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潘世恩为什么能历经四朝，仍然备受重视呢？

　　清朝君主独裁统治，因为小过失被罢黜或杀头的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能占据高位并得以善终的大臣为数甚少。在这些人当中，历事4朝、为官40余年的状元宰相潘世恩，无疑是典型代表，并被后世称为清朝300年来最有福气的官员。那么，潘世恩有哪些做官秘诀，以至于能长期混迹政坛?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01 宦海浮沉

　　潘世恩
，字槐堂，号芝轩，苏州府吴县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便以博学多识、才思敏捷而著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潘世恩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在殿试中考取甲榜第一名，成为令莘莘学子无比艳羡的状元郎。殿试夺魁后，潘世恩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由此成为朝廷高级储备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嘉庆帝在位中前期，潘世恩因办事周到、低调内敛而深受器重，先后担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续办《四库全书》总裁、文颖馆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务，并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晋升为工部尚书，由此跻身重臣行列。此时，潘世恩只有42岁，其晋升之快远超同僚。次年，潘世恩调任户部尚书，仍署理工部尚书，不久又署理吏部尚书。

　　然而，就在潘世恩意气风发、憧憬相位之际，一场意外却将他踢出权力的中心。原来，潘世恩因为老母病亡，不得已辞官回家服丧3年，等到为母守孝期满后，他又以老父年迈为由，上书朝廷请求在家侍养老父。没想到，嘉庆帝对潘世恩的举动大发雷霆，下诏将他降为侍郎，但需要等到其父去世并为其守孝期满后，才能回京任职。如此一来，潘世恩在吴县老家闲居14年，堪称官场失意人。

　　等到潘世恩为亡父守孝期满，按规定回京任职时，已经是道光七年(1827年)四月，皇帝早已经换了人。不过，道光帝倒也还算厚道，遵照其父11年前颁布的诏令，立刻任命潘世恩为工部左侍郎，不久又实授吏部左侍郎。从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起，潘世恩先后署理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到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时又被擢升为工部尚书。就这样，潘世恩兜兜转转17年后，终于又回到尚书的任上。

　　02 位极人臣

　　自乾隆帝统治的晚期开始，清朝便开始走下坡路，而经过白莲教大起义的冲击后，国势更是萎靡不振。不过，处在帝国由盛转衰过渡期的道光帝，却是个因循守旧、疑心颇重的皇帝，非常讨厌倡言改革、锐意进取的臣僚，而对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官员大加青睐。正因如此，潘世恩复任尚书仅3年后，便被擢升为大学士，时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月。

　　说段题外话。大学士在清朝属于正一品大员，往往兼任各部尚书，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指导批答奏章，并肩负着编纂史书或实录，充当会试考试官、殿试读卷官等角色，虽然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通常情况下，官员在入阁拜相前，往往要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但潘世恩却跳过这个阶段直接拜相，由此可见道光帝对他的器重。

　　就任大学士8个月后，潘世恩又被道光帝任命为军机大臣，地位、权势更盛。有清一朝，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凡国家大政、重要人事任免、重大案件审理等事宜，莫不参与其中，是实际上的中枢权力机关。通常情况下，官员在担任军机大臣前，往往要先经历一段“行走学习”的阶段，但潘世恩却跳过这个阶段直接进入军机处，同样令同僚既震惊又羡慕。

　　咸丰帝画像

　　除了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外，潘世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又被授予太子太傅的官衔，地位达人臣之极。在晋升为太子太傅的次年，年逾八十的潘世恩因腰痛无法上朝，道光帝特地下诏，让他带职在家长期休养，何时病好何日视事。等到道光帝驾崩后，继位的咸丰帝同样厚待潘世恩，曾亲书“琼林人瑞”的匾额相赠，并多次请他推荐人才，可谓莫大的荣耀。

　　03 倍极哀荣

　　咸丰四年(1854年)，潘世恩病死在北京，终年86岁。咸丰帝得知消息后悲不自胜，不仅亲临吊丧，并且下诏褒恤，赐谥号为文恭，入祀贤良祠。与此同时，咸丰帝对潘世恩的三个孙子潘祖同、潘祖荫、潘祖保分别赏给进士、翰林院侍读、举人的身份，并恩准潘祖同、潘祖保分别参加同年举行的殿试、会试。潘世恩历事4朝、为官40余年，死后能享受如此殊礼，在清朝可谓相当罕见。

　　晚清史学家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对潘世恩的人生甚是羡慕，并称他是300年来最有福气的宰相。在这本书中，陈康祺论述道：“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八人，状元作宰相者八人，唯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阶协办，枢廷不始学习，皆数异也。富贵寿考，子孙继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而已。”

　　潘世恩虽然不可能看到陈康祺对他的评语，但他在世时，也同样认为自己是个无比幸运的人。在道光帝统治的中后期，内阁共有4位大学士，除潘世恩外，穆彰阿、宝兴、卓秉恬等3人都是他的门生，每次议事时都对老师尊敬有加。正因如此，潘世恩曾极为自豪地赋诗道：“翰苑由来重馆师，卅年往事试寻思。即今黄阁三元老，可忆槐厅执卷时。”

　　不过，潘世恩的仕途虽然很成功，但此君整日因循苟且、毫无担当，从不触怒当政者，并以保住荣华富贵为要务，至于帝国和民众的安危根本就不放心上，堪称庸官群体的典型代表。在这种人长期占据朝堂的情况下，晚清局势的糜烂，由此不难想象。因此，对于清朝来讲，这位300年来最有福气的宰相，非但不是帝国的“吉祥物”，反而是其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