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战火连天，混乱局面何时结束的？

　　自西晋末年八王混战、匈奴及羯族贵族刘渊、石勒起兵弄权以来，中原战祸连年，无一宁日。长江流域算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原地主士人和人民纷纷南渡避祸。307年春，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偕同他的好朋友、谋主王导驻节建康，负责扬州的军事防御工作。王导属北方最有名的望族琅邪(yā牙)王氏，谋略过人，诚恳热情。预谋退路的大臣，通过他可为子侄或亲属获得在江南的职务。求他帮助的北来地主士人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和慰问。洛阳、长安陷落以后，南渡的人如过江之鲫，“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他们虽然失去土地，在社会上仍然有很高的威望。

　　王导和东晋的建立

　　携有大量的钱财、佃客、僮仆和私人武装，是一支支流亡大军的首领。为了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不受排斥，继续保持富贵抓住权势，北来士人必须抱成一团，并拥戴像王导这样一个有能力、孚众望的高级北方士族来代表和保护他们的利益。王导的从兄王敦也是个拥有大量部队的将军。

　　于是投奔他们的北方士人日益众多，建康成为长江流域的政治中心。北方士族中以随司马睿渡江的一百来家地位最高。门阀制度森严，政府有专门机构撰有《百家谱》、《十八州士族谱》，有专长家谱学的人辨别真伪，严防假冒。低级士族王泰宝贿赂修谱世家的贾希镜，欲冒人琅邪王氏谱，被王晏检举，贾希镜几乎被杀死。

　　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鄙称为“伧”，不得享受同等待遇。高级士族若婚配不当，如弘农杨氏，也受排挤。士族担任高级官职，且升迁很快，薪俸丰厚。至于庶族地主只能担任低级官吏，非有特殊的军功，难以获任高官。士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权利，不与庶族地主通婚，不穿同样的衣服，不共坐谈话，不轻易往来。江左百家以王导为首，皆被委以重任，成为后来东晋政权的支柱。其中的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轮流把持各种要职，左右政坛。中央及地方要员全属南北士族或其子弟，“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东晋政权的强烈门阀政治性质，是其政治和社会秩序一直比较混乱的主要因素。

　　司马睿在西晋政府中不担任很高的职务，手里没有很多的军队，在晋宗室中又属疏属。北方士族桓彝以及从山西敌后历尽艰险奔赴建康的温矫同他见面后，都深感其才智平平难孚众望，怀疑其作为首脑后的政府能有作为而为前途忧虑。王导先后同二人讨论形势，二人皆佩服至极，惊呼其为江左的管仲。桓彝事后对另一名士周凯(yi义)感叹说：我同王导谈了话，才知道他颇有办法，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安心工作了。但多数的北方士族仍不免悲观失望，不干实事。一有空闲，相约到长江边的新亭聚会，借酒消愁，相对哭泣，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一次，这些名士又到新亭宴会，望见长江滚滚东流，不禁想起从前在洛阳黄河边上宴饮的情况。“周侯(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意思是说：风景同黄河边上一样，只是统治者变了。名士们一个个触动旧情，纷纷恸哭起来。王导正色告诫大家：齐心辅佐王室，恢复中原。怎么能像“楚囚”那样相对哭泣!众名士皆低头认错，佩服王导最有见识，能把大家的士气振作起来。西晋灭亡后，南方的士人受排挤，当官的很少。扬州没有一个士人担任中级官吏，荆州和江南无一人在中央当大官。司马睿到江南大半年了，南方的地主士人都不理他，没有一个人去见他。

　　王导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看到这种局面很担心，行将建立的政权必须以南方士人为依靠为基础。当务之急是提高司马睿的威望。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王导为司马睿安排了一次上巳日(三月三日)的盛大出游仪式。司马睿坐上大轿，由一支威武的仪仗队护送。王导、王敦以及北方有名的文士武将皆骑马恭恭敬敬地随行。大街两旁摩肩接踵，观者如堵。

