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时期，“天子观”是如何形成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在商朝王权神佑的思想基础上，周王朝形成了“天子”作为君权神授人间代表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核心内容之一。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天”作为至上神观念的出现
《说文解字》当中关于“天”这一字的解释为，“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可见“天”的原始意义并没有多么神秘莫测，“至高无上”也仅仅是单纯地形容天的高度，仅仅指自然的天空。
对于“天”的原始意义，郭沫若先生也是这么认为，“日月星辰所运行着的最高的地方称天。”“天”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空是早就存在的，直到殷商时期，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天之一字还并没有被赋予其他的意义，还仅仅是自然之天。
到了周代，青铜器与金文当中所记载的“天”便不再单纯地表示天空。周人的“天”已经有了类似于商人“帝”的人格属性，时人已经开始给“天”赋予宗教色彩。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周代的“天”具备了以下特质。
首先便是自然之天。自然之天便是客观规律，实实在在的客观物质，与大地相对，是世间最高的地方，正是所谓的“天，颠也。”
《诗经·大雅·嵩高》当中的“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形容的都是自然物质的天空。但是仅仅有着客观物质意义的“天”在周初似乎并不是多么重要，也不是统治者可以利用的对象。显然，统治者更喜欢带有神秘意义的“天”。
其次便是具有至上神意义的天，这也是周初统治阶级所“喜欢”，可利用的天。天神可以降灾也可以保佑周代，“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天神可以主宰周人的命运，“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天神还是来监管周代的，“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上天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根据人间的一举一动降下灾祸给予福泽。具有人格化意义的上天似乎与殷商时期的帝神重合了，“天”与“帝”都高高在上，不可捉摸，周代的金文当中确实也有“帝”、“天”并行的相关记载。可是，既然已经有了“帝神”作为崇拜与统治的工具，为什么周初又有了新的崇拜对象?周人尊天自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二、周初天命信仰的发展
商代的上帝结合祖先神灵，指导商王进行政治决策，也是商王统治四方的工具。但是在商王眼中，商代的上帝与他们并不具备血缘关系，所以需要另外借助于祖先神灵去与之进行沟通，时人对上帝的态度往往是敬而远之的。尽管到了殷商时期“帝王合一”，人王也冠上了帝的称号，但是此时的上帝依然是“外人”，彼此之间依然不是那么亲近。
殷商时期，“武乙射天”，“纣王慢于鬼神”，在周人看来，这便是对上帝的大不敬，也被周初的统治者利用为发动灭商战争的有力借口。武王灭商立周之后，“於是周武王为天子。其俊世贬帝号,号为王”，帝不再是人王的唯一称号，“天子”开始用来指代帝王，并且与殷商上帝和人王之间的关系相比，大为不同的是，“天”与周王真正具备了血缘关系。
周王号称是“天之元子”，也就是上天第一个儿子，天之长子。周的百姓都是上天的孩子，特别的是周天子是长子，所以周天子便有了统治人间民众的权力与威望。这一转变似乎为小邦周取代商统治四方寻找了合理借口，也为周代的两大政治特色一嫡长子继承制与宗法制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周代初期是继承了殷商时期的上帝信仰的，也接纳了商代的帝神。
周王朝的一系列祭祀礼制开始也是承袭于商,祭祀的权力掌握在王的手里，选择的祭祀日期也是和太阳有关，很明显周初这些崇拜祭祀体系都是承接自商代。西周青铜铭文记载中，周初“帝”、“天”这些名称都是并用的，《尚书·多方》当中提及，“洪惟图天之命……厥图帝之命”、《文侯之命》提到，“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由此可知，周初上帝确实还是占有一席之位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周初的统治者似乎有着两种考量。其一，殷周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周开始仅仅是商朝偏远的一个小小邦国，殷墟卜辞当中还记载有“命周侯”，可见“姬周集团接受过商王朝授予的官爵。”
周文王还有一个有名的别称，便是“西伯”，西伯侯姬昌曾是纣王的母伯，可以说周的文化是跟殷商一脉相承的，小邦周对商的文化肯定会是崇拜的，而且周文王的母亲还是商女，各种渊源使得周初继承了一定殷商礼俗以及宗教信仰。
其二，周初统治者为了人们的拥护，政治的稳定。毫无疑问，这也是关键因素。商朝拥有百年基业，统治四方长达百年，殷商的上帝崇拜已经根深蒂固，被各邦所接受。即便是商亡周立，思想意识也是一时之间很难转变过来的。周初制度可以改变，但是思想绝对不是强制性命令可以扭转的，只能徐徐图之。
所以一开始“帝”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相反还帮着周初统治者笼络人心，加速其他邦国的认同，巩固周朝的统治。但是仅仅尊帝并不能满足周王室的统治欲望，为了令自己更加的名正言顺，必须得有自己的神崇拜与信仰体系，所以周初统治阶级抬出了姬周集团的祖先神一“天”，并慢慢的令其走上了至上神的位置。这时，周初的统治者又面临这一个难题，上帝已经将统治百姓的权力交给了商，现在为什么周又代商而立?
