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时期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是谁？后宫还是宦官？
在中国古时候,以皇帝为主组成了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皇帝制度中,皇权是传统政治秩序之源,是至高无上的。不知道没关系，为什么小编告诉你。
宋朝以前，宦官、外戚、权臣，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几股势力之一，其中两汉以外戚最为严重，唐朝则以宦官最为严重，而权臣则穿插于其中。自宋朝以后，随着皇权的进一步集中，这几股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最终逐渐消失(明朝宦官情况有些特殊，后面单独讲)。那么，这三股势力中，哪个又对皇权威胁最大呢?
自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中央集权制开始为历朝历代所沿用，然而从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到明朝皇权高度集中，中间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而在此期间，对于皇权产生威胁的势力，可谓此起彼伏，不过不同朝代威胁皇权的势力，却又各不相同。
01.西汉武帝前外戚现象较为严重，武帝后有所减弱却又终因外戚亡国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汲取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改为推行郡国并行制，先分封七大封国、八大异姓王，在消灭异姓诸侯王后，又改封刘姓宗室为王。然而，当宗室的纽带刘邦去世之后，皇权又该如何稳固呢?
自古以来，皇帝宗室便是皇位的重要屏障，但西汉初期由于宗室被分封为王，随着皇帝与诸侯王的血脉逐渐疏远，再加上中央朝廷与地方藩王矛盾的出现，宗室非但无法对皇位形成保护，反而成为了皇权的外在威胁。在“家天下”治理模式下，当同姓宗室不可信的情况下，皇帝所能依靠的力量，便只剩下了外戚。
因此，自吕后掌权重用吕氏众人开始，西汉初期外戚干政现象极为严重，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因娘家无人，干政尚不算严重，但即便如此也是将娘家侄女立为了汉景帝皇后，而之后的汉景帝之母窦太后、汉武帝之母王太后，包括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皆有外戚在朝中担任高职，如窦太后侄子窦婴，又如王太后弟弟田蚡，再如卫子夫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
直到汉武帝时期，随着窦婴被处死、田蚡去世，汉武帝得以大权在握，再加上“推恩令”后地方诸侯王对中央朝廷威胁减弱，汉武帝开始大力整顿外戚干政现象，例如借“巫蛊之祸”削弱卫氏集团，立刘弗陵为储君而杀其生母钩弋夫人。
汉武帝后，西汉外戚干政现象有所减弱，期间权臣霍光的崛起算是个例外，这有汉昭帝刘弗陵年幼的因素在内，而当汉宣帝瓦解霍氏集团后，西汉倒是消停了一段时间。直到汉成帝刘骜即位之后，太后王政君的娘家开始崛起，而西汉末年的几位帝王对此全无警觉，结果导致西汉最终亡于外戚王莽之手。
如上，西汉外戚干政呈现出两个特点，汉武帝以前为皇帝重用外戚而使皇后、太后权势增长，而汉武帝以后则为外戚依靠太后上位。而在外戚干政期间，又夹杂了权臣霍光的崛起，一度操持皇帝废立之权。
02.东汉外戚干政现象更为严重，皇帝为对抗外戚而导致宦官干政
东汉由于小皇帝实在太多，导致皇帝亲政之前，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太后为了掌权则又往往依赖于外戚，结果导致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而皇帝长大之后，为了亲政收权，在对抗外戚之时，所能依靠的也只能是曾经朝夕相处的宦官。于是乎，东汉便轮番上演外戚和宦官专权的戏码。
东汉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开始，此后的东汉皇帝皆为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汉殇帝刘隆即位时更是刚满百天，其中即位年龄最大的汉桓帝，也不过刚刚十五岁。于是，从汉和帝时期窦太后和哥哥窦宪，到汉殇帝、汉安帝时的邓太后和哥哥邓骘，再到前少帝时的阎太后和哥哥阎显，到梁太后和哥哥梁冀时，外戚干政达到巅峰。
到汉桓帝时，皇帝刘志依靠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等人，诛灭外戚梁冀集团，东汉朝廷又从外戚专政开始进入了宦官专政时期。然而，宦官集团也不是善茬，他们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先后制造多次“党锢之祸”，结果导致朝政败坏，以至于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不安。
如上，东汉外戚和宦官专权，虽然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皇帝年幼所导致，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虽然中央集权已经形成规模，但权力却并没能集中到皇帝手中，以至于外戚、宦官很轻松就把持了朝政。
03.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几乎就是权臣的天下
而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和门阀势力膨胀，权臣对皇权的威胁达到了顶峰，不仅权臣把持朝政现象比比皆是，就连弑君篡位事件也是频频上演。历史上曾出现过40多位傀儡皇帝，这一时期便占据了一大半。
东汉末年，先有董卓把持朝政，后有李傕、郭汜祸乱朝纲，再到曹操独掌大权，皇帝早已成了摆设。而在三国时期，曹魏方面有司马家族独掌大全、曹芳、曹髦、曹奂沦为傀儡;东吴方面则先后有权臣孙綝、孙峻独掌大权。
到了两晋时期，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晋惠帝司马衷完全沦为傀儡，遭受诸王辗转挟持，晋怀帝司马炽也仅仅是司马越手中的傀儡而已。到了东晋，不仅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更是先后诞生了权臣桓温、刘裕，最终更是因刘裕篡位而亡国。
