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时期的米价是怎么样的？那时的唐朝真有那么富裕吗？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整理了贞观之治的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对于史书的一些“盛世”记载，有人会相信，有人会质疑。毕竟，文字是人所写，若是为了“歌功颂德”，自然会不吝词藻，加大美化，放大渲染。于是，更多的史学家会从数据中，来验证自己的判断，而日常的吃穿用度消费，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真实状态。

　　因此，有学者就觉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涉嫌夸张。理由很简单：米价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了米价每斗只有四五钱。乍一看上去，觉得大唐初年的生活真好，物价这么便宜。但是，若按照现在的经济学解释，物价便宜比物价贵更“伤人”。

　　其实，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价格贵贱带来的不同影响。粮食属于季节性作物，碰上一个丰收年，农民们都希望能卖上个好价钱，如是价格过度低于自己的预期，很多人估计就选择放弃了，忙了一年，还不如人家走街串巷挣得多。

　　但是，如果价格高了，就会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平衡不好，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当时，米卖得如此之“贱”，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时的唐朝真有那么富裕吗?

　　到了唐高宗时为何要以洛阳为东都?这其实就和“吃”有关。长安做都城的时间久了，会带动各方面的发展，包括人口。而附近一带的产粮，已不足以应付如此庞大的人口了。当时，白居易到了长安，不是有人嘲笑他的名字吗?长安米这么贵，生活可是一点都不容易呀。

　　由此可见，当时的米价昂贵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长安米贵，两个原因最重要：

　　一是人口多;

　　二是物流昂贵。

　　当时很大一部分粮食都是东南的漕米，这些米经水路和陆路辗转才来到了长安城。到达洛阳时的运费，会占到商品价值的两成(“率一斛得八斗”)。更甚者，到了长安，每斗米至少还要再花运费50钱(“率两斛计佣钱千”)。但不管怎么算，也算不出4、5钱一斗的米。

　　不过，若是大唐政府有补贴这倒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大唐政府还真的平抑过米价，建中元年(780年)的米一斗为200钱。经过一番努力后，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年)的米价为一斗50钱。李世民在位时谷价跌过，宰相陆贽就建议可借此机会多多购进。不过，运到粮食储备仓库太仓后，光物流费用每斗米就要耗70钱。

　　有时，自家人说自家事未免有自夸的嫌疑，那就看看外人如何说。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于贞观四年来到大唐，他回去就公开说：“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城市面貌萧条，应该是有几个因素，其一就是人口。而人口稀少，自然拉不动经济的发展，就显得没有活力。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西晋末年开始，原本世居北方的很多门阀士族，都选择了南迁，接下来就是百年的战争。到了隋朝，隋炀帝又不消停，不是打仗就是修运河。试想一下，这么折腾，人不是跑了、躲了，就是死了。几十年的时间，不可能恢复到隋朝的鼎盛状态。

　　武德满打满算不过九年，贞观二十多年，加一起不过三十年，战乱过后，民户增加了多少?不管财富还是人口，李世民都得先填上隋末大乱这个坑。

　　只是，史书中将这段时期夸得太美了，反倒让人有了挑刺的借口。《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九，就记录了唐高宗和户部尚书高履行的一段对话。当时，李治问去年人口增加了多少?并问前朝隋的人口情况。当时，唐朝人口380万户，而隋鼎盛时，是870万户。

　　这其实也从侧面证实了，隋朝末期人口消耗巨大，当然，不排除一些自然灾害或者疾病的影响，而唐朝用了近40年的时间也未能完全恢复。虽然，人口不能说是绝对影响国力，但是，在古时，人口就是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指标。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自然人丁兴旺。

　　无怪乎后人不屑古人对“贞观之治”的描述，这等于是用文字来粉饰一个并不强盛的时代。其实，任何一种现象，都要放于一个更长的时间线看。也许，“贞观之治”并没有达到某些学者心中界定的那种“鼎盛”，但这段时间所做的积累，却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古人夸皇帝，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军事;

　　一个是民生。

　　其实，军事没什么好描述的，输赢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惟有这民生，其乐融融一片，不就成了太平盛世。但任何成绩都是努力积累的结果，没有一蹴而就的神话。也许，“贞观之治”的国力还不如前朝隋，但这个朝代所创下的那些成就，后来朝代又有几个可以超越呢?

　　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发展始终都离不开民生，毕竟只有人丁兴旺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李世民有沽名钓誉之举，比如：纵囚回家就常被史家认为做作，但轻徭薄赋让利于民总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