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对北魏来说究竟是错是对？

　　说到孝文帝改革，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公元499年三月底，一支行色匆匆的大军正在从汉水往北行军，这支大军全然没有击败强敌之后的喜悦，因为这个时候统帅大军的一代雄主——北魏孝文帝元宏已然病情恶化，时刻都有可能驾崩。不久，大军行至谷塘原行宫修整，可就在四月初一，孝文帝元宏便因病情再度加重，猝然长逝，年仅三十三岁。

　　公元523年，那场动摇了北魏帝国统治根基的“六镇起义”爆发了，在此后的十年间，枭雄尔朱荣、高欢、宇文泰、贺拔岳等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在这些人的“努力”之下，北魏帝国江河日下，于公元534年随着北魏孝武帝元修的出逃而走向了灭亡。

　　从冯太后、孝文帝主持的“太和改制”到孝武帝元修西迁关中，北魏帝国从走向巅峰到覆亡，期间不过经历了短短三十余年。而那场动摇北魏国本的“六镇起义”正是“太和改制”的遗留问题，再加上孝文帝在改革之时，全面汉化，为北魏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所以，从古至今，史家对孝文帝元宏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促进民族融合，将北魏推上顶峰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使得鲜卑消失在历史上，使北魏帝国崩盘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位幼年登基，锐意改革的君王，到底是英雄还是罪人呢?“太和改制”究竟是对是错呢?

　　笔者认为，不管是对于中华民族还是鲜卑民族，亦或是北魏帝国，孝文帝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非罪人，“太和改制”虽有利有弊，但对于北魏绝对是利大于弊!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对于当时的北魏而言，不改革一定会迅速灭亡，改革还有一线生机，而“太和改制”也确实给了北魏帝国“生机”;对于中华民族和鲜卑民族而言，改革加速了民族融合，极大的缓和了五胡乱华以来尖锐的民族矛盾，鲜卑族虽然消亡了，但是此后的隋唐两朝帝王身上皆流着鲜卑血脉，鲜卑血脉已经与整个中华民族血脉融为一体!

　　公元467年十月，拓跋宏(元宏)出生在北魏都城平城紫宫之中，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嫡长子。拓跋宏的降生，象征着献文帝拓跋弘已然长大，北魏帝国的权力从冯太后手中转移到了献文帝手中，但因为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互不信任，二人之间权力斗争日益激烈。

　　公元471年，献文帝以退为进，将皇位禅让给了年仅五岁的拓跋宏，自己借机揽过了北魏的朝政大权。在当时的北魏帝国，可谓是内忧外患，北方有柔然不断寇边，南边的刘宋也不安分，国内又因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各地起义此起彼伏。

　　献文帝掌握朝政之后，虽然对外不断征伐柔然，对内镇压起义，但是未能改变北魏政局动荡的根本局面，北魏帝国仍旧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大厦将倾的危局。

　　公元476年六月，献文帝拓跋弘暴毙(一说被冯太后毒杀)，冯太后再度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借孝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开始改革。

　　从公元477年开始，到孝文帝亲政的十余年时间里，冯太后屡下诏书，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施行了均田制、三长制等影响深远的制度，使得北魏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元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在冯太后的教导之下，孝文帝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几次考量之后，冯太后开始逐渐将权力移交给了孝文帝，并且亲自写下了《劝戒歌》和《皇诰》勉励孝文帝。

　　同年九月，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下诏辍朝，痛哭失声，并且亲自主持了冯太后葬礼，这也是他第一次违背了祖母的意愿——以国君之礼将冯太后葬于方山永固陵，并且在陵寝不远处为自己修建了寿宫，准备在自己百年之后永远陪伴在冯太后身边。

　　随着冯太后的去世，孝文帝正式亲政，开始独立肩负起了改革的重任。他在祖母为其打下的基础之上，继续重用汉族士人，效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官僚体制，而后又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打着南征之名，迁都洛阳，为“太和改制”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在南迁洛阳之后，孝文帝又多次针对鲜卑旧俗进行改革，而后改汉姓、着汉服，开始了全面汉化，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王朝的发展，缓和了尖锐的民族矛盾。

　　可是，奈何天不假年，公元499年，三十三岁的孝文帝英年早逝，因为后继者的无能，“太和改制”最终并未继续下去，很多遗留问题被宣武帝治下北魏王朝的“全盛”而掩盖，其中就有“京北六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