南北朝时期，南朝方面：南朝宋的萧道成，南朝齐的萧衍，南朝梁的侯景、萧方智、陈霸先。北朝方面：后赵的张豺、冉闵，北魏的尔朱荣、尔朱世隆、高欢、宇文泰，东魏的高澄、高洋，西魏和北周的宇文护，无一不是权倾朝野的权臣，而最终终结东汉末年以来乱世，则是北周末年的权臣杨坚。
而在权臣此起彼伏的同时，太后干政事件同样时有发生，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诩时期的胡太后，又如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时期的冯太后，都曾临朝听政、大权在握。
纵观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之所以诞生了如此多的权臣，一方面源于战乱时期，掌握军权的将领很容易获得权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推行之后，诞生的大量门阀贵族，这些贵族门阀对权力几乎形成了垄断。
04.唐朝时期大臣权力分解，宦官开始成为主要威胁
到唐朝时，随着造纸术的改良和印刷术的推行，使得读书成本大幅度下降，寒门学子开始大量涌现，而朝廷为了遏制门阀对朝政的干涉，则开始以科举制从寒门选拔人才，从而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权力的垄断。
此外，随着三省六部制的广泛推行，三公彻底沦为荣誉头衔，宰相权力遭到分解，从而避免了大臣对权力的垄断，因此唐朝以后的权臣数量大为减少，同时也降低了外戚把持权力的可能。
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皇帝与臣子之间丧失信任，皇帝身边的近侍则凭借皇帝的宠信，开始逐渐掌握朝中大权，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唐代宗时期的程元振、鱼朝恩皆成为权倾一时的大宦官。
建中四年(783年)，“奉天之难”爆发，这次事件中窦文场、霍仙鸣因护驾有功，事后被加封神策中尉，从此宦官执掌禁军成为定制。军权在手的宦官顿时权势滔天，发展到最后，他们不仅掌控着京城的安危，凭借军权更是足以掌握皇帝的生死。
唐朝中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恶化，神策军已经成为了皇帝的最后安全保证，而掌握了神策军的宦官，便顺理成章的大权在握，甚至直接掌握了皇帝的生死。至于唐朝末期的朱温，那只能算是地方藩镇，已经算不得权臣了。
05.五代十国乱世出群雄，拥有兵权者足以改朝换代
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唐朝以来的又一个乱世，由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原因，在这个群雄割据的时代，谁掌握了军权，那么谁就有资格成为权臣，甚至取君主而代之。
从朱温篡唐，到朱友珪弑父篡位，再到朱友贞弑兄称帝，后梁就此亡国。后唐时期，李存勖因郭从谦发动兵变而死，李从厚又因李从珂兵变退位，而李从珂则因石敬瑭引契丹兵南下而亡国。再到后汉，后汉隐帝又因郭威发动兵变而亡国。最后到了后周，柴宗训也被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夺去了皇位。
纵观整个五代十国，仅是五个中原大国就如此混乱，周边小国叛乱事件更是此起彼伏，武将篡权、君臣互殴、臣子弑君、儿子弑父、兄弟互残之类的事件轮番上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军权旁落，而掌握了兵权的将领很容易大权在握、成为权臣。
06.宋朝以后外部隐患基本消除，明朝宦官情况特殊
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汲取了五代十国以来乱世的教训，先以“杯酒释兵权”收缴兵权，后以“强干弱枝，分权治理”的原则，有效防止了权臣出现，更是将兵权牢牢掌控在了皇帝手中。因此，宋朝以后，权臣、外戚、宦官干政现象基本消失，地方割据势力也不再重现，此后朝廷的主要威胁，皆来自于民间起义。
当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明朝时期，已经相对较为完善，再加上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解决了近两千年以来的皇权、相权之争，使得皇帝权力高度集中。有人说，明朝不是也存在宦官干政现象吗?实际上明朝的宦官，与前朝大有不同。
明朝宦官的权力再大，也无法超脱于皇权之上，根本原因便在于，明朝宦官权力乃是皇权的延伸。明朝宦官的权力，最初来自于“票拟制度”，由于皇帝工作量实在太大，因此自宣宗以后便将部分奏折交由太监代批，从而使得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掌握了一定决策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明朝的最终决策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明朝宦官势力的膨胀，源自于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对立，朱元璋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但由于“土木堡之变”导致武将集团和勋贵集团损失惨重，导致明代宗景泰年间内阁权力迅速膨胀，原本作为皇帝幕僚机构的内阁，其大学士迅速跃升为百官之首，从而将议政权和施政权全部掌握在了手中，皇权开始受到压制。
随着文官集团的崛起，文官们不仅执掌朝政，更是连皇帝的行走坐卧、衣食住行全部干预，结果导致从明中期开始，皇帝与外廷之间的矛盾愈加严重。为了压制外廷，皇帝开始赐予太监更大的权力，兵权、厂卫统统落入了宦官之手，从而在朝野之中形成了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对峙的局面。
如上，明朝宦官的权力再大，也根本无法压制皇权，而是需要牢牢依附于皇权，无论是批红权力还是厂卫权力，其最终决策权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宦官一旦离开了皇权的支持，就变成了无根浮萍，随时可以被摧毁。魏忠贤权倾朝野又如何，崇祯帝弹指间便可让其灰飞烟灭。
综上所述，外戚、宦官、权臣作为古时候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三股势力，要说谁对皇权的威胁最大，无疑是权臣。外戚、宦官权力再大，也无非掌握了皇帝的生死大权和废立之权，可皇位还是逃不出其一家一姓，可权臣就不同了，一旦权力膨胀到极限，可是随时能够改朝换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