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员都是如何贪污的?有哪些方法

　　中国古代的社会,历代的封建政府都与贪污的现象做了许多斗争,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欢迎阅读哦~

　　贪官污吏历朝历代其实都有，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如此。尤其明清两代来说，官员的俸禄其实并不高，明代一个正二品的六部尚书年薪只有152两纹银，清代的一品大员也只有180两。所以往往官员都是贪污成风，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么古代官员都是用什么明目捞钱呢?

　　耗羡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里的，便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总不能要官员自己掏腰包来补这些损耗吧。而且这是一种有理有据的方式，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多算一点。这样就有了一笔俸禄以外的收入，而且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大家都这么做，因此历来被视为理所当然。

　　公事、规礼、罚赎等灰色收入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入，如“公事”、“规礼”、“罚赎”。公事，就是乡里来县里办事时候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脏罚赎罪的银两。这些都是落入了州官、县官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比如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达6000两之多。以上这些还都是常规性的，如果碰上真正的巨贪，还会想出更多明目盘剥百姓，层层加码。

　　胥吏衙役吃拿卡要

　　州官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有时这些人贪起来，比官员更狠。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比方说，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都家财已尽时，才“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陋规

　　这里我们必须要清楚，上面说的耗羡和各种灰色收入只有州县才有的，因为只有州县才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那么州县的上级官员怎么办呢，好办，靠孝敬。孝敬上级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帝国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场陋规”，也叫“规礼”，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

　　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取暖费)和“冰敬”(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要送“节礼”和“寿礼”。礼金的多寡，因地(穷县富县)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程仪”(即“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门敬”，跟班那里要送“跟敬”。如果是接到任命，进京陛辞，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将赴任，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别敬”。

　　公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地方官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时，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17000两银子。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一年四季总共要花5200两，而这位陕西巡抚，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实际上大约除海瑞和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州县不取“耗羡”，没有督抚收“陋规”，没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此之谓。

　　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

　　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正因为皇帝默认，百官奉行，谁也不当真把它看作腐败，因此是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称之为“非典型腐败”。林则徐不是贪官污吏，
康熙并不是糊涂皇帝，他难道不知道“耗羡”有问题?当然知道。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其实，“陋规”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败(陋)，却又非做不可(规)。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帝国制度本身。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实际上所谓“官场陋规”，就完全是按照权利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

　　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门前七品官。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

　　一种腐败成了规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视为腐败，谁反对谁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说明腐败已成为帝国的风气。
风气的形成当然绝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祸首却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在权力社会中，必然有人赎买权力，也必然有人出卖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腐败根本就是帝国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帝国的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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