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改革真的是弊大于利吗?历史是如何评价的?
张居正,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人,号太岳,谥号“文忠”。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从小天资聪颖,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
万历初年(1573年)成为内阁首辅,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杨炎、王安石一样,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
直接摆数据做对比:
隆庆年间(1568-1573),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三百万两白银之巨;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帝国太仓存银已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
如此成绩,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有人将他称为“宰相之杰”、“旷古之奇才”,也有人说他“专权搜政”、“自作威福”、“苛察”、“扰民”。自张居正去世,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世事轮回,直至今日仍然“迄无定评”。
张居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历经嘉靖三十年不上朝,大明王朝这座国家机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大臣玩忽职守,整个政府效率极其低下,财政赤字严重,积弊已积重难返。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这种努力,首先作用于行政上的整顿,也就是在官僚系统内部,实施一套名为“考成法”的新的政绩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1573 年)十一月,张居正向十岁的万历小皇帝上书,推行考成法。在万历九年(1581
年)推行一条鞭法。考成就是考核成果,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绩效考核。一条鞭法,是税役合一,把田税和无偿服役和所有杂役,全部折算成人民币缴纳,搞量化管理和货币化结算。
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早在嘉靖十年(1531
年)就已推行过,但在嘉靖、隆庆年间一直时兴时废。到了张居正主政的万历年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定成了国策。而考成法则是张居正的发明,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坚定的实施。改革五年后,扭转了明朝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按张居正的设计,这套新办法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明确职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是独立监察机关,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户科监督户部,兵科监督兵部,各科设一个给事中长官和给事中若干,职级是正七品和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尚书和侍郎,别不服,七品的六科官员是直接向内阁、也就是皇帝秘书处汇报工作的。
中央六部把官员的工作分解,一条条登记在账簿上,考核内容非常明确具体,并确定明确的完成期限,完成一件,核销一件,每月进行考核,要求事事有落地,件件有回音。
考成法的结果又与淘汰机制结合,考成不合格的,予以淘汰,又间接解决了明朝的冗官冗员问题。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套提高官僚系统办事效率的好办法。但“考成法”最终的实施结果,却是官不聊生与民不聊生。
明代是个对官员相当刻薄的朝代,给官员们的待遇相当少,维护起码的体面都很难,因此上上下下需要达成默契,地方官对偷税漏税睁只眼闭只眼,京官要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这潜规则玩下来,粮赋自然收不足。考成法一搞,搞得水至清则无鱼了。
就算不贪,也一样难过。明代官员选拔主要靠应试科举,而考试考的是八股文,不考执行力。考成法不看学历看能力,让做惯官样文章的大官们被七品小官们追责,经常搞得灰头土脸。
张居正的考成法规定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情,年初拉单列表,年终对号销账,干完了是本分,干不完要接受处理。比如说,征收赋税,如果完成年度指标算是10分,在嘉靖的时候完成8分就算合格,隆庆的升到9分,到了万历就变成了10分,更可怕的是,在张居正的政策里,如果今年只完成了9分,为了惩戒,明年你要完成11分,而且是没有理由,不讲条件的必须完成。
如果低于红线,官员们就要受到包括“住俸”、“降俸”、“降级”乃至“革职为民”的一系列惩罚。受到处罚的官员,损失的不单单是俸禄,官场升迁的资格也被冻结了。
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免受惩罚,只好对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百姓受不了这种剥削,就只好抛弃田宅脱离户籍去做流民,可谓竭泽而渔。
萧彦的话并不夸张。在张居正执政以前,针对“赋役完欠”,明帝国官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追比”。
追比的常规手段是锁拿、杖打与囚禁,也就是抓人、打人与关人,直至百姓缴足所欠。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的仕途与“赋役完欠”高强度挂钩,于是“追比”就升级成了“酷比”(意即更残酷的追比)。
为完成考成,地方官员甚至疯狂使用“风搅雪”“打萝拐”“脑箍”等酷刑对待民众。
所谓“风搅雪”,是在空旷地“用竹板交杂而笞”,大概是竹板生风屁股溅血(雪)的意思;所谓“打萝拐”,是在公堂上“扣民足踝”,大概是打击扭转脚踝使人丧失行走能力。
“脑箍”尤其残忍,用刑方法是先拿绳索系在脑袋上,系处有一根木条;用刑人慢慢转动木条,让绳圈变小,“一绞则睛出寸余,人立毙,以水渍之,良久始苏”。
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发现,多数的人还是完成不了指标,因为明朝发展到这里,已经很少有人顾及百姓死活,百姓的手里也没有钱,再逼迫也没有用。但是今年完不成,按照规定明年就要交更多,官员出于自保就要更加残酷的搜刮百姓,百姓的生活就更加水深火热,从而陷入了一个无限死循环之中。
所以,张居正改革的这10年,虽然明朝的国库得到了快速补充,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出发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没有过多考虑百姓的生活,导致普通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有很多百姓因为繁重徭役而没法正常生活下去。
张居正寄予“考成法”也有隐秘目的,打压言路,以巩固张居正作为改革主持者的绝对权力。
按张的设计,官员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部考察揭发;
六部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科考察揭发;
六科的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内阁考察揭发。
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原本,明朝的六科言官,拥有一种负责监督朝政的超然地位。他们品级虽然不高,却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多数时候阻止不了皇帝)。
“考成法”这样搞,相当于是借着“绩效考核”这一光明正大的名义,取消了六科言官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了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手里。
其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舍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地监督、批评朝政?
当然,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点,但这需要从赋役制度上加以变革,而清丈田地则是这一变革的基础。
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土地。
在处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勋贵、官吏之后,万历十年(1581年)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三年间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清丈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亩,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
清丈田亩的核心目的,是便于朝廷按田亩来实施“一条鞭(编)法”,以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又名“一条边法”,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简单点说就一句话:把所有的田赋、徭役都改为白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赋役合并”、“官为签募”、“田赋征银”。
——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
——所谓“官为签募”,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谁家土地多、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
什么?不愿意服役、没有时间?您不来也行,交钱,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
——所谓“田赋征银”就更简单,除部分军需项目外,田赋一律折银交纳,不再缴纳实物。
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
“一条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减少胥吏盘剥,实际上,“一条鞭法”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
这对百姓而言却是灾难,因为被合并为“一条鞭”的,不单单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
合并之后,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会在“一条鞭(编)”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到民众的头上。既然清丈田亩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如何尽可能多地把“田亩”查出来就成了张居正对该项工作的核心诉求。
所以,他曾如此写信给山东巡抚何来山:“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
——你们放手去干,我已经给相关“部科”打了招呼,所有在清丈田亩的工作中出了问题的人,都不许弹劾查办。
对参与清丈的官吏全盘免责的同时,张居正又以皇帝的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各省严惩那些“抗违阻挠”清丈田亩工作之人,“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
。
这一宽一严两项政策,与严苛的考成法(张居正将是否完成足额的田亩清丈,作为考核官员的核心指标)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果便是地方官员在清查百姓田亩时,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多丈量出土地的亩数,以完成朝廷定下的绩效目标。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对于改革的成效,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张居正以首辅一人之力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剧在其去世仅仅半年之后,就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同时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
甚至于,一直对张居正尊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伟岸的身影之后渐渐长大。年轻的万历皇帝急需证明自己是具有亲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厌烦张居正的说教,对自己这位关怀备至的老师,也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选择了全盘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并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叛逆、奸党三大罪,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自此,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