三、骏命不易、惟命不于常
一般来说，天命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客观规律、自然法则。另外一层意思便是上天对王权与人命的主宰。这两层含义还有一个自然与神性之别，由神性向自然的转变也彰显着社会的进步。
天命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原始先民简单纯朴的思想当中便产生了神性的意识，他们认为有超自然的、强大的神灵在支配着一切。“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
在这些神秘现象建构的神灵世界里边，天命观念初具雏形。但是，这时的天命观念还没有成为系统的体系，还仅仅是先民们零碎的、混乱的思想杂糅。天命观作为一个正式的系统概念出现是在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阶级的施政观念充分表现了作为系统概念呈现的天命观。周初统治阶级也正是借用天命观去解释为什么小邦周取代殷商统治四方。
武王借用殷商末期人王对上帝的不敬与侮辱发动了灭商战争，取代了商朝的统治地位。为了人民归顺、巩固统治一开始不得不将商人的帝也尊崇起来，即便是周人自己的“天”也是对“帝”的一种改良。既然上帝已经把统治权给了子姓商，为什么现在姬姓的周又有了统治天下的权力了?
商朝百年基业毁于一旦，被小邦周所取代，这一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给了四方百姓以冲击，也让周初统治阶级进行了深深的反思，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王室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归于天命，商亡是因为天命，周代也是接受了天命才立国。
天命不常，天命是会转移的。天命不常这一发展规律商代统治阶级是没有认识到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防患于未然，随心所欲的统治终至亡国。但是周初的政治领袖却通过商朝灭亡这一历史事实意识到了，上天是不可信的，天命既然可以得到，那么便同样可以失去。
《尚书·康诰》当中的“惟命不于常”《大诰》当中的“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这些史料的记载无一不说明了天命是会转移的，统治权并不是只属于一家一姓，这也为商的灭亡，周的兴起作出了有力的解释。
天命不易，周初天子不光是认识到了天命是会转移的，他们还意识到天命得来的并不容易，正是所谓的天命不易。上天并不是随随便便褫夺了商的统治权，当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姬周接受了天命。
上天必然是会选择符合自己心意的人王去代替自己统治人间，那么符合上天旨意的行为是怎样的?符合上天心意的人王又是怎样的?周初的政治领袖们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纵观先代的各位帝王，成汤是因为贤明有德、任用贤臣、治国有方才令商朝日益强大。
而商朝开始走下坡路便是后任帝王开始随心所欲的进行统治，无治国之才也无治国之德，更有甚者王位传到帝辛，纣王不光无才无德，还暴虐荒淫，最终忤逆了天命而亡国。周之所以得到了天命，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了几代的积累。公刘、古公亶父、季历勤修政事，积累了实力，为“文王受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知，在商亡周兴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德”。有德之王才是天选之子，才符合天命。同时，这也为周初天子施政提供了借鉴。
四、 周王的天子名分
武王伐纣，周革殷命，代商而立，周初天子最需要的便是为自己的政权寻求一个正当的说法，“正名”显得尤为重要。周天子在人间实权的地位是通过借助神秘的天的力量来完成的，政权的合法性也是这样解释的，“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周天子也借用天的名义惩戒过诸侯，为了给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依据，也为了约束震慑其他部落，周公开始制礼，规定了严明的尊卑等级制度，将周天子捧到了“天之元子”的神性地位，至高无上，独一无二，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和商王大有不同：“周初的王权和王的地位比殷商之王,地位大有不同。”
周初天子是绝对的一位，授民授疆土。周初虽然经历了战争，还是一个新生的政权，但是经过姬周先祖几代的积累，周王朝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注定了他们政治会有一定的高度，周公制礼又在思想层面为王权的巩固加了一把锁。
五、总结
随着商王朝被小邦周所取代，神灵崇拜也在周初经历了质疑与改进，有了周代的色彩。周在继承商代神灵崇拜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自己的特点，“天”、“天命”、“天子”观念一步步地进入了历史舞台。周代形成了以“天子”作为君权神授人间代表的思想。这个“天子观”对于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长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