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怎么样的人能做官？需要怎么样的条件？
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唐朝当官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怀才不遇”这个词，是我们点评古时候文人时最常用的字眼之一，但如果我们较真的话，会发现这种感慨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文人“怀才”是什么意思?就是文字功夫好，写得一手好文章/诗句;
那什么叫“遇”?按照咱们的思维，那就是飞黄腾达、身居要职，说白了就是当高官。
问题来了：为什么咱们会认为文人一定就适合当官?谁说文人就能当好官?
写诗句和从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从业者的需求可谓天差地别。简单点形容：前者可能只需要文字功夫好、脑洞大、思维活跃，后者则需要具备解决形形色色现实难题的技能，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协调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就以唐朝为例，大规模推行的科举制，将诗词歌赋列为考试的重要内容，由此催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诗人群体。但在那时，写诗毕竟只是科举的一部分内容;况且，就算你中了进士，也不等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做官，还得等待有适合的空缺。在唐代，有些进士终生无法做官的情况比比皆是。(后来宋朝就不一样，科举=高官，由此造就了大量闲官)
那么在唐朝，什么人才能做官?能解决各个时期棘手问题的人。
李世民时期，久经战火的大唐对内满目疮痍、天灾频发，亟需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对外突厥、高句丽、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跃跃欲试。这个时候的李世民需要什么官员?能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国力的。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唐太宗大量削减中央官员数量(从2000减少到600多)，能待在体制内的，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基本没有吃闲饭的冗官。即使你文笔再好，但不能解决朝廷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不好意思，靠边站。房谋杜断、“镜子”魏征，他们的文笔同样不错，但除了编纂史书方面外，主要精力都花在处理政事上。
贞观之治的实现，靠的不是诗人，而是政治家、军事家们。
唐高宗、直至唐玄宗前期，唐王朝对内多次宫廷政变与官场博弈，但除了武则天前期外，大部分时间仍维持了正常运行;对外则经历了扩张、收缩、再度扩张等过程，李治在位时摆平了高句丽，使唐王朝国土达到了巅峰，但在他死后，突厥、契丹等原藩属就给了武则天下马威;而李隆基在位时大唐再度回到正轨，重新致力于拓边。在这些时期，想成为高官，不仅得具备适应政治斗争的素质，还需具备“出将入相”的水平(直至李隆基后期，唐朝的边将表现优秀，是可以入朝为宰相的;甚至“神探”狄仁杰，也曾带兵出征契丹)，文笔怎么样，倒不是首要考虑因素。李隆基手下名相众多，但其中兼具“著名诗人”身份的，只有张九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直处于藩镇林立、官宦参政、外敌强势(吐蕃)、农民不堪重负等困境中，现实的压力，也催生了一批出色的战略家，如李泌、裴度等，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唐王朝内外的危机。靠诗人扭转乾坤?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
怎么分辨唐朝诗人在政坛中的角色?看史书是个好办法，以《资治通鉴》为例，大唐头号诗人李白的名字压根没出现过;亮相较为频繁、而我们又比较熟悉的，则只有陈子昂、白居易、韩愈等(韩愈屡次上镜，不是由于诗作，而是因为他激烈的灭佛言论)。而在新旧唐书中，有专门的《文苑》篇记载唐代时的著名诗人，但只是作为列传，放在《宦官》、《酷吏》、《忠义》等等内容之后，属于史书的非重点篇章。
对于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资治通鉴》则有专门提及，不过是被视作反面典型出现。《唐纪十九》中说到，吏部侍郎裴行俭精于鉴定人才，他曾这样评论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初唐四杰”：
读书人的堪当重任，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而后才是才艺。王勃等虽有文才，而气质浮躁浅露，哪里是享受爵位俸禄的材料!杨炯稍微沉静，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县长;其余的人能得善终就算幸运了。
当然，也有人看好这四位诗人的仕途，比如当时的宰相之一李敬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裴行俭的判断几乎精准到令人恐惧：
王勃渡海时落水而亡，卢照邻因患顽症不能治愈、投水自尽，骆兵王因谋反被处死，只有杨炯，终老在盈川县令一职上。
那裴行俭看好的是哪些人?王勮、苏味道、程务挺、李多祚、黑齿常之等文武。这些人的事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一句话，他们都称得上一时名臣。
著名诗人就该在官场上飞黄腾达，这种观点，其实是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作祟。一个领域的天才，若被强行塞到另一个领域，结果往往是悲剧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西晋时期，在世家掌握话语权、“任人以名气”的大环境下，那些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文人们纷纷入朝为官(“竹林七贤”大部分都身居要职)，结果呢?人人清谈、不务正业，言行惊世骇俗、超然世外，骄奢淫逸、朱门酒肉臭;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少了，当权者们畏惧面对难题、解决困难，或者处理问题压根不着调，最终，神州陆沉，中原陷入了近300年的战乱。
其实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看看某些文人的言论，我们应该庆幸，还好这些人不可能身居要职。
总而言之，诗人，就该以诗作流芳百世。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是“怀才得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