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最后又是怎么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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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是我们很熟知的诸侯国,它始建于西周晚期,为商代奠国(鄭)的承续,初始地在今陕西华县,始封君是周宣王的异母弟、周幽王的叔叔郑桓公姬友。西戎乱周前夕,郑桓公看到了西周将亡的苗头,为了郑国的前途,郑桓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原有的基业去东部重组郑国。在太史伯的协助下,郑桓公看中了东都洛阳以东那一片寸土寸金之地,但当时洛阳以东一带被以郐国(河南新密市东南)、东虢国(河南荥阳西北)为首的东洛十国牢牢占据,并没有多余的土地。最后郑国以“寄帑”的名义向郐国等小国借地,相当于近代流行的“租界”。郑桓公将陆终后裔之国的郐国定为重点对象,以王亲国戚的身份向郐君借地,郐君为了巴结到这个威震宗周当今周王的叔叔,慷慨献地。自此,郑桓公、郑武公两代凭借这一席之地逐渐发展壮大,成功利用周室东迁的历史机遇蚕食东洛十国,为后续郑国的崛起打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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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真正的崛起得归功于周室东迁,幽王末年,西戎乱周,郑桓公为保护周幽王被西戎所害,其子郑武公继位后,与秦、晋、卫联合击退犬戎,协助平王东迁,执掌周室大权,并获得了向周边拓地的天子特权。转型后的郑国控制王都洛阳以东大片土地,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东扫西讨,威震四方,成为当时姬姓诸侯中威望最高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周平王在位五十余年,郑武公、郑庄公两代凭借周室攒足了人气,威望一度威胁到了周王的权威。继任后的周桓王借助虢公忌父分摊郑国势力,免去郑庄公卿士之职,致郑庄公强烈不满,在谋臣祭足的策划下,带人潜入周王畿收割周王的麦子以挑衅天子权威,周郑自此失和。公元前707年,多年积怨的周郑爆发了繻(xū)葛(河南长葛市北)之战,周桓王亲征败北,天子颜面彻底丧失。郑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两周交替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下一大怪胎,是打破森严周礼近三百年机制大周朝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然而物极则反,郑国的鼎峰时期也是衰落的开始。郑国从鼎峰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权臣祭(zhai)足。祭足是祭国后裔,是郑庄公身边的重要谋士,郑庄公做的那些僭越的事,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郑国称霸后,成为郑国乃至整个春秋史上第一大权臣。郑庄公死后,祭足一手掌控郑国君位废立大权,先立郑昭公公子忽,后与宋国合谋改立郑厉公公子突,后郑厉公忌惮祭足权势欲杀祭足,事败出逃国外,祭足再次迎立郑昭公。郑昭公死后,祭足又陆续拥立郑子亹(wěi)、郑子婴两任国君,直到去世。短短七八年间,祭足前后废立更替四位五任君主,使郑国内政陷入混乱,也给郑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郑庄公的霸业徐徐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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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正导致郑国衰败的是“七穆轮政”,七穆,郑国七大贵族,即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皆为郑穆公之后。郑国七穆与晋国六卿、鲁国三桓齐名。我们熟知的郑国名臣子产,即出自七穆之子国一支。郑穆公死后,郑襄公即位,开始了七穆轮流执政的生涯,国君君权逐渐旁落。七穆之间因为权力时有冲突,致郑国内乱不断,如西宫之难、纯门之师、伯有之乱、子晳之乱等,大大削弱了郑国国力,七穆轮政从郑襄公时期开始到郑声公时期结束,前后长达一百余年,直接导致郑国的衰败。虽然郑简公时期子产当政,对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制,如田改、铸刑鼎(公开律法),七穆在此期间关系较为缓和,主持与晋国、吴国、楚国等国结交,使得郑国政坛气象一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郑国的衰退,但历史的进程无法阻挡,子产死后,七穆之间继续争权夺利,消耗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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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末年,苟延残喘的郑国又迎来了新的死敌:新兴的韩国。三家分晋后,韩国正式成了郑国铁邻,春秋末年天下诸侯兼并成熟,战国七雄规模初成,韩国地处中原腹地,四周强邻,无力拓展,郑国成了韩国唯一要吞并的对象。而此时的郑国仍然内乱不断,直到郑繻公即位,郑繻公是郑国后期较为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曾力挽狂澜,拯郑国大厦于将倾。据《史记·郑世家》载,郑繻公统治期间,为抵抗韩国的侵犯,做了不少实事,并多次击退韩军,收复失地。无奈执政后期做错了一件事,“杀其相子阳”,直接导致郑国内乱,自己也被子阳的余党刺杀,使得韩国有机可趁,加速了郑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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