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重文轻武”对后世朝代都有什么深刻影响?

  相信大家都知道,虽然,宋朝继承和发展了唐朝的一些政治制度,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在思想上,唐朝开放包容,但是,到宋朝时却趋于保守;唐代主要尊崇老子和儒家学说,整体气势雍容豪迈,宋代尊崇孔子的儒家学说,思想比较迂腐,对外政策既保守又软弱。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究竟是什么使得唐、宋两代展现出了不同的国家风貌呢?其实,这一切都来源于宋朝统治者对武力的恐惧。

  从唐朝的开元盛世到宋朝建国之初,其间跨度二百二十余年,中国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先是著名的安史之乱,再是藩王们揭竿起兵、群雄割据,之后,更是经历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尤其在五代十国,臣子们弑君篡位和发动兵变,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这一时期,每个政治人物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时刻,都如同烟花一般转瞬即逝。当时,欧阳修曾做过一个统计:“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五个朝代里,中国一共改换了五个统治家族,经历了十三个皇帝。其中,有八个皇帝因为国家灭亡被杀,最年长的十多岁,最年幼的不过三四岁。”

  在这样一个以“力量”为强者的时代,骨肉相残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梁朝被灭的时候,太祖八个儿子(包括养子)全都被人给杀死。在五代的十三位皇帝中,只有唐庄宗和周世宗,有几个子嗣存留,其余的皇帝子嗣全都被人连根拔起。可见,在以武力为尊的时代,一切都不能长存。

  人们想尽方法获得荣华富贵,却在转瞬间变成了泡沫。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每个人都可能以悲剧的结局收场。所有,发动兵变夺得政权的赵匡胤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想再重复这样的悲剧了,更想结束这一切,还天下一个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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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方法只有一个,那就重新创建一个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比武力,变成“以文说话”。

  所以,宋朝政治制度的首要特点,便是:从各个方面防止武力的发生。建国不久后,赵匡胤邀请功臣们一同庆功,并在宴会上戏剧性地从几位极有实力的将军手中收回了军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接着,他又想方设法发展和完善专制集权,以巩固宋王室的权力和地位。

  在当上皇帝以前,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宫禁卫军的统帅。因此,他很清楚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成就怎样的大业。所以,在设置宋朝的官制时,赵匡胤就把禁卫军的统帅权一分为三:

  殿前都指挥使(殿帅)、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马帅)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步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帅”。“三帅”分别掌握着不同的军权,彼此之间互不关联且相互牵制,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同时,赵匡胤还设法分开了军队的指挥权和调动权,即:“三帅”虽然可以训练和指挥禁卫军,但却没有办法调动禁卫军。使得军队的调动权归属枢密院管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枢密院批准的文件,任何人都不能调动禁卫军,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兵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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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官叛乱,还从各个方面设法限制武将,以降低武将在朝廷和国家中的地位,让武官远离政治权力中心。

  所以,每当讨论国家大事时,武官的参与感都很低,他们基本上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另外,为了减少人们对武官的兴致,宋朝在文武官员的升迁上,也作了不同的规定:文官升职容易,只需要经历三次周转就可以了;而武官想要升职不仅困难,要转九次,还有诸多限制。

  所以,在朝廷上,武官总会觉得自己比文官低一等,以至于,连官至枢密院的武官,在路上看到了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下令让马夫避让。然而,处处限制武官后,赵匡胤仍然感到不满意,于是,他又想尽办法给“武器”戴上了枷锁。开宝三年,赵匡胤发布了一条令人寻思的法律法规:

  “在京城中,无论是文人士子还是普通百姓,均不能私自保存兵器。”

  很显然,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想以后有人用刀棒把他的子孙赶下台。之后,在淳化二年、天禧五年、景佑二年、庆历八年、嘉佑七年、宣和六年和宣和七年,宋朝先后七次下令禁止个人私藏武器,并且,禁令范围逐渐从京城拓展至全国,武器的类型也渐渐从军队兵器扩展到了百姓日常使用的刀具。

  在宋朝的时候,南方天气湿热,树木丛生,为了方便开垦荒地以种田,百姓经常带着一种叫袴刀的刀具。但是,在天圣八年,宋仁宗却把这种刀具划入到了禁令范围。景佑二年,皇帝再次下令规定:无论是使用袴刀者,还是造刀者,只要被发现私藏袴刀,都要按私藏兵器罪处理,受到严厉的惩罚。

  到了天禧五年,皇帝更是下令:民间用来祭祀和社戏的仪仗刀枪,也不能使用。宣和六年,朝廷规定:哪怕是带刃的物品,也通通不准使用。

  那么,当民间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没有刀枪可用怎么办呢?

  对此,朝廷有这样的建议:可以用木制的兵器代替,然后,贴上一些锡纸以代替真兵器。可见,宋朝的皇帝都被历史中的刀光剑影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为了防止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竟对武器产生了过度的神经反应。

  其实,在给武官和武器铐上枷锁的时候,赵匡胤可没忘记把文官关进笼子中。

  为了解除文官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赵匡胤巧妙地运用了“分权”和“制衡”的办法。他首先把宰相的权力切分成军权、行政权和财权,然后,把军权交由枢密院来掌控,设立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来把持部分行政权,又设“三司”来独掌财政大权,以此分割掉宰相的财权。

  此外,赵匡胤还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并规定每个官员的任期时长最多三年。而且,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独断政权,他在各个地方都设置了通判,以此来监督知州。后来,他又把各地的财政大权交由转运使来管理,从而,达到取消地方对财政的处理权、削弱地方财政的目的。

  虽然,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冗官”代价,但终算还是加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排除了贵族能够起兵叛变的一切可能性。从此以后,宋王室百年统治无忧,独断专行,群臣不与之争。可见,赵匡胤虽然出身于武将,但却酷爱读史书和思考。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简直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

  所以,宋朝的政治制度不仅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新境界,还实现了自秦以后中国政治制度一大升级和飞跃,大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从宋朝开始,人们不再以上战场、立功勋为荣,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做人不要做军人,做铁不要做尖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宋朝时期,无论宋将们立了多大的功劳,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远远比不上文臣。甚至,有人针对此现象做了一首诗,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即使武将们率领十万军队,收复了幽云十六个州县,凯旋而归,被人尊奉于太庙中,也比不上一个文人中状元的荣誉。”

  就这样,男人开始由崇武变成了崇文,他们日复一日地沉醉在书中的世界,在浅词轻唱中慢慢送走了时光。由于,极少运动和整天读书,所以,他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差,性格越来越内敛。

  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人们都崇尚读书,好为科考做准备。即使人们天生武力卓越,也毫无用武之地,且粗鲁和彪悍已经被排除在上层社会外,社会上已经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于是,武事渐渐被荒废,民风日渐柔和,男人文弱得像生病了的人,说话像女子一般轻柔,性子温柔得如同菩萨,胆子大得像被驯服的羊。”

  可见,赵匡胤虽然费尽心思保住了宋王室的统治地位和利益,但却失去了能够保家卫国的人才。尽管在宋朝的统治期间内,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物质实力远远高于四夷,但战斗力不足的军队和权力过于分散的政治体系却使其积贫积弱。在经历了几次败仗后,宋王室终于被迫撤离中原,逃向南方另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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