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什么会实施变法？那些原因导致的？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这篇文章，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引用《大秦帝国》中的一句话“大争之世，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大多集中于战国，主要原因便是各国“伐交频频”，有为之君主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而根源则是由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旧的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因此需要通过变法来实行变革，从而达到“图强”的目的。
魏国李俚变法：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关系变化
进入战国以后，魏国成为了率先变法的那个国家，而促使其变法的根源便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关系变化”，为了适应发展，促使国家变强，变革势在必行。
在旧的宗法制度下，土地大多掌握在贵族手中，而魏国的河东土地上拥有盐铁，井田制度被淘汰之后，盐铁便成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资源，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必须推行土地私有制，达到“多豪杰侵夺”和“好分生”的目的，使得“务尽地利”，从而实现“强匡天下，威行四邻”。
因此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后，他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这标志着过去“任人唯亲”的世卿制度开始被“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所取代，也标志着宗法贵族制度的逐渐消亡，也就此解开了战国时期招贤纳士之风的形成。
李俚的“务尽地利”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估算国家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二是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重新划分土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于此同时，李俚还配套的改善了魏国法律和吏治，出台了《法经》，取消了贵族世袭。在此基础上，又建立“武卒”制，提升国家军力。
楚国吴起变法：旧制度严重制约国家发展
楚国在战国初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广人稀，楚国虽受宗法影响较少，但旧的贵族统治却根深地主，正所谓“大巨太重，封君太众”，他们“上逼主”、“下虐民”，导致“贫国弱兵”。自春秋末期以来先后两次被三晋打败，楚悼王在这种情况下，便启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针对楚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吴起认为造成楚国地广人稀的根源，便在于旧贵族将人民集中在自己封地，导致部分地区地少人多、显得拥挤，但放在整个楚国却形成了地广人稀的特点。
针对这个弊端，吴起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二是改良官制，削减官吏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
。
吴起的改革大大改善了楚国的官场歪风，消除了旧贵族制度对楚国发展的制约，这时期的楚国开始逐渐强盛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
可惜吴起的变法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楚悼王去世之后，贵族反扑，吴起被杀，变法就此被废，不过吴起临死之前的举动，却导致在楚肃王即位后，“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旧贵族的势力还是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齐国邹忌改革：吏治混乱使齐国的经济强大无法转变为国力强大
春秋时期，齐国在历经“管仲”改革之后，已经在实质上承认了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极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位齐国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管仲改革后的齐国，虽然经济极为强劲，但却始终没有获得国力上的飞升，反而使得奢靡之风渐起。
邹忌认为齐国之所以无法将经济的强大转化为国力的强大，主要便在于吏治的混乱，因此在齐威王即位之后，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就此拉开了邹忌变法的序幕。
邹忌为相后，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谨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执行了顺从国君行事，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邹忌推行的改革，“谨择君子”使得齐威王懂得了“任人唯贤”，而“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又加强了对官员监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齐国的吏治风气。不过齐国的此次变法并不深彻，这也是齐国短暂崛起后又后续乏力的主要原因。
秦国商鞅变法：基础薄弱导致国力极弱
秦国是一个文化和发展都相对滞后的国家，与楚国一样，同样是个受宗法影响较小的国家，因而秦楚两国也被中原列国称之为“蛮夷”。在其他诸侯国已经相继繁荣起来的同时，秦国却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战国家，在奴隶式的贵族统治下，基础薄弱导致了秦国发展的举步维艰。正所谓“破而后立”，正因为秦国基础薄弱，反而使得这个“破”更加容易，也更加没有后顾之忧，反而促使了其更为彻底的变法。
商鞅的变法几乎是摧毁了秦国原有的一切统治基础，使其变成一片空白，然后再从零开始，建立了一套更适合战国时期的“耕战”国策。其他诸侯国基础要比秦国好，但却也造成了他们无法“破”或无法承担“破”的后果，这也是他们无法进行深彻变法的根源所在，真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商鞅变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356年开始，通过改善“秦律”、奖励耕织、削弱公族势力、重建社会阶级等方式，加强了君主对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农业生产，削弱了公族特权，加强了国君集权。此阶段属于“破”的阶段，打破了秦国原有的统治模式，主要是通过加强君主集权，为此后深彻变法打下基础。第二阶段从公元前350年开始，通过加强封建统治、推行度量衡统一、推行郡县制、开阡陌、迁都等方式，为秦国建立了一套新的、更为先进的统治模式。此阶段属于“立”的阶段，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强化了秦国的统治力量，为秦国此后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