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皇帝推行的“改土归流”都有什么影响呢？

　　雍正帝在位期间，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为日后的大清康乾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一位研究电视剧的朋友笑谈：“80后”眼里的雍正，是《雍正王朝》里的唐国强，而“90后”眼里的雍正，则是《甄嬛传》里的陈建斌。

　　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脸谱化。雍正既不是唐国强饰演的“千古一帝”，当然更不是陈建斌所演绎的“阴险之徒”。作为清朝初期承前启后的一个君主，他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他在治国理政的成绩上，确实可圈可点。特别是“改土归流”制度的推行，可谓是开天辟地的举措，为后来的乾隆、嘉庆时代带来了稳定、和睦的民族关系。

　　(图)雍正帝,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

　　我们知道，自唐宋以来，对中央政权产生威胁因素的少数民族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种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权，所以，之于清王朝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经被解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当地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几位清初皇帝的心头病。

　　土司是什么呢?就是由朝廷册封的、当地的少数民族首脑负责当地的治理，相当于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是世袭制。中央政府一开始颁布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了解少数民族民风民情的人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既能服众，而且也不会与老百姓产生观念上的沟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矛盾，而是将“土司”作为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民众之间的缓冲带，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后来，就会发生问题，其中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司辜负朝廷信任，变“父母官”成为鱼肉乡里的恶霸，造成少数民族民众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前面讲过，“万历三征”中有一征，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杨兴龙。此人作为世袭土司，不但不造福乡梓，相反还欺男霸女，成为了乡里的祸害。结果由于“土司制度”的保护，中央政府也无法将其免职，但少数民族民众却认为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如此违法乱纪，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间也时常因为信仰、风俗以及家仇族怨而发生械斗。尤其在云南、贵州与湘西等地，这种本不应发生的械斗却时常发生。每一场械斗，带来的都是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护下，一方土司仗着中央政府不能将其罢免的特权，上述各类肆意妄为的事情是家常便饭，这自然让中央政府威信扫地。自明代以降，南方少数民族因为土司的专横而多有不满，时常酿起民变。

　　(图)“改土归流”的相关文本

　　雍正帝执政后，云贵总督鄂尔泰面对难以忍受的“维稳压力”，向雍正帝痛陈土司称霸一方的祸害，并建议废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职，旨在将一些作恶多端的土司的权力剥夺掉。“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雍正帝听从了鄂尔泰的建议，就此问题专门颁布“改土归流”政策，先在黔东南地区试行。可以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所谓“改土归流”，即将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动性、非世袭的官员即“流官”取代土司。这个官员上任后，一旦政绩不佳，或是因为倒行逆施激起民变，中央政府就直接就地免职，更换新的官员上任。这虽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却以法律的形式，客观地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改土归流”是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政治探索，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显示出了雍正帝的开明、智慧之处。事实也证明，在雍正之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稳定程度，达到当时的空前。

　　前几年，在云南地区田野考察时，偶得“雍正通宝”一枚。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当时“改土归流”的见证，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宝”作为一般等价物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流通。史家一般认为，“改土归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经济状况。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改土归流”让一部分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从奴隶制度转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们的封建化进程，是历史的进步。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来说，“改土归流”及其推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写进上下五千年的史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