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有什么政治制度？都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宗法制

　　宗法是西周的重要政治制度，这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起着维护西周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概述

　　世袭周王称天子，为天下政治共主，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天子的其它诸子可被分封为诸侯，君位亦传给嫡长子。诸侯其它诸子则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亦传位嫡长子，其余诸子为贵族阶层的最低等级——没有封国和采邑的士。这些世袭嫡长子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领。

　　周人很早就有建造宗庙习惯，宗庙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里面分建多少个“庙”则取决于宗主的等级地位。宗庙除了祭祀，还可以举行重大典礼、决定重大事情，具有礼堂的性质。这种对祖先的尊敬，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稳定了社会结构。与宗庙制度相辅相成的还有族墓制度，西周、春秋时代，贵族和国人都被集体安葬于公共墓地。按礼，除了凶死者外，所有族人都应葬于族墓。宗主有紧急的事情，有时也要去族墓报告祖先。

　　在西周时代，“姓”和“氏”是两个概念，“姓”表明血统，“氏”则为“姓”的分支。贵族在幼年时由父亲题取“名”，“字”则是成年后“冠礼”或“笄礼”时所取。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汉字：第一字表长幼行辈(伯、仲、叔、季等)，第二字任意，末一字为“父”字。女子的字全称的末一字则为“母”或“女”，第一字后标明“姓”。由于全称过于复杂，故习惯上省略末尾的“父”或“母”。这种姓氏名字制度能够很好的起到确定血统、长幼、尊卑的作用。

　　与氏族社会相类，周代贵族禁止同姓通婚。但是各等级的贵族又必须在同等级之内迎娶异姓女子，天子、王姬则可与诸侯通婚。贵族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生育的后代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在早期并没有被严格的执行)。嫡长子继承制起到了稳固部族、防止内乱的作用。西周脱胎于氏族社会，各宗族由族长或管理。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是本国的大宗、卿大夫则是本家的大宗，掌管采邑人民和土地，各种宗族组织构成了由上至下的层层统治结构。各级贵族都拥有军队，由族长统领。族长还是宗庙的主祭者、宗族成员的庇护者。各国的卿大夫掌管着军政大权，还有家臣助其打理各种事务。“室老”负责族长财务，“宗老”掌管各种礼仪，“宰”帮助处理政务，还有各种服务卿大夫生活的家臣。家臣对“家”的利益必须绝对的效忠。

　　宗法制的缺点在于诸侯国权力会日渐膨胀，尾大不掉。周天子对其采邑的控制权则逐渐丧失，公、侯、伯、子、男的袭爵渐渐由天爵转变成人爵。西周时诸侯国领土大多很小，有的封国只是一个城。但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大不如前，各诸侯互相吞并，仍至于形成春秋五霸，成为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纳贡制

　　纳贡，是中国古时候的政治制度，可以指：进贡(贡纳制度)

　　即进贡。宗主国接受藩属国呈献的礼品或君王接受臣民呈献的礼品。古时候诸侯、藩王等向天子贡献财物，也指域外的国家前来进贡。比如古时候周边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域等及邻国向中原王朝进献当地珍物，表示依附臣属关系。即所谓贡纳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对边疆少数民族所规定的称臣纳贡、定期朝觐的政策。属于招抚和怀柔性政策。贡纳制度对贡品、贡期、贡道、贡使人数和到京时间都有规定。以明朝为例，朝廷要求进贡当地土特产，不要“过侈”，不要进贡非本地产物。西双版纳傣族进入领主制之初，耕种份地的农奴除向领主交纳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外，还要按传统向各级领主提供贡纳。

　　贡纳制度源于上古。郭沫若《中国史稿》称：“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玉石都是商朝通过交换或贡纳方式得来的，说明商朝的影响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日本学者早川二郎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贡纳制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不是指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指一种原始社会与早期奴隶制度混合的贡纳制度。

　　国子监贡监生

　　纳贡，一名“援例生员”。明代科举制度中国子监贡监生之一。明代准许纳资入国子监。明朝规定凡由府、州、县生员身份以纳粟、纳马或纳银等纳资手段捐纳成为国子监学生、取得贡士资格的人称为纳贡，由普通身份纳资入监者，称为例监。景泰四年(1453年)四月，令生员纳粟为国子生。自后纳粟入监者日多。清代沿用此制，称为例贡，均不算正途出身。

　　分封制

　　分封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

　　“封建”即“封土建国(封邦建国)”，即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诸侯再分封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相当的自主权。分封是让他们建立封国和军队，协助统治。

　　汉语对古时候中国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称为“诸侯”(“诸侯国”、“封国”或“王国”)，统治诸侯(王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君”或“王”，也使用“诸侯王”的称谓。同时，汉语对欧洲从中世纪起的君主制国家也称为“王国”，君主称为“国王”，尽管两者有所不同，但从纯粹的土地分封来看两者都是一致的。

　　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春秋以前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井田就是方块田。“井田”一词，最早见于《榖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据说，夏朝曾实行过井田制。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因夏而来。到西周时已经发展很充分。《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大地提升，庶民都自己开垦私田，而荒废公田，井田制逐渐瓦解，使得井田制“唯莠骄之”。

　　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一人耕种大约100亩(约合今182公亩)。100亩为一个方块，称为“一田”。甲骨文中的“乢囲”字也是由此而来，被认为是井形块状耕地的证据[4]。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田由8户耕种，谓之私田，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诗小雅·大田制》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还存在诸如800亩，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

　　井田制的史料1930年代以前仅来自于《孟子》与《周礼》，或者再参考《诗经》。1980年代伴随金文、甲骨文字及陶文等大量出土、释读，证实井田制的存在似乎应该已不成问题，多数学者也抱持肯定态度。持否定态度者则认为，在《孟子》之前，没有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有学者仍然缺乏考古支持下猜想，井田制度可能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有很多理想化成分”。由于实际地形地貌的千差万别，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严格的实施。胡适在《井田辩》一文中就认为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是传说加想象。郭沫若承认有井田制，“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称为一田，是井田的基本单位”，但他认为孟子所说的井田“完全是孟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化”。唐兰认为“那末，田十田是田一千亩。”范文澜亦否认井田制：“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象无数的井字，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那种划分，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

　　井田制度是可以还原出来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可以将它定义为：井田制度是建立在以井田作为一种有效的产权供给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结构安排的总体描述;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微观经济活动如何与宏观价值构造相结合，以实现资源包括资源与社会资源兑现率最大化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结果，随着这种产权制度的有效性的丧失而失去其现实意义并退出历史舞台。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实施改革，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