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是儒家门徒出身的,为什么后来要拆毁孔子塑像?

  你真的了解张璁吗?为什么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谈及明朝大改革家,最为广知的是张居正,但实际上在张居正之前,明朝还有多个改革家,比如提出一条鞭法的桂萼、改革家徐阶等,但还有一位大器晚成的改革家鲜为人知,这就是浙江温州人张璁,堪称明朝最狠的改革家,47岁才考中进士为官,却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

  1530年,明朝首辅张璁(cōng)连上三本《议孔子祀典疏》,将矛头指向了孔子,建议简化孔子祭祀,其中一个是拆毁全国孔子塑像。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拍手称好,有人破口大骂,身为儒家门徒的张璁,为何要简化孔子祀典,并拆毁全国孔子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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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尊孔之后,直至明朝中期,历代文人与统治者的推崇,让孔子地位达到巅峰,几乎成为中国版的教皇——儒教教皇。

  根据明朝史料记载,一年竟要祭祀孔子五十多次,春、夏、秋、冬四上丁、四仲丁、八小祭、及祭日、每月的朔、望,甚至二十四节气等都要祭祀,且不同的祭祀不能相互代替。祭祀规格非常繁琐,专门为祭祀服务的人数众多,有喇叭户、点炮户、屠宰户、烧水户、运冰户、运盐户等,且财物浪费更是不可胜数。

  关于祭孔经济负担,有一个直观的数据,即明朝皇帝赐予的曲阜孔府祭田,这类田地免交一切官府赋税。

  明洪武时,定给祭田二千大顷。岁收其租入,以供庙祀,余悉为衍圣公廪禄。……永乐五年二月,又赐赡庙田七十三大顷,正统四年八月,户部奏准,存佃户五百户,凑人二千丁,专以办纳粮粒,以供祭祀。

  一大顷等于三市顷,一市顷约等于如今的100亩,仅朱元璋与朱棣赐予的孔府祭田就高达2073大顷。如果算上孔氏各支族人暗地里的土地兼并与明面田地,那么整个曲阜孔氏掌握的土地无疑令人震惊。另外,所有曲阜孔氏子弟,只要是登记在册的,都不用交人头税,都不用服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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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祭祀孔子不仅只在曲阜,而是全国范围内经常祭孔。当然,曲阜是重中之重,其他州县规模较小与频率略少。1438年,因为地方打着春秋两季祭孔的旗号刮榨百姓,礼部尚书胡濙想通过确定祭品数量来解决这一扰民问题,于是上书:

  比者湖广桂东县知县范忠奏,本县每遇春秋祭孔子,教官生员逼取祭仪扰民。各府州县亦有此弊。请定其仪:猪每只重七十斤,山羊每只重二十斤,绵羊每只重三十斤。其余品物不系出产者,鹿、兔以羊代,榛、栗以土产果品代。令风宪官严加禁约教官训导生员,毋责取扰民。

  总之,明朝中期之前,对孔子的祭祀规模与规格达到了顶峰,祭孔成了百姓一个重要负担,也是权贵收刮民财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为可怕的不是经济负担,而是形式化、宗教化的祭孔,必然会进一步禁锢整个民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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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天下文人几乎都是他的门徒,即便祭祀典礼浪费严重,形式越来越夸张,但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一旦指责祭孔的这些问题,必然会遭到天下文人群起而攻之。那么,张璁如何改革孔子祀典问题的呢?张璁并未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找出了正当的不能再正当了的理由,令人拍案叫绝。

  为了改革孔子祀典,张璁一共上过三本《议孔子祀典疏》,每一篇都正大光明,都讲究名正才能言顺,让人想反驳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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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拆毁全国孔子塑像

  张璁在《议孔子祀典第一》疏中,指出祀典是万事之表,不可不正,但祭祀孔子塑像就是不正。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塑像与真人之间必有差别,不可能一模一样,哪怕照着画像雕塑,也不能完全雕塑出一模一样的。于是问题来了,既然孔庙里的孔子塑像与孔子必然有差别,哪怕只相差几根毛发,那么可能就不是孔子,天下人祭祀的是谁?大家非常隆重的祭祀,总不能祭祀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吧。张璁借用大儒程颐的一段话说:“程颐论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类,则非其人。彼亲见其人而貌之,有毫发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随意信手而为之者哉!”

