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手握大军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选择造反称帝

　　对曾国藩不反清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平定太平天国，手握重兵，据东南半壁的曾国藩为何没有反清称帝?

　　1864年7月19日，大暑将至，南京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光，这一天，晴空万里、艳阳高悬，但对整个太平天国而言，却是个无比阴暗而冰寒刺骨的日子。

　　午时，天京城太平门为炸药轰塌，城外数万如狼似虎的湘军蜂拥而入，六朝金粉、秦淮烟雨，虎踞龙盘的千年帝都，还有曾经小天堂的一切美好，都在隆隆炮火声中离太平天国而去。

　　而伴随着天京城的陷落，湘军主帅曾国藩完成了平寇第一功的不世壮举，声势威望均达到顶峰。

　　此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大人，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江浙富庶之地尽在掌握，加上湘军的后方根据地湖南、湖北，说保有东南半壁也不夸张。

　　其麾下统兵更是高达数十万人，湘系将领分任要职，门生故旧遍布朝野。长江天堑还尽为湘军水师把持。

　　满清垂垂老矣、江河日下，而自己权倾天下还兵强马壮，更有内部将领纷纷“劝进”，希望主帅能直捣黄龙，问鼎天下。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形势之下，曾国藩没有顺势起兵，恢复汉室江山，却毅然选择了迅速而果断地裁撤湘军，在打消统治者疑虑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拥护大清江山的决心。

　　是曾国藩缺乏雄心壮志，还是其根深蒂固的清廷愚忠?亦或还有其他的顾虑，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文章。

　　舍、得之间的权衡

　　曾国藩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克己复礼，谨小慎微，并时时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攻克南京，曾国藩已功成名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依次递进的人生抱负全部实现，已然天下文士之楷模典范。

　　这个时候去贸然造反，曾国藩多年辛苦营造的完美形象将会瞬间崩塌，无论成功与否，都会背上乱臣贼子的污名。

　　即使打出类似“反清复明”、“驱除鞑虏”的口号，也并不能为曾国藩的造反行为披上正义的外衣，一来满清入关已久，此时满汉的民族矛盾、正统与蛮夷的差别，早已不像当初那样深刻而尖锐。

　　二来，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其行动内核，无疑是具有铲除满清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而湘军就是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力，曾国藩灭天国再反清，其将师出何名?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来自于道德层面的约束，对人的最终行为会产生影响，却并不是决定因素。

　　中央政府孱弱，手握权柄的重臣造反，古来有之，以曾国藩所处时代作为参考，前有赵匡胤、后有袁世凯。

　　无论任何朝代，深受国恩然后犯上作乱，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宋太祖、洪宪帝难道不明白三纲五常?没有道德的束缚和制约?

　　但在“黄袍加身”的巨大诱惑之下，只要实力允许、有足够的把握，道德的约束力量有时就会变得脆弱。

　　与其说忠诚，倒不如说是背叛的筹码不够，我更愿意相信，天京之后，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起兵造反，只是综合考量了各种可能的风险，权衡了利弊之后，认为在功成名就的前提下，以毁掉名节和声誉的代价去赌一件成功率不大的事情，似乎不太明智。

　　那么究竟还有哪些因素，会让当时的曾国藩认为举兵造反，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

　　自身实力的考量

　　1864年的湘军，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庞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具备问鼎中原的实力，曾国藩周围的将领也确实是蠢蠢欲动，不断怂恿其自立。

　　早在1862年，湘军克复安庆时，李元度即撰文，以“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加以暗示;曾国藩寿诞，胡林翼也以纸条相询“东南半壁无主，吾公岂有意乎?”;湘军中另一大佬，左宗棠曾撰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湘军水师主帅彭玉翎，更是遣密使送信，以“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表达劝进之意。

　　彭玉麟

　　对于以上或明或暗支持曾国藩造反的四位将领，我们一一分析：左宗棠情况特殊，下文会详细介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对不会真心支持曾国藩。

