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为什么会长期分裂?中世纪德意志地区长期分裂原因解析

  德意志具体就是指的是中世纪日耳曼族群中的一些部落,在经过长期融合后形成的地缘概念。那么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为什么会长期分裂?这个问题为什么小编将在下文为大家一一揭晓。

  其国家形态出现于大约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曾是欧洲日耳曼族群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囊括在法兰克帝国版图之中。

  公元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在日耳曼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相互融合之下壮大,并在查理曼加冕后成为帝国。然而,由于欧洲复杂零碎的地缘环境,地方封建制度的分散发展和长期持续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冲击,导致帝国缺乏统一的坚实基础。加之日耳曼传统风俗中有裂土继承的习惯,法兰克帝国宛若昙花一现,很快便陷于分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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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解体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战之后,占据帝国东部疆域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雏形。事实上,“德意志”一词本身就是指流行于莱茵河右岸的一种日耳曼方言,与法兰西的罗曼语有着明显的不同。至于莱茵河,更是从古罗马时代就一直作为“高卢板块”和“日耳曼尼亚”板块的天然分界线存在,即便恺撒征高卢时越过了这条河流,也很快便退了回来。

  从9世纪中叶开始,“德意志”逐渐成为使用这一语言的日耳曼人的代名词,包括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洛林等五个部落;11世纪后,又被用来特指该地缘板块上的国家和族群,东法兰克的德意志化倾向愈加明显,并开始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形态。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加冕称帝,德意志人的帝国出现了,后世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

  事实上到了11世纪初,德意志人才开始以“罗马帝国”自诩,“神圣帝国”的名号更是迟至1157年才出现,自此以后两个称号才被合并使用。鉴于古罗马文明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以下简称“神罗”)便始终热衷于取得罗马帝号,以及维持在意大利半岛的影响力,这导致帝国皇室与罗马教皇冲突不断,分散了相当一部分力量。

  11世纪中后期,神罗皇帝与罗马教皇围绕“主教叙任权”的争斗达到了高潮,并在随后几百年中演变为对北意大利城市和西西里岛统治权的斗争。为了维持帝冕的正当性,德国消耗了大量精力,却并未获得更大的实际权力。这最终导致帝国皇权全面崩溃。从1254年到1273年,德意志陷入了十几年的“大空位时期”,直到哈布斯堡家族崛起。

  作为哈布斯堡家族首位神罗皇帝,鲁道夫是在得到了教皇赞助以及各地大领主相互妥协的契机之下登上皇位的。虽然他力图重新整合帝国统一的基石,却为时已晚,彼时的神罗帝国已经极度衰弱了。最终,德意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散漫公国的邦联,其君主需要依据地方贵族共同商议决出。到了1356年,神罗皇帝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中,更是以官方法律层面确立了包括“选帝候制度”在内的多种有利于教权、地方诸侯,但却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条款。自此,德意志开始陷入了长达500多年的分裂时代。

  虽然在神罗帝国皇权与教权的长期争斗中,教皇占据了上风,甚至在格列高利七世到英诺森三世期间,凭借着最高精神领袖身份把意志强加于欧洲各主要君主的身上。但是过度卷入欧洲现实政治斗争,使得教会身上担负拯救灵魂的精神使命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当各地的主教、神父们向封建领主们一样聚敛财富、掌控权力,他们对广大信徒的感召力也将黯然失色,并最终导致教权江河日下的窘境。

  进入16世纪以来,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逐渐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之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新文化思潮接踵而来,导致流行于全欧洲的教会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教皇及其下属的各级神职人员成为宗教改革最直接的批判对象,而德国则是这一运动的暴风眼。自从马丁·路德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之后,仅仅十年时间就彻底改变了欧洲宗教格局,天主教会遭受承重打击。

  然而在德意志,帝国皇帝并未趁教权的衰微来重振皇权,反而受制于“神圣罗马”帝冕的精神遗产,选择与教会联手镇压新教派别,以期重返昔日辉煌。于是在帝国内部,皇帝从的“德意志共主”的概念萎缩成为一个德国教派的领袖。以北方新教诸侯和城市组成的“施马尔卡登同盟”和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联盟之间形成对垒,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发展到了刀兵相向的地步。

  1555年,德意志内部两大阵营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教随国定”的原则被确立起来。但是这种受到外力干涉而达成的暂时妥协是不稳固的,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对抗冲突以后,神罗帝国内部因为波西米亚纠纷而战火重燃,并逐渐演变成为灾难性的“欧洲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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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战争的成因非常简单,但性质却极其复杂。这是一场在德意志土地上展开的欧洲战争,兼具德国内战和国际混战的双重特征,并围绕教派冲突、地缘博弈、领土分配等多层次问题展开。最终,精疲力竭的双方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算正式落下帷幕。依据这份和约,神罗帝国内部各个诸侯国不论大小均享有同等地位,因此这也被看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标志。

  战争之后,尼德兰、瑞士、洛林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等地相继从德意志范围或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中被分割出去,帝国边界逐渐萎缩。和约中规定的主权平等、纠纷协商等原则更是促使地方诸侯能够与皇帝平起平坐,这本身就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走向瓦解。此后,德意志地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欧洲大国凭借在该地区进行代理人战争、建立缓冲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均势格局。从此以后,直至1806年帝国被拿破仑废止,德意志的上空就再也没被皇权有效覆盖过。

  不仅如此,当时神罗帝国内部,从地方诸侯到皇室都存在身份认同混乱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帝国涣散的状态。这其中勃兰登堡选侯在1701年成为了普鲁士国王、汉诺威选侯则于1714年继承了英国王位、波兰王位也一度被萨克森选侯所继承,至于身为皇室的哈布斯堡家族则先后成为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君主和西班牙国王。如此一来,整个神罗帝国内部充斥着外部各种利益冲突、纠缠不清。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整个德意志地区开始弥漫起地方主义和诸侯国家主义倾向。不过,伴随着英法等西欧国家日新月异的经济文化发展,德国在国际竞争中愈发处于不利地位,这反而激发了人们对统一的渴望。只是由于遭受传统因素的束缚,德意志腹地、传统帝国的核心区域并无能力摆脱桎梏,推动变革。主导德意志走向新时代的力量来自于帝国东北方向的边缘地带——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这个曾由波罗的人建立,并被德意志条顿骑士团篡取,后又由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地方,其德意志特点最为稀少,却也成为较少受到传统影响的优势。并且,伴随着英国、荷兰以及法国工商业的发展,普鲁士-勃兰登堡占据的北德海岸线成为连接德意志腹地和大西洋的重要枢纽地带,这也促使其成为最具活跃性且适应性强的一股力量。

  当然,普鲁士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的。作为德意志体系中宗教、经济、外交、军事等各种异变因素的汇聚之所,它让人们在旧帝国的残骸上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只是鉴于欧洲均势秩序的制约,不论是外部的英法、沙俄,还是内部的巴伐利亚、奥地利等势力,都让这次构建民族统一的进程中充满了变数。

  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普鲁士在经过了开明专制主义改革的尝试之后,迅速强大起来,但却并未获得制度化的巩固和消除外部列强的掣肘。拿破仑战争以后,普鲁士再度推行改革,并借助民族主义思潮从关税同盟和王朝战争两方面入手,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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