  如今看来,这一理由有点较真,但古时候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容不得半点马虎,因此张璁的理由非常正当。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没有为孔子塑像的传统,“今国子监有塑像者,不过因前元之旧,非圣朝之制”,明朝建立之后,新创的南京太学,只用神主,不设塑像。南宋大儒朱熹在《语录》中说“宣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祭可也。”因此,从恢复中华传统角度来说,也应该拆毁全国孔子塑像,采用木主(木制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俗称牌位),否则就失去了祀典的民族意义。

  对于张璁这一奏疏,天下文人没办法反驳,最终只能同意拆毁孔子塑像,这也是后世几乎见不到孔子塑像的原因。上图,现代人所立,72米高,全球最高的孔子塑像。

  二,去掉孔子的王号

  唐玄宗时,孔子进爵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孔子变成“至圣文宣王”,所谓“至圣”,即为圣人之最的意思。元武宗时,孔子又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封号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但在张璁看来,给孔子加上这些王号,完全是谥号不正,不懂孔子真实思想。

  《议孔子祀典第二》:“孔子作《春秋》,首书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诸侯有僭称王号者,必特书诛削之。故孟轲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观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号,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号,国朝因之,未之厘正。使孔子受此诬僭不韪之名”

  孔子一生痛恨乱臣贼子,重视秩序、反对僭越,后人给孔子加王号,与孔子思想严重不符,也不符合礼制,所以应该去掉孔子王号。

  与建议拆毁孔子塑像不同,这一次引起巨大争议,朝野反对声不断,反对者认为从唐玄宗开始到元武宗,最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是对孔子地位的完美诠释,不该去掉孔子王者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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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孔子真实身份:“至圣先师”

  面对群情激愤,张璁又写了一篇奏疏,即《议孔子祀典第三》,其中有言:“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师也,非以王也。”因此,孔子思想具有教化意义,其真实身份应该是“至圣先师”,而不是什么王者封号。

  同时,都御史汪鋐又发出致命一问:“夫曰先圣先师,皇上幸太学拜之可也,若曰王,则岂有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汪鋐反击非常凌厉,质问如果孔子是王者,那么皇帝如何祭拜孔子?汪鋐这一番责问,让反对者无言以对,只能同意去掉孔子王号。历史上的汪鋐,是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第一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的中国人,可惜如今鲜为人知。

  最终,群臣经过商议,通过改革孔子祀典,主要有五条:一是去掉孔子王号,改为至圣先师;二是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殿是皇家居所,孔子居所自然不该是殿;三是孔子门人等,不再拥有公侯伯等爵位,而是称为先贤某子;四是拆毁孔子塑像,改为制木为神主,拟大小尺寸,成为定式;五是规定春秋两祭十笾十豆,地方祭孔八笾八豆等,大大减少祭祀次数与祭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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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璁改革之后,孔府有何反应?

  明朝曲阜有三个重要职位,即衍圣公、孔氏族长、曲阜知县,尤其是曲阜知县一直由孔氏族人担任,因此曲阜犹如国中之国,不仅能不停地吸取明朝财力供养孔府,还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看待天下。

  明末学者张岱曾与孔氏子弟交流,被气得不轻:“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只有孔家最为贵气。于是,张璁对祭孔祀典的改革,孔府也只是有选择性地执行,其中对去掉孔子王爵非常不满,一直将“大成至圣文宣王”牌位保留着。

  张岱之父张耀芳,曾经担任山东鲁王长史,在崇祯二年拜祭孔庙,就是找不到嘉靖皇帝册封的“至圣先师”牌位,只能找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牌位,其余孔子诸弟子的排位,曲阜孔府也是使用元朝封号,坚决不用明朝封号。张岱记述的原文为:“(孔)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总以见其大也。”

  孔府这些悖逆行为,明朝皇帝未必不知,由于明朝文官势力庞大,包括嘉靖在内诸多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但到了清朝,这一套玩不通了。清朝康熙年间,孔子后裔在孔子墓碑前建了一矮墙,挡住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王”字最下面一横,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见下图)。与此同时,在祭田数量上,清朝皇帝赐予的数量也大幅度降低,顺治拨给孔府82大顷祭田,当时祭田大概有2000大顷,但乾隆年间孔府祭田只能找到1096大顷,后来又拨给了一些,总计达到1256大顷,远低于明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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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张璁,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透过他的改革,可以堪称明朝最狠的改革家,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张璁针对的都是硬骨头,除了上文谈到的拿天下文人信奉的孔子开刀之外,还针对皇亲国戚、勋贵、宦官、官吏进行改革,每一个改革对象都不好惹。比如,当时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各种特权势力对土地的掠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严重到了天下额田减半的程度,但张璁顶住了各种压力,将权贵吃到嘴里的田地夺了回来,古今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改革家屈指可数,《明实录》最终记载“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由于张璁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疯狂诋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自己朝中为官时,家中无一人鸡犬升天,史书记载“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总的来说,张璁改革虽然不算成功,但却一扫明朝百年积弊,更为后来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张璁改革孔子祀典,可谓打破了形式化的孔子崇拜,因此也被学者认为是明朝文艺复兴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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