　　剩下三人中，李元度一介文人，他的影响力和能赋予曾国藩的帮助可以忽略不计，湖北巡抚胡林翼倒是真正的湘军巨擘，中流砥柱，但惋惜，天不假年，此人1861年便已经因病辞世了。所以这些人中，真正能够为曾国藩提供支持的无非门生彭玉麟以及他手下的湘军水师。

　　除了身边的拥护者以外，再来看看湘军的兵力，1864年攻破天京时，湘军的兵力也达到了巅峰，至于具体数字，史料记载有不同版本，但总体应该在二、三十万左右。

　　但无论当时的湘军人数多少，曾国藩的嫡系，也就是他能直接调动，并确定会跟随其反清的，大概也只有三支部队，首先当然是其胞弟，九帅曾国荃的吉字营五万人。

　　另外鲍超霆字四十营约两万人，还有彭玉麟长江水师五万人，以此合计十二万人对抗满清，不能说全无胜算，但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曾国藩要造反称帝，自家有几斤几两，想必他自己再清楚不过。

　　其他力量的制衡

　　除了考量自身的实力，其他几支重要军事力量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曾国藩虽然是湘军主帅，但湘军并不是他的私人大军，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至少分为江刘(以江忠源、刘长佑为首)、曾胡(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首)、王左(以王錱、左宗棠为首)三系。

　　江忠源、刘长佑，均是湖南新宁人，成名于湘军中资格最老的楚勇一系，虽名义上同属湘军，其实与曾国藩并无渊源。

　　江忠源早亡，刘长佑与曾国藩也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且1864年时，刘长佑已官至清廷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希望他参与谋反，无异于痴人说梦。

　　湘军名将刘长佑

　　再来看前文提到的左宗棠，此人进言“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一事，说实话，我严重怀疑史料记载的真实性，首先同为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不仅心高气傲而且当时也已经位极人臣，比之曾国藩的地位，也不过稍逊风骚，他有什么理由去怂恿甚至跟随其造反?

　　而且天京城破后不久，幼天王洪天福贵外逃，而曾国藩向朝廷上书，谎称洪天福贵已死于天京战火之中，可是左宗棠竟然上书朝廷，表明幼天王仍然健在，并在堵王黄文金的护送之下已然南下逃亡浙江。

　　瞒报幼天王行踪，欺君罔上论罪当诛，左宗棠对清廷忠心耿耿，根本没有考虑曾国藩对其之前的提携之恩，反倒是有将曾大帅置于死地的感觉。

　　这样的左宗棠和他麾下下的五万楚军，对付太平天国，当然全力听从曾国藩的调遣，如果曾国藩造反，我相信，第一个站出来讨伐的，大概率就会是左宗棠。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淮军主帅李鸿章。1864年时，淮军已经发展到七万余人，而且武器装备在当时首屈一指，还有中外混合部队“常胜军”在手，如果李鸿章支持曾国藩，那情况将大为不同。

　　但李鸿章会追随曾国藩造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曾、李二人虽有师生之谊，淮军也出自湘军一脉，但因为种种原因，湘、淮两军关系并不和睦。

　　而李鸿章为人老谋深算，比之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1861年曾国藩祁门被围，丢下恩师第一个跑路的就是李鸿章。可见明哲保身的道理，李文忠公比谁都清楚。

　　况且单凭纸面上的实力，李鸿章手中7万淮军就不低于曾国藩的十二万湘军，既然都是要造反，索性不如自己单干，为什么要去支持曾国藩，为他人作嫁衣裳?

