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苏联是怎么崛起并顺利摆脱外交孤立？一战后苏联崛起之路详细解读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一战后苏联是怎么崛起并顺利摆脱外交孤立?俄国曾经是一个令欧洲乃至世界敬畏的军事巨人，但当斯大林接替列宁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时，他接过的却是一个一战惨败和内战惨胜的烂摊子。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讲讲一战后苏联的崛起之路吧。
日俄战争失利之后，俄国与英国开始走近，并带着雪耻和复兴的追求，毅然参与对巴尔干事务的干涉之中，对奥匈帝国宣战。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国力羸弱，俄军在东线战场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随着战场局势的糜烂，其内部先后爆发了两场革命，直接迫使其率先退出了大国争霸的战场。
随着苏维埃的掌权，同盟国将苏俄视作软弱可欺的良机，协约国却将其视作扰乱棋局的叛徒。结果就是一战后期，苏俄遭到同盟国的猛烈羞辱，俄国为此不得不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割让乌克兰、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地，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寻求脱离战争。然而一战的结果是协约国得胜，这的确促使和约失效，却也招致红白内战的爆发和战胜国对苏俄的干涉。
在此后数年，新生政权为了生存而苦战不休，“不流血”的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得以保全，病疫、战乱、饥荒和屠戮造成了俄国超过两千万人的死亡，数百万人逃离家园。经济崩溃导致很多受教育人士流亡海外，俄国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也从1914年的2：1暴跌至1920年的1200：1，成为一战各参战国通胀率最高的国家。当然，对于苏俄乃至苏联最为关键的影响是国际上的孤立处境。苏维埃意识形态下的苏联，天然地遭到了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排斥，国际地缘局势非常恶劣。如何破局成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所幸俄国人远远没到无牌可出的地步。
斯大林所继承的不仅有苏联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物产，还有分别承袭自彼得大帝和革命导师列宁的大国战略传承。沙皇俄国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崛起的，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为后，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奉行希腊正教，进而以一切东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宗主国自诩。从彼得大帝开始，历代沙皇(即俄语凯撒)皆在大俄罗斯主义的引领下不断向外扩张。
彼得大帝改革是俄国走向近代化的开端，因此彼得大帝本人的喜好和倾向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俄国人的社会风气。比如彼得大帝本人对工程技术非常擅长，称得上是一位超级工程师。在这种工程师精神的熏陶下，俄国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强悍的军工传承。他对出海口孜孜不倦的追求，符合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背景，并逐渐成为沙俄的国家宏观层面大战略。在彼得大帝任内，俄国通过“大北方战争”击败瑞典，几乎将波罗的海囊括为俄国的内湖，后世继业者们也纷纷四处谋求新的出海口。出海口战略也因此对沙俄乃至苏联的外交、军事和地缘方略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强人政治是彼得大帝带给俄国人的另外一个政治基因，这源于他游历西欧的经历。为了推动俄国从落后状态脱离出来，成为大国博弈的佼佼者，彼得大帝决心用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促进俄国的发展。这种策略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国家的爆发力，却极大地透支了作为基层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长期发展均衡。一战结束前后，苏俄在先后遭遇同盟国、协约国和白军进攻的时候，列宁就曾效法彼得大帝的风格，形成了战时苏俄政策。
除了战时模式之外，列宁还为俄国带来了高度务实的外交策略。1918年与德国签署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被列宁视为1807年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签署的《提尔希特和约》等价而论，认为均是获取喘息之机的权宜之计。另外一个列宁留下的遗产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这源于苏俄建立之初，因内忧外患导致的一系列战争。在平息内战的过程中，国内与国外反苏势力纠缠不清，致使后期巩固政权的战争愈发带有越境攻击作战的色彩。
从表面来看，凡尔赛体系下的苏联遭到世界大国的普遍孤立，然而从更深层的角度思考，却是另外一种视野。一战的惨烈程度是空前的，随着步入工业化战争时代，战场上的厮杀对于士兵个体而言变得毫无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英法虽是一战的战胜国，却并未获得多少实质收益，反而从战前的债权国沦为债务国。此时的大英帝国虽然仍然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却早已日薄西山。德国虽然战败，但美国和日本的崛起势头却丝毫不减。在世界主要大国之中，美、苏、德、日不断冲击由英法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旧秩序，只有更加衰弱的法国和若即若离的意大利勉强算是自己的潜在盟友。正因如此，虽然德、意、日等国虽然打着“反苏”的旗号，其实质却是在冲击以英国为核心的凡尔赛体系，这为苏联腾出了足够的外交空间。
当时的地缘格局诡谲多变，陷入束缚的德国极力寻求外交突破，为此魏玛德国传奇外长施特雷泽曼频繁加强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并利用美苏反过来迫使英法放宽对德国的压制。德国之所以为寻求苏联的支持，是因为从1928年到1932年，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苏联工业体系获得了长足发展，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一战前夕的234.5%，早已今非昔比。
在苏联，工程师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一直如此。卓越的工程师群体构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核心，而这恰恰是后来众多效仿者所忽视的。在这些工程师的研发下，“波波沙”冲锋枪、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击机等众多神兵利器成为苏军最锋利的“刺刀”。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德意日在“反苏”大旗之下聚拢在了一起，英法顺水推舟的希望祸水东引以缓解随着自身持续衰落所面临的地缘危机，至于美国则宛若一团巨大的迷雾，潜藏在大洋深处默默窥探着欧洲的动向。在此背景之下，斯大林有理由担心世界上会出现一个空前庞大的反苏联盟，尽快将苏联提升至军事大国行列就显得迫在眉睫。
事实上，苏联和英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境类似，都有可能面临一个空前庞大的敌对阵营，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推翻世界霸主、建立新秩序还是绞杀苏维埃政权的动机上。英国首相张伯伦通过绥靖政策可以迫使德苏双方率先发生碰撞。正所谓驱虎吞狼、坐收渔利，斯大林同样深谙此道。早在1935年张伯伦还没有在英国上台之时，斯大林就曾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清晰地表达了挑动欧洲各国相互争斗，确保苏联置身事外，从而攫取战略主动安全的目的。
斯大林在东亚，通过军援中国来牵制日本，又利用日本来制约美国。在欧洲则同时保持与英法和德国的接触，以为后招蓄势。在苏联的战略安排中，以欧洲为主、亚洲为辅，但20世纪30年代日本陆军激进派的北进姿态导致亚洲问题远比欧洲方向紧迫，日苏开战的可能性骤增。为此苏军在远东部署的兵力从六个步兵师、两国骑兵师一跃上升至了1936年底的十六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计兵力约29万人。此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总兵力也不过8万人，更罔论交通条件的改善导致苏军机动运输能力增强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增强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了日军。不过，张伯伦显然看到了苏联想要离间英国与德日关系的意图，故而态度极为抵触。所以苏联转而求其次，寻求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签署互助条约。不过当时的法国根据一战的经验，其国防战略以防御为主，为此修筑了颇为精良的马其诺防线，不可能主动攻击德国。换言之，如若德国率先攻击苏、捷，法国将坐视不管;如若率先攻击法国，捷、苏却要承担牵制德国的责任，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显然是一个“糟糕的协议”。
然而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转手就肢解了捷克斯诺伐克，这促使英国民意出现逆转，张伯伦下台、丘吉尔上台。英国人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对波兰、罗马尼亚乃至希腊的安全责任。英国因波兰问题被迫与德国对立，而德国也因罗马尼亚同时涉及苏德两国，于1939年初决定谋求苏德合作。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遇，苏德两国迅速走进，并于当年8月签订了震惊世界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国际地缘格局随之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