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外国人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有听友这样说“能把这么难懂的书，用简单地语言，平常的对话，娓娓道来。人人听得懂，听的明白，太厉害了吧”。张其成讲《易经》点击率已超过2300万，入选用户“口碑好课”，让我们在《易经》《内经》的智慧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首先欢迎大家走入《易经》神妙的世界。
《易经》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能都与《易经》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雾霾的天空下要怎么呼吸，我们会呼吸吗?你可能会说谁还不会呼吸呢?其实生命就在于一呼一吸之间，怎样呼吸一门大学问。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运辰如何?
我们的一菜一饭要怎样搭配?
我们适合于做什么工作，不适合做什么工作?
适合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谈恋爱，不适合与什么样的人交友、恋爱?在职场上，和不同的上司怎样相处等，这些人生的命运问题，或许我们都可以从一本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就是《易经》。
《易经》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我先说一说我是怎样接触这本书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文革期间，那时候像《易经》这种书，是要被当作四旧被烧掉的。我家里偷偷藏了一些线装书，就是旧书，我特别喜欢看这种书。听说《易经》是本算命的书，我特别好奇，就偷偷偷地看。但是看不懂，只看到里面有各种线段，一种长线段，一种短线段，画出来的这种符号，感觉特神秘。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远方亲戚，是一个道士，文革的时候还俗了，我就偷偷问他，他就给我讲阴阳五行、六爻、八卦，教我用易经来看相、算卦、看风水。
后来我父亲知道了，他就告诉我《易经》不纯粹是用来算命的，《易经》还可以用来看病。我父亲是第一届国医大师，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学中医有两本书是必须要读的，一本是《黄帝内经》，另一本就是《易经》。
我国古时候有个药王，叫孙思邈，他就说过“不懂易经是成不了一个大医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感兴趣了。后来我上了大学、研究生，学习了古时候文学、古时候汉语，这样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来读《易经》了。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南京，我就在南京面对社会开设了《易经》这门课，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没想到来听讲的人挤满了教室，教室的后面、走廊上，都站满了人，连窗外都站满了人。我看到大家对《易经》这么感兴趣，非常高兴。
为了讲好《易经》这门课，我开始大量收集有关《易经》的资料。发现不仅我们中国人对这本书着迷，还有很多外国的科学家对这本书也很着迷。比如德国有一个数学家，叫莱布尼兹，他就从《易经》八卦里看出了二进制;丹麦有一个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叫波尔，它从太极图里看出来波粒二象性原理。
这本被很多中国人都当作封建迷信、所谓算命的书，却被外国人当做宝贝，这就更加激发了我深入探究的兴趣。于是我就开始萌发了要编一部易学大辞典的念头。
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完全靠人工。我就查找了古今中外大量的资料，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主编完成了《易学大辞典》，一共是一百七十二万字，1992年就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易学工具书。
接着，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主编完成了《易经运用大百科》，1994年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易经运用的百科全书。
在学习《易经》的过程当中，我渐渐发现《易经》博大精深，还应该跟名师学习。当时我已经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当时研究《易经》有一个泰斗，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朱伯崑教授。朱先生在我编写《易经大辞典》的时候，曾经指导过我，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报考您的博士”。他说“我已经不招生了”，我说“那我特别想跟您学，怎么办呢?”他说：“那你问问北大研究院吧，看看我还能不能招?”于是我就马上打电话问了北大研究生院，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同志就说：“只要朱先生想带，就可以招。”我当时听了，非常得高兴，也非常地感动，所以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淡淡地说了句：“那好吧，你就准备考试吧。”1994年我就考取了朱伯昆先生的博士生，也就成为朱先生大陆的关门弟子。
在北大攻读博士的这三年中，我的收获是巨大的。朱先生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易学上面，就是《易经》之学，他的代表就是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他发现我国古时候历代著名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有的是对《易经》进行了发挥，有的是借《易经》来阐发道理。他还告诉我，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一生都重视《易经》。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人物，他把《易经》看成是宇宙代数学，是一个最高的哲学。冯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他去世时95岁，他的临终遗言是这么说的：“中国哲学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你们要注意《周易》(即《易经》)。”
冯先生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本来我和大家一样，以为《易经》就是讲占卜、算命的，没想到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它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有这么大的作用。冯先生晚年的时候就说过“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研究《易经》哲学”，而朱伯昆先生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冯先生的不足。可以说朱先生用几乎一生的经历在研究《易经》、易学哲学。
我在跟随朱先生学习《易经》的日子里，深深为朱先生独到的见解所折服。朱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使他成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第三代带头人。
记得1998年，在朱先生75周岁的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给朱先生办了一次研讨会，会上中哲史的主任陈来教授深情地说“朱先生是继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后的第三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希望朱先生一个人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会后，我就问朱先生：“您写吗?”朱先生说：“我不写。”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再写也写不过冯先生。”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震撼，这就是朱先生，他知道要全面超过他的老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在易学哲学史上下功夫，这点超过了他的老师。我也深深地知道，我要在易学上超过朱先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一辈子潜心地学习，只希望在《易经》的不断学习中，有所心得。
博士毕业后，我一直跟着朱先生。朱先生领衔先后成立了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国际易学联合会。我就帮朱先生做一些筹备的事情和学术活动的事，不仅常常听到朱先生的真知灼见，而且切实地感受到朱先生那一份忧国的情怀和那一份振兴中华的强烈使命感。
2005年他把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的重任交给了我，没想到2007年5月他就去世了。今年是朱先生仙逝十周年，北京大学将召开一个纪念会。朱先生天国有灵，我相信，这次喜马拉雅100集的《易经》解读，一定会得到他的加持。《易经》一定也会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