　　江南的地主代表人物顾荣等也从门缝中窥见了这一盛大场面，极为叹服。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向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任命他们的官职，其他的南方士人自然都会前来归附。王导亲往拜见顾、贺二人，南方士人无不动容。那时在江南的北方士人说洛阳官话，惟王导与南方士人饮宴、聚会、闲谈皆讲吴语。北方士族讥讽王导，说他没有什么长处，只会说吴语罢了。王导不以为意，极力拉拢南方士人。南方的强宗大族顾、陆、周、张及其他士人皆乐同王导来往。

　　王导宴请陆玩，陆玩回家拉肚子，写信给王导说：我是吴人，吃了你的食物，几乎做了“伧”鬼。王导不以为忤，甚至想同陆玩通婚，遭到婉言拒绝。原来北方士人占据要津，南方士人心怀忐忑。义兴(江苏吴兴)大地主周丑，是氏人齐万年起义中被杀死的建威将军周处的儿子。周玘三次镇压江南农民起义，有大功于西晋。他企图发动暴动推翻执政的北方士人没有成功，恚怒而死。遗嘱要儿子继承父志。

　　子周勰联合南方士人发动兵变进攻王导，又失败了。王导怕激起南方地主的敌视不予追究。王导后来作扬州刺史，派专官去属下各郡考察。后来听取回报，考察官们相继谈了各郡的政治情况。惟顾和默不作声，王导问他有什么看法。顾和回答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去计较地方官的好坏。

　　王导连声说他说得对。士族做了任何不法的事，王导也是不愿听的。王述以“家贫”为幌子谋得宛陵令，一上任就大肆收括，州司检举其贪脏事达1300条。事情闹到王导那里。王导却派人去安慰王述说：你是名士之子，不必担心没有优厚的俸禄，让你当个小小县令，实在是委屈你了。

　　由于王导处处以大局为重，宽和待人，甚至睁着眼睛不视不法之事，尽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并努力维持北方士人间，以及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之间力量的平衡，一个以司马睿为号召的各种势力互相利用互为得利的联盟形成了，奠定了东晋政权的政治基础。

　　那时南渡的士人和农民估计有90万，约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南来的人统称“侨人”，多按宗族、乡里聚居，地主士人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领，并以拥有的侨人作为自己的力量。地主要建立产业，农民要种田。南方的士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排斥侨人。

　　王导定侨居法，在南方地主势力较弱、人口稀少的地区如丹阳、晋陵、广陵等境内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与当地州、郡、县分别建制，各不相属，各有一套行政机构。需要的大批地方官吏，为南来的中下级士族提供了政治出路，又可利用北来的劳动力作佃客、奴仆创立新的产业。

　　这样做的好处甚多，既有了一支抵御胡人南侵的力量，又可缓和南北士族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的冲突。侨人不列人当地户籍，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这就吸引了大批北方劳动人民南下。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工具，对江南的开发有积极作用。自东晋至隋统一中国的近300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科学更远远超过北方，王导功不可没。

　　王导“为政务在清静”，“群情自安”,即在忽视人民利益的条件下，让有实力的士族彼此牵制，并采取措施满足他们的要求，尽力避免激化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简言之，王导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对上要应付一个姓司马的皇帝，对下要压抑或缓解北方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以及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之间的矛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王导做到了，且达到“匡主宁邦……朝野倾心”的地步。诚如王导晚年自己所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有人会想念我的糊涂。

　　317年东晋建立，次年司马睿由晋王称帝。他自己很清楚，不是有力量，而是“司马”这个姓帮了忙。政治上全靠王导，军事上仰仗王敦。中央及地方要员皆视王导脸色行事。司马氏的势力远不及王氏，要想做点事或安置亲信必先衡量得失。呼王导为萧何、为仲父，甚至登御床受百官朝贺时不得不三番四次请王导同坐受贺。

　　结语

　　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正好说明王导是东晋的实际缔造者。虽然如此，东晋同北方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相比，终究比较安定，对人民，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后来的谢安继承王导的政策，实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团结，终能以微弱的力量打败了强秦的侵犯，继续保持南方发展的势头。