　　最后，清代虽已日薄西山，但并不是想像中那么不堪一击，遍布全国的绿营兵变，虽然战力费驰，但好歹有几十万之众，京畿重地，还有八旗最精锐的十几万骑兵。

　　曾国藩一旦北伐向中原用兵，湘军水师将失去用武之地，吉字营所长是结硬寨、打呆仗，鲍超霆军虽善于冲锋陷阵，一来人数只有两万，二来全是步兵，即使清廷没有左宗棠、李鸿章等外部力量帮助，平原之上的对抗，八旗骑兵也会是曾国藩湘军难缠的对手。

　　社会环境的影响

　　再来看看影响曾国藩称帝的外部环境，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天京城破结束，14年时间里，与清军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战火几乎燃遍整个南方，在此期间，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天地会、捻军起义也是此起彼伏。

　　山河沉沦、国家动荡，战火中饱受摧残的永远是最底层的贫苦大众，如今好不容易熬到太平天国告一段落，老百姓尤其是南方诸省的人民，极度渴望安稳太平的生活，湘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发动战争，绝对会失去民心。

　　曾国藩饱读诗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想来应该是懂的。

　　同样，湘军的众多基层士兵，在攻破天京后，或多或少都捞到了不少好处，幸存于血战之后，谁不是渴望着衣锦还乡，享受荣华富贵，现在让他们放下手中的一切，继续提着脑袋去当“叛军”，又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的为了曾家的江山再去拼命呢?

　　更为关键的是，天京虽被攻破，但当时南方还有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部队，扶王陈得才救援天京的二十万人马正在东进安徽，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同样拥兵二十余万，盘踞江西、浙江;还有堵王黄文金，护送幼天王南下，一路吸纳溃散部众，也聚集了十二万之众。

　　这些太平军的残部，此后在清军和湘军的共同围剿之下，或降或败都难有大的作为，但如果1864年曾国藩叛清北上，这几十万被曾国藩弄得国破家亡的太平军，将会是湘军身后巨大的隐患。

　　财政军费的匮乏

　　战争，尤其是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绝对是烧钱的无底洞，武器装备、弹药粮草、医药物资、军费兵饷，桩桩件件都是巨大的开销，所以明面是战场上的两军厮杀，实际上也是双方背后财力的较量。

　　湘军成立之初，就不是国家的正规部队，因此也不可能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再说清政府当时也是捉襟见肘，就算想帮忙，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湘军，也是力不从心。

　　曾国藩又一直坚持“厚饷养兵”的政策，湘勇的饷银几乎是同时期绿营兵的一倍，而湘军即不生产也不经营，本身没有任何造血功能，国家又没有专项拨款，和太平天国打了十多年仗，那曾国藩的军费从何而来呢?

　　其实，湘军的军费无非来自于劝捐、卖官、厘金这三个方面。

　　初期，湘军人数不多，曾国藩就以私人感情、国家大义劝说乡绅富户捐款，实在不行，就软磨硬泡、威胁恐吓带绑架勒索。

　　另外，清政府虽然给不了钱，政策支持倒是相当给力，大量空缺的文凭、官职送到曾国藩手中，使之可以冠冕堂皇、明码实价的变卖用以换取军资。

　　但无论劝捐集资也好，卖官鬻爵也罢，毕竟都不是长远之计。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剧，湘军人数的不断增加，这种小打小闹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湘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厘金”便应运而生了，厘金说白了就是增收商品税，但税收不用上缴国库，直接充当湘军的军费。

　　曾国藩剿匪的十几年，南方各省，大大小小的“厘金局”数不胜数，而这些取自商品的厘金，必然又会以抬高物价的方式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

　　所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曾国藩“剿匪”多少年，湘军就趴在各省老百姓的身上吸血了多少年。

　　当然，湘军是为国平寇，在中央财政不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搜刮点民脂民膏，也还算情有可原。但如果曾国藩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帝王梦，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剿灭太平天国，一场仗打了十几年，推翻满清，即使成功，只怕时间还要更久。

　　此时，富庶的江苏、浙江分别在李鸿章、左宗棠制下，而湘、鄂、赣、皖各省，经历这么多年战争，早已是满目疮痍，地方需要恢复生产，人民渴望丰衣足食，哪里还有能力负担规模更大更持久的战争消耗。

　　综合上述原因，1864年时，权倾中外、功高震主的曾国藩，能够做出立刻裁撤湘军的举动，而不是头脑发热的冒起称帝，应该来说，是无可奈何却相当明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