
印章不也就是在木头或者石头上刻好字、刷上油墨、盖在纸上、把字复印出去的技术吗?
印章距离雕版印刷术，区别好像也不大。一个是纸在下面，一个是纸在上面。
为什么从印章到雕版印刷术居然花了好几千年?
是我们中国人笨吗?好几千年才让纸换个姿势。
不，就这还是咱们老祖宗先发明的。
其他文明，连几千年还不懂怎么搞呢。
雕刻版，不就是一个很多字的大印章么
一个新想法，一个新发明，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几千年都盼不来那一线划过它的光明。
一个创新的想法，在它冒头的那一刻，连亲爹亲妈都觉得它是个怪物;如果它后来不被社会接受，它就真的是个怪物。
我们来重温下商鞅的那句话：“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任何创新，答案一定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