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河期”为明朝的灭亡背了锅？明朝的灭亡跟天灾没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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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明的亡国，不少人都有些耿耿于怀，于是几百年不遇的“小冰河期”，便做了最完美的顶锅侠。殊不知，晚明时候的病态政治、赋役苛扰与民心的丧失，早已恶化到非改朝换代无法挽回的地步，大明覆灭的迹象早就昭然若揭了。

　　可笑、可悲，又可叹的是，我们的古时候史上最勤勉的亡国之君——崇祯帝，非但浑然不为之所动，刷新吏治，以图中兴;却要嚷嚷着“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在自我陶醉呢。

　　病态政治

　　说起晚明的病态政治来，很多人难免自会联想到“宦官擅权”，只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末的“宦官擅权”，怕还不过仅仅是诸多病态政治现象的之一呢。究其病态政治的根源，其实在于历史和政体。

　　大明的立国，至少在士大夫们的心中是将其作为宋王朝制度的继承者来看待的。我们知道，两宋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同治国的。所以在大明的士大夫看来，他们也应该有相似的政治权力。

　　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却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权制度。废除丞相，由所谓的“内阁”秉承着圣意去处理政务。内阁的意见通过“票拟”递到皇上手中，一切的最终决策，又都要通过皇上的“批红”去实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勤于政务的皇上来讲，“内阁”，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而已。

　　倘若皇帝怠于政事，内阁的权力便会急剧上升，这就难于避免要出现内阁各成员间为争夺执掌权而时常会明争暗斗。

　　其实明朝党争的缘起，也正于此。

　　赋役苛扰与两极分化

　　当隆庆、万历之交，在张居正改革期间，明廷便开始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是为了简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的负担，固然是好的;而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也正是基于此出现的。再加上其他一些巧设名目的正税外滥行科派，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反而又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刺激了诸多王爷及皇上，生活更加骄奢淫逸。尤其从万历年间起，开始无度的加征赋税，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

　　据顾炎武的估计，在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在晚明的时候，失地的农户已经有十之八九了。这使得晚明的社会危机空前剧烈，社会动荡也开始出现愈演愈烈的局势。

　　民心的丧失

　　病态的政治与沉重的税负，带来的自然是官民间的离心离德;何况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从来都不乏有通过起义实现改朝换代的故事，这是与欧洲诸国截然不同的。

　　所以当民生艰难到无以为继，民众自然要将生死置之度外，举义反抗，将明王朝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崇祯年间的自然灾害，旱灾、蝗灾、瘟疫的齐袭，正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起义军的队伍里，不止是失地的农民，甚至还有一些过去明军的将士、士大夫文人。崇祯帝通过加派“三饷”来筹措军费，在剿灭义军的同时，又将更多的农民推入到了义军的队伍中去，这也正是闯王的队伍越剿月大的主要原因。

　　当京师被义军攻陷的时候，除了东南沿海，大部分的省份都已经被义军席卷了。即便是义军未曾到达的地方，民众也普遍对大明王朝失去了忠诚。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反清复明”，讲到底，民众们所反的，更多其实是多尔衮所颁的“剃发令”;民众们所要复得，也不是大明的统治，似乎多是要恢复汉民族的政权。

　　结语

　　其实大明的亡国，讲到底不过是反证了一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