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丘济与陈献章为明朝中期的发展带来了什么？
郑和下西洋后带来了社会的变迁，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丘济与陈献章。，。
丘济与陈献章二人皆出身自海外贸易与南品经济发展的广东，当非偶然。
熠熠闪光的经济思想
丘济(永乐十八年1420--弘治八年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州(今海南省)人。他于景秦五年(1454)中进士，入京为官，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非常关心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因“采集子史经传有益治国平天下者，附以已见，为百六十卷”四，名(大学行义补》。此书虽名为南未真德秀《大学行义》的补编，实际“前书主于理.而此书则主乎事吧，不象《大学行义》专门宣扬理学，而是-部专论经世致用之学的书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熠熠闪光的经济思想。
面对当时工商业的繁荣，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等社会现实，丘济一反传统重本抑末思想，提出农商同等重要。指出:“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有以为生养之具，而聚居托处以相安矣吧。“食货者，生民之本也”用。并且认为“财者，人心所同欲也”，论证了民间从事商业活动的必然性，提出允许私人求利和从事商业活动对整个社会有利，“而天下平矣”国。
丘济公开提出反对国家抑商和对商业活动干子过多。要求政府鼓励民间从事商业活动，给商人以经营自由.他尖锐抨击了历史上的国家官营专卖,如柔弘羊的平准法和王安石的市易法，提出：“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主张“民自为市”，认为国家控制、干涉私人商业活动，“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色。还进一步认为社会财富“非专用之以奉-一人” 百姓财物“非君所得面私有也”团。这种思想已具有限制君权的启蒙意义。
丘济非常重视海外贸易，是他经济思想突出的一点。他提出应当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认为“利之所在，民不畏死”，因此私人海外贸易“断不能绝”吧。要求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指出国家征收贸易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比历代统治者实行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鱼。他还批驳了海外贸易招致边患的错误观点，并对海外贸易的开展提出了具体建议。他的思想反映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呼声。
如果说明中叶实学思想家丘济--扫明初空泛学风，以其经世致用思想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现实，那么陈献章与之迥然不同的思想却也铭刻有时代的特征。
陈献章(宣德三年1428-- - 弘治十三年1500)，字公前，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著有《白沙子全集)。
明初统治者为了重建封建纲常秩序以巩固新王朝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当时的思想家如薛斑、吴与弼、胡居仁等，大多蹈袭旧说，无新见解，思想界沉闷而无生气
独特的“心学法门”
陈献章早年习举业，两赴礼闱落第后，二十七岁到江西师从吴与强学习理学。他曾云：“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因此半年后回到故乡，他绝意科举，先闭门读书，不久认为尽读书未有所得，于是转向静坐，求之本心，提出了独特的“心学法门”。
陈献章的哲学思想最突出的是强调自我认识和价值。他认为“人与天地同体”，可以得到，我即道体，强调个人精神，通过对道的认识，人可以与道合一。他说：“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君子之所得者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又言：“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国。这样的思想与程朱理学“性即理也”大相径庭。陈献章不接受正统程朱理学把伦理认同于天理的道德二元论，也不同意把人的欲望当作邪恶里。在他的思想中，人从封建伦理之网中突出出来，有了某种独立的意义，含有要求自我解放的因素。他主张“静坐中养出端倪”，强调-种自得的悟，曾曰：“夫学贵乎自得也”,@提倡独立思考，不死守章句，也是对明初保守思想的一种否定。
陈献章开创的先河
陈献章一生没有入仕，一直过着乡居讲学生活。广东是明代海外贸易重要地区，在海外贸易的影响下，从水乐至正德年间是广州商业最兴旺繁荣的时期。他所居住的白沙村距江门墟不远，江门在成化年间已发展为“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行人思店饭，过鸟避墟烟”的热闹墟镇。因.此，他的思想是感受到时代气息而产生的。
其门人为之撰写的《行状》中说：“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众”。甚至“往来东西两藩部使以及.藩王岛夷宣慰，无不致礼于先生之庐”。可见当时其声名远达海外。弘治时罗侨言：“数十年来岭南士风--变者，先生启之也“。陈献章的心学虽有很大局限性，但他思想中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因素萌芽，突破了明初思想界的沉寂，为后来王守仁开创姚江之学，明代心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明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开了先河。
结语：社会发展寓于变迁之中，社会变迁的总趋势是社会发展，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既重要又